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平衡地主阶级、贵族与平民百姓的差距。一直是古代帝王，终其一生想要实现的目标。纵观历史长河，无论是上演的多次变法，亦或是各种揭竿起义。其根本原因，就是君主的权力减弱，不足以掌控整个国家，才会产生时局动荡的现象。
而君主权力减弱的直观表现，就是地主阶级与百姓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才会造成君主无法制止这一现象，渐渐形成类似春秋时期的“礼乐崩坏”的社会形态。今天，我们就聊聊，历史上有名的两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浅谈一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与汉朝颁布的推恩令的差异性。明明都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为何会造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呢？
商鞅变法，所处的时代是战国群雄纷起。此前，已经经历过两个朝代的战乱纷争。比如东周时期的诸侯分裂。到了东周末期，竟然足足产生了100多个诸侯。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表面原因是周天子的实权越来越弱，已经无力管制。只能纵容这些诸侯，私自培养势力，瓜分国家主权，国家的内乱越演越烈，最后东周政权宣告灭亡。到了春秋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动乱，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礼乐崩坏”，导致群雄四起，大量宫廷的礼乐文化，传入了民间，国家制度出现了大幅度的紊乱。
而出现上述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分封制，导致诸侯的权力过多，抛开百姓的生活不讲。分封制一度沿袭，直接导致了，天子手里的权力越来越低，国家的归属感薄弱，对于君主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却一直没有办法改善这一情况。商鞅作为秦国的左庶长，也是战国时期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深受，当时的统治者秦孝公的信赖。考虑到秦国多年来的国力衰弱，将原因归结为以地主、诸侯为代表的上流贵族，战友的权力过多，如此下去，就会延续前朝的动荡时局，国家必然无法强盛。本着平衡贵族诸侯的势力与强大秦国的目的，商鞅针对这一现象，决定以“郡县制”，取缔之前朝代的“分封制”。在《左传》中记载：“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这是商鞅施行郡县制之后的结果，将地方的官职，从原来的诸侯世袭担任，改成了不得以世袭官员任职。从乡、郡、县层层递进，减少了原来诸侯，私自培养势力，上下不通的现象。
比起汉朝的颁布推恩令，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要比之严峻得多。推恩令的颁布背景，在此之前，已经经过了两次重大博弈。在此前的汉景帝时期，已经出现了以晁错的为代表的，主张削藩，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策略。晁错所撰写的《削藩策》，主张削弱诸侯的封地，以此来降低对君主的威胁。而这一举动，虽然得到了汉景帝的大力扶持，却触犯了诸侯贵族的利益。最后还导致了产生了造反现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最后以晁错之死，换取了政权稳定，七国之乱很快就被瓦解。
但是地方诸侯权力过大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了。从汉景帝到之后的汉文帝，已经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做了很多政策铺垫，百姓与官员见识到了君主的决心。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时期，削弱诸侯势力，已经势在必得。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有了汉文帝与汉景帝的铺垫，汉武帝决定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之路，比起商鞅变法，要顺利得多。
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总的来说就是五点：“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商鞅第一步就将矛头指向了诸侯与上流的贵族。废除了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将诸侯大部分封地，收为国家所有，让百姓可以去租赁土地，不用受到诸侯为代表的地主剥削。这一措施的施行，扩大了土地私有制的范围。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是一大进步的策略，却也有其弊端，为之后变法失败埋下了伏笔，商鞅鼓励农品进行耕织，加强粮食的收成。还对耕织和有军功之人，进行嘉奖，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商鞅大力发展民生经济，将秦国的军事能力大力提升。取消了世袭军功的制度，大力打击了诸侯的权力。在军队中设立“行伍制度”，将军队从先前的杂乱无章，变得豁然一新。除此之外，商鞅在法治上，并不提倡儒家宽几待人、人人平等的思想。他认为，治国还是要以法治为主，便发明了“连坐”的中大刑罚，并规定：“一人犯罪，五家为保，十家连坐。”大概意思就是，一个人犯错，周围的五家如果不举报，就要连累周围的十家一起连坐。在如此的法治措施下，秦国的确得到了短暂的强盛，却也为其变法失败，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而推恩令的措施，则与之明确的多。从汉武帝上位开始，就已经明确了态度，要改善诸侯权力过大这一现象。后来主父偃上奏，希望能够实施“推恩令”来逐渐瓦解诸侯势力：“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消而稍弱矣。”主父偃的观点是，如今的汉朝，诸侯手里拥有的封地与权力过大，长此以往，朝廷将无任何严明。因此想办法削弱诸侯权力，是势在必行。而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大意是要汉武帝下令，各诸侯王的封地，必须分给自己的子嗣，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中记载：“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可见，推恩令的实施，虽然和商鞅变法，一样打击了诸侯的势力，却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商鞅变法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诸侯，从实施开始便与诸侯形成牛角之势，过程也经常受到阻拦。而推恩令只是让诸侯将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嗣，却没说收回。从诸侯方面来看，他们并不亏，按照史料记载，诸侯心里甚至认为“汉有厚恩”。所以，推恩令的措施，得到了朝野全体同意，诸侯也没有理由反对。最后达到了汉武帝的目的，诸侯的封地越分越少，到最后诸侯的封地，呈现这样的数量：“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从根本上，解决了诸侯封地过多的现象，逐渐瓦解了诸侯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无论是效果还是人心方面，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都要比商鞅变法厉害得多。
商鞅变法和推恩令，从本质来说，都是为了削弱诸侯势力，来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巨大措施。结果却天差地别，商鞅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推恩令反而大获全胜。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措施是否合理上。商鞅变法，不可否认对秦国的军事、经济方面，有很大改观。但是实施地太过激进，将地主阶级与诸侯贵族，作为首要打击范围。无论是取消分封制，还是取消屯田制，无一例外地触犯了诸侯的利益。而仅仅是这样，也不会失败地如此之快。商鞅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大方向的指挥，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利用严苛的法制，使举国上下“莫有异心”，实现大同。但是他却忽略了百姓的真实感受，沉重的赋税与剥削，加上严苛刑罚，早就让百姓的日子雪上加霜。以百姓的生活供给国家，表面看起来，国家的确繁荣昌盛，但是长此以往，必然会形成官逼民反的局面。而商鞅也因为这种错误的措施，受尽了百姓的谩骂。更为讽刺的是，商鞅最后就是死在了自己创造的“连坐刑罚”上。
推恩令的成功，表面来说和商鞅变法一样，都是打击诸侯势力。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却十分人性化。经过了“七王之乱”，有了祖辈汉景帝与汉文帝，打击失败的教训。到了汉武帝这一代，对于诸侯削弱已经十分谨慎。加上主父偃的推恩令，对于诸侯来说，要比商鞅变法容易接受得多。而且当时的西汉，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异常强大。诸侯也深知当时的局势，受到汉武帝的“厚恩”，等于给他们一个台阶下。既无形中削弱了诸侯的权力，还没引起纠纷。推恩令大获成功，是采取了迂回政策。比起商鞅变法， 要高明得多。
商鞅变法虽然失败，但还是推动了新思想萌生的进程。从战国开始，商鞅和君王就已经认识到，诸侯权力过大，无疑是对君王的一种巨大威胁。而诸侯与贵族都是受益人，自然不会出声。商鞅的变法，成功将分封制与屯田制取消，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打击了诸侯的势力。只是措施有些失当，却也不失为一积极改革。推恩令则高明得多，换位思考诸侯的心理，以迂回的方式，让诸侯主动“让出土地”，打了一个漂亮仗，背后隐藏的是汉武帝的睿智与帝王心术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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