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以“岁币”平息外患，收容流民、饥民于军营以防内乱，虽然换来四十余年的国泰民安，但也导致宋廷严重的财政赤字。宋神宗继位后，力图充实国库和平息边患，遂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是为熙宁变法（亦称王安石变法）。变法开展之后，宋廷财政充足一直受益到徽宗时期，可以说变法的目的达到了。但宋神宗退位后，新法被司马光悉数废除，因而熙宁变法历来又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变法。
王安石画像
剖析变法的过程，作者难以想象，导致变法受阻的并不是保守派，而是首推变法的宋神宗。学者王志敏等曾经说过，“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取得比北宋前期变法更大的成就，离不开宋神宗坚定的支持，而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也与宋神宗帝王权术密切相关”。本文将从熙宁变法入手，细说宋神宗在变法的过失，并希望总结出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的历史之鉴。
公元1069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持了熙宁变法。其中所涉及的金融和税收的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宁变法中的两个核心人物，但由于君臣之间特殊的从属关系，宋神宗无疑是扮演了一个较为典型的专制型的角色。对于王安石的建言献策，宋神宗能否采纳，直接关系着变法的推进及其效果。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二十一岁，这时，王安石是他唯一可依靠的能够主持变法的股肱之臣，所以，他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态度，体现了其壮士断腕、矢志不渝的变法信念。发生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底至熙宁七年（1074年）初的旱灾，在郑侠的《流民困苦图》中有所反映，被大臣们归为“人事之未修”，于是，宋神宗顺水推舟地将“天灾之责”归咎于王安石。王安石遂罢相以为宋神宗开脱。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宋神宗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反映了其缺少担当的一面。在古代，大臣不敢指责皇帝，只能是王安石替皇帝背了黑锅。值得补充的是，王安石对于天变的看法与他人不同。他认为，即便在尧舜时，天变也时有发生，天变只与天象有关，而根源不在人事。王安石的此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值得肯定。王安石能够坚持己见不动摇，这是一个变法者应有的决绝态度。君臣关系和谐，王朝就有望得到大治；反之，政事就会受困。
君臣之间既是隶属关系，也是合作关系，同时也存在着权力的分配与角逐。历代帝王最害怕的就是官僚专断，所以保守派对王安石结党营私、专断独行的诋毁就触动了宋神宗皇权旁落的神经。他对王安石的态度由信任、警惕转向了猜忌。同时，随着宋神宗的成长，他的主见和专断也成为王安石不可逾越的障碍。宋神宗第二次起用王安石后，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
王安石既失望又无奈，他对变法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是有心理准备的，也有应对措施，但无法改变圣意，便只能束手无策。除了称病不朝和罢官，他再无选择。可以说，王安石二次罢相，与宋神宗的揽权、收权有直接的关系。历史上的变法，一项新的策略一般都有一个从反对到接受的过程，所以变法必然是以强制推行开始的，若不能坚持下去，变法不仅收效甚微，失败也是迟早的事。
王安石与保守派争论
起初，宋神宗对王安石充分授权，王安石因此能够力排众议，采用强硬手腕推行变法，变法具有一定的可取性。后来，宋神宗虽然还能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但不能对其充分信任和放权，使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变法的阻力越来越大。对于王安石来说，他主动退位，由宋神宗一人推行变法，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毕竟变法中容不得两种意见，思想统一和步调一致显得更为关键。
从熙宁变法来看，宋神宗的授权和放权是执行力的保障，授权人的刚愎自用和猜忌心理是授权行为的两大忌讳。宋神宗授权后，就要对授权对象有充分的信任，不能轻易收权，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甚至使授权对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由此来看，对于熙宁变法的失败，王安石只能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人们对王安石的批评和苛求并不见得合理。
在变法中，宋神宗一方面起用王安石，一方面又将保守派骨干文彦博、冯京等人留在朝中，故意使之与变法派相互制衡。王安石对于宋神宗此种做法的不满见于其文字：“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变法期间，宋廷中保守派与变法派的论战持续不休，宋神宗坐山观虎斗的自得态度，一方面阻碍了变法的推进，另一方面也酿成了若干年后难以禁止的朋党之祸。
宋神宗画像
王安石不可能察觉不到宋神宗的态度和心思，他无疑也是失望之至。一个变法的班子，不仅不能够齐心协力、共御困难，反而还时常发生掣肘和不合拍的情况，这样的变法，结果肯定不容乐观。变法如果没有强力推进是难以成功的，以商鞅变法为例，秦孝公能够将变法完全托付于商鞅，赋予其生杀予夺大权，甚至承诺与之分天下而治。可以说，商鞅在变法中遇到的阻力不比王安石小，但因有秦孝公的支持，他才有足够的能力扼制住反对的势力。
商鞅若没有遇到秦孝公，恐怕也难以完成他的事业。而王安石若能够遇到像秦孝公那样的明主，变法未必会失败。宋神宗故意用保守派牵制变法派的做法，不仅增加了变法的难度，还引发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为了变法，王安石起用了一批新人。这些新任命的大臣中，真正的变法派少，投机者多。由于所用人员的动机不纯，最终成为变法难以为继的一个重要原因。
变法派主要是王安石新起用的大臣，他们内心渴望有所作为，但也存在急功近利、处事上不成熟、实干中缺少经验的一面。另外，他们的个人操守和品质也多有问题，如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李定、邓绾等人，都在宋史奸臣册的名单内。其结果是，变法派首先在内部分裂。
变法失败后心灰意冷的王安石
曾布和吕惠卿都是由王安石提拔的年轻官吏，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二人职位不相上下，却明争暗斗，其间，曾布被贬。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被推为副宰相，两面三刀的邓绾即倒向吕惠卿。王安石复任宰相后，与吕惠卿意见不和，二人各行其是。邓绾又向王安石靠拢，后被贬。变法派的分裂主要来自吕惠卿案。吕惠卿在掌权期间假公济私，发生了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以权谋私案。
除吕惠卿外，牵涉此案的陈升之、韩绛、王安礼等也被贬逐。后来，吕惠卿又倒打一耙，引出了王安石之子王雱偷取宋神宗御批案。体弱多病的王雱深知为父亲闯了大祸，愧疚而死。至此，变法派阵营全部瓦解溃败，内讧与分裂瓦解了变法派的阵营，使得变法难以为继。木桶定律认为，一个团队的能力和水平，不是最优秀的那个人决定的，而是最差的那个人决定的。这恐怕也是王安石所未能预料到的后果。但是，变法派阵营的瓦解，与宋神宗有必然的关系。
王安石虽是变法派的核心人物，但宋神宗直接插手变法派内部的事务，不断分解王安石的权力，甚至故意挑起变法派内部的争端。此举导致了王安石对于对本阵营内的人员也无力管控，甚至出现了被下属揭发的事实，可见内部问题之严重。宋神宗驾崩后，保守派势力抬头，由于变法派力量已被严重削弱，再难与保守派匹敌，变法即宣告失败。最后，宋朝还是没能幸免于朋党之祸，重蹈了历史覆辙。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措施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曾提到实行变法的三个条件：一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二是“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三是“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从根本上说，良法需要良吏来执行。但由于新法主要触动了皇亲国戚的利益，即便有良吏，也因职权有限，又想保住“乌纱帽”，很难严格执行。这是新法在执行过程中难以撼动的巨大障碍。
王安石将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良吏，而未能用律法等制度性的举措对付和惩治贪官污吏，这是策略上的一大缺陷。变法派对于保守派的干预，都要上报皇帝来处置。而宋神宗“宽厚”的性格以及出于平衡两派势力的考虑，扮演的是“和事佬”的角色。学者钱申就说，“宋神宗对反对、阻碍甚至破坏新法的老臣不仅不进行严厉申斥或处罚，还一再想着重用与维护”。这种做法导致人治往往置于法治之上，阻挠变法的人没有恐惧，变法的道路曲折而缓慢。
虽然变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但成效也比较明显，一些王侯贵族阶层也缴纳了税款，北宋王朝税收大幅增加。当然，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来说，动大手术，受点疼痛亦或是产生些不适是在所难免的。变法也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适应和巩固的过程。新法实行十几年后，司马光要废除新法，却遭到了一些百姓和部分大臣的反对。这也可看出，新法并不全是害民的，也获得了一定的认可。
王安石雕像
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在古代，一位大臣即使其变法失败，甚至还曾在无意中损害过百姓的利益，但只要他是一心为民的，百姓依然会念及他善意的初衷而原谅并爱戴他，在朝堂之上，他也断不会遭到全部的否定。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就评价王安石道，“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王志敏、张蕾，《熙宁变法的现实借鉴》，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42-44页
钱申，《论宋神宗谨慎、宽厚的性格及其对变法的影响》，山东工会论坛，2018年，9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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