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到了公元280年，晋武帝出兵灭吴，重新统一了中国。但西晋却是一个极其短命的统一王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晋的灭亡呢？有的人说是红颜祸水—贾南风；有的人说是权力内斗的“八王之乱”；有人说是“五胡乱华”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但这些都是表象，是一些浮在水面上的东西，而在水下则暗涛汹涌，今天，让我们来把时间定格在司马氏的发迹史上，来探讨下西晋灭亡更深层次的四个原因。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所有权是政治权力的源泉，魏晋时期，从世家大族的政治要求出发，就出现了“九品官人”之法。随着曹丕篡汉自立开始，为了获得世家大族对自己的支持，他对世家大族做出了进一步妥协，由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的继续采用，久而久之就导致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局面的出现。
而司马氏就是当时世家大族的代表，司马家族更是出现了著名的“司马八达”，他们篡夺曹魏政权能够获得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世家大族背后对他们的支持。关于司马氏世家大族的身份，在《晋书·礼志》中有如下记载：
晋武帝诏曰：“本诸侯生家，传礼来久。”
我们通过晋武帝司马炎本人的话，可进一步确认司马氏是东汉中叶以后的世家大族身份无疑。而司马炎在未即帝位之前，以世家贵公子当上品之选，他不是寒门，还是世族还是九品中的上品。因此在西晋受禅之后，司马炎虽然有令内外群臣们“举清能，拔寒素”的诏令，可是那时中正们所保举的人物，基本上都出自世家大族，真正的寒门是没有机会被提拔和重用的，诏令不过是为世家大族增加了另一种做官的机会。对于天下寒门来说，晋武帝做做样子，大家听听就行看看就好，当真了你就输了。
如果说曹丕篡汉时，对于陈群提出的“九品官人制度”做出了让步是一种妥协，那么司马氏对于世家大族的态度是合作，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世家大族利益的代表。当时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颍川荀颛，河东卫瓘，河内山涛等人，或因为是国之耆老，特别给予有待；或者参与了魏、晋更替的秘密谋划，掌握机要；或者通过和皇室联姻的方式，成为了晋室的爪牙。
所谓门阀专政的典型时期，实际上就形成于这一时期。晋武帝司马炎虽然是皇帝，但是并不拥有绝对权力，很多时候，他还要向门阀世族让步，皇权走向绝对权力，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时候的门阀不仅有能力，还有自己的地盘庄园，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由于他们经济势力的发展，客观环境的变化，往往想贯彻一种政治思想。他们都是有政治企图的人，只做个富豪并不是他们的追求，如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在曹魏时代，就曾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秦亡国的很大原因在于废除了五等爵，表面上看是一种复古的言论，实际上是为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服务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司马朗和其弟司马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下土崩之世，由秦灭五等之制。——《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
司马朗提出这种论调的原因在于：世家大族建立了自己的小庄园后，想通过恢复五等制来让他们的小庄园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中之国，让政府承认他们这么做的合法性，带来的后果就是君权弱化、门阀兴盛。
这种政治主张，在曹魏时代，尤其是曹操在位时受到了打压，曹操敏锐的意识到了世家大族的政治企图和可能对自己带来的威胁。因此直到司马氏掌权后，司马朗的主张才被付诸行动，到了西晋建立以后，出现了“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门阀们的政治要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
曹魏时期延续汉代削弱诸侯王的做法，诸侯们均为虚封，没有实际权力，每个人也就有个几百号人，以保卫自己的封国，属于有名无实的存在。且诸侯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游猎都不能过三十里，又设置了辅助的监国之官，以便于对诸侯们进行监视。诸侯们的日子很不好过，还不如囚徒，很多人都想做布衣。如曹植就空有一腔报国热情，但一直受到曹丕、曹叡父子的怀疑和压制，直到最后郁郁而终。
因此在地方上，宗室没有什么势力基础，虽然在中央方面，曹魏重用宗室，一旦中央势力转移，政权也就落入了他人之手了。这也是高平陵之变时，司马懿得手之后地方上没有宗室起兵反抗的原因所在。作为宗室曹爽想集权，但是缺少地方上势力的支持作为外援，因此，才很容易让司马懿找到机会一举夺权成功。
作为最大的受益者，晋武帝司马炎当然知道宗室衰弱是曹魏被孤立的原因。作为世家大族利益代表的司马氏，在继续倚重世家大族的同时，对于宗室的势力也进行了加强，分封司马氏为王，让他们作为外藩来巩固中央的权力。这次诸侯王可不是傀儡，他们缺地就补充地盘，缺人就补充部队，把他们一个个都养的瞟肥体壮，都不是让人随便弹捏的软柿子了。
具体来看，晋武帝时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邑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后来更是通过更改户邑的方式，凡是不满万户小国，都给增加到万户；大国赠为四万户，而汝南王司马亮、秦王司马柬食邑更是达到了八万户，成都王司马颖的食邑更是达到了十万户之多。西晋共分封五十七个王，以每国一万户来计算，就已经达到了五十七万户了，此外五等封爵的食邑户数尚不统计在内。
诸侯们虽然享有封地，但是并不治理官吏和百姓，而且所谓的食邑户数，也只是在国家的户口上，只是名义上属于诸侯们罢了。诸侯们不作为却可以享受到一部分国家的租调。虽然对于国家来讲，并不妨碍中央行政权的统一，但是租调的分割，却给中央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西晋太康三年，全国只有人口三百七十七万，这和东汉永嘉元年全国的九百九十三万人口数量相比，才是当时的三分之一。可是西晋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政务开支却远远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么沉重的负担都压在了西晋这三百多万国家在册的人头上，可以想象的到西晋的百姓负担之重。百姓们纵使遇到丰收的季节，也仅仅够供给国家财政支出，按照《晋书·傅玄传》的说法，百姓们面有菜色，而统治阶级宗室王族和门阀们一个个都脑满肠肥，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魏晋之际，除了中央拥有数十万大军，以守卫边境和防备吴蜀两国之外，在维持国内统治秩序方面，州郡兵也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晋武帝平吴后，认为国家已经统一，可以削减军队，以彰显天下安定，于是把很多州郡之兵都裁撤了。
但是这样一来，州郡就没有了固定的武装力量，宗室诸王却拥兵自重，他们利用手中的军队和自己在地方的权力终于酿成了“八王之乱”。晋武帝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却适得其反，在“八王之乱”结束后，由于州郡缺少兵备，才让少数民族的武装力量一再壮大而得不到有效的牵制，终于酿成了“五胡乱华”的局面，直接导致西晋王朝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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