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地方上县一级的最高长官就是知县、县令。《宋史.职官志》载:“县令 ，建隆元年，令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
宋时，宋朝皇帝为了彻底的掌控住朝政大权，避免再次出现如同五代十国那般朝政更迭频繁，政权朝不保夕的局面，宋朝皇帝是用尽了各种方法来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职官制度，宋朝的职官制度特点就是“中央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抑武、重治抑官”。
王安石-曾任鄞县知县
当时宋朝的官称和实职是相分离的，《宋史.职官志》载:“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就是说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的长官，但除非皇帝特命，一般是不管本部职事的，比如礼部，礼部虽有礼部尚书，但实际掌控礼部的一般情况下却并不是他，而是“判礼部事”。
而在地方上，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大县，宋亦也是采取这种做法，就是在这些大县不任命正式地方官，地方官职权由中央派遣的官员代理。宋时会经常派遣京朝官前往各地的县担任最高长官，管理一县行政、军政事务（如当地驻有戍兵，他就会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兼管军事），称“知县事”，简称“知县”。
如此，宋朝的县令、知县虽品级可能不一，但却同为一县的最高长官。当然我们今天不讲宋朝县令、知县之间的区别，而是来说说他们的职权。
宋朝官制
宋朝县令、知县作为县一级的地方行政首脑，他们涉及的职权是非常广的，包括一县的军政、民政、行政、财政、司法等领域。可以说宋朝的县令、知县是无所不统，无所不揽的，他们是既要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要稳定中央对于地方的统治，及维护地方的平稳，可谓是事务繁重。
《宋史.职官志》载:“（知县、县令）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有水旱则有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记，则抚存安集之，无使失业。有孝悌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上于州，激劝以励风谷”。
县衙
宋时知县、县令具体的职权有以下几点:
一、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水利、农桑作为地方上最最重要的事务，关乎着一县的社会生产发展是否能平稳的向前迈进，因此两宋时“农桑垦殖，野无旷土，水利兴修，民赖其用”与否是考核知县、县令政绩的最重要的标准。
自北宋开国以来，宋朝皇帝就反复诏令在任的知县、县令首要做的事情就是“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如宋仁宗庆历四年正月，仁宗就下诏:“自今州县官，有能兴水利、课农桑、辟田畴、增户口，凡有利于有农者，当议量功绩大小，比附优劣，与改转或升陟差遣，或循资家便，等第酬奖。即须设法劝课，不得却致扰民。其或陂池不修，桑枣不植，户口流亡之处，亦当检察，别行降黜。”，就是说若该地水利通畅，农桑富足，则知县、县令升官，反之若陂池不修，桑枣不植，则知县、县令降职。
宋朝水利工程
二、平决狱讼。宋时，“断狱平允、民无冤滥”一直是知县、县令在县里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宋刑统》定:县级司法审判事务由知县、县令负责，但需要注意，县令、知县只能处理杖刑以下（即笞刑、杖刑）的案件，而对于要判徒刑以上（即徒刑、流刑、死刑）的案件，知县、县令只有审理权，而无审判权，他们只能是搜集证据，然后将案件审理明白，之后对于罪犯的审判，只能是由州长官来进行定罪。
三、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县令、知县作为协调中央与地方最重要的一道桥梁，他们是起着上情下达的作用，因此“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文臣七条》）就是知县、县令又一重要的职责。当时凡是朝廷颁布地方的法令条例，知县、县令都需先领会其意思，然后将其化繁为简，以最简而意赅的语言将其颁布于地方，让地方百姓领会朝廷的真正用意。
宋县衙官员
同时为了保证朝廷政令在地方上的有效贯彻，朝廷还赋予了知县、县令以道德劝化民众的“厚风俗”之职能，当时宋廷隔三差五的就会下诏严令知县、县令对所辖民众的不正确行为一定要进行劝戒或惩治，以此来保持民风的淳朴，以及朝廷政令在地方上的顺利实施。
四、实户口。宋时，让所管辖地区的户口出现增长是知县、县令的主要职责之一，宋太祖建隆三年定:“州县官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每十分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其州户不满五千，县户不满五百，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以为分。若抚养乖方，户口兼毫，各准增户法亦减一分，降考一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就是宋朝将户口的增长作为知县、县令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之一，增长到一定程度，考核政绩时就加一等，反之如果是不增反降，则就减一等。如宋真宗时期潮州海阳县令钱冶，他在任期间将海阳县户口增加了千余户，由此在考核期间以优异的政绩升任宁国军节度推官。
宋朝民间百姓
五、征赋税。督征一县之赋税是知县、县令不可推卸的责任，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下诏:“自今诸县令、佐凡历三年，收赋税并得依限齐足者，超资任以大县；历二年，违限不足者，降资授以小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就是说自赵光义开始，知县、县令只要收足三年的赋税，就可以去大县任县官，反之若二年都未能收足赋税，就只能是降去小县任县官。
当然对于赋税这等大事，宋朝的管控可谓是十分严格，虽说是由知县、县令来全权负责征收所在县的赋税，但宋朝为了防止知县、县令出现贪污的情况，会让县丞负责监督，让主簿负责征督及账簿等事，以此来确保地方的赋税能完整的上缴国库。此后，在完成赋税的征收后，知县、县令需按类上缴到府州军中，之后再经过重重的确认，直至上缴到中央国库。
六、均差役。“差役”指的就是封建时代派民户轮流供官府驱使的徭役。宋朝的差役曾历经数次变化，先是推行差役法，熙丰年间又改行募役法，元祐年间又是差雇兼行。差役法有别于募役法的是，差役法是无偿的，而募役法是有偿的，因此当时宋朝是“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差役
但是，在宋朝在用“差役”上绝对是不可能完全的使用募役法的，虽然“募役法”付给雇佣的民户的钱是不需要朝廷出资，而是由当地民户按户等分担，即“免役钱”，可这样久而久之百姓的负担日重，他们必定会引起剧烈的反弹，甚至是引起民变，所以在当时，宋廷肯定是不能都用“募役法”来雇佣百姓为役的，铁定是需要差雇兼行的，就是如此，这里该如何分配差雇兼行的份额，就需各地的知县、县令来决定。
同时，宋时轮派差役及征收“免役钱”的依据是根据户等，而户等主要是由田地、财富等来决定，因此户等制定是否公平，就决定着“差役法”、“募役法”在地方能否顺利的执行下去。而县一级制定户等的任务就是交由知县、县令来全权负责，宋神宗熙宁二年颁布的《考核知县、县令课法》条文中就提出知县、县令拥有“赋税及时了办，不烦追扰；及差役均平”之职能。
七、领一县之兵政，维持一县之治安。宋时的知县、县令跟明清时期的知县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宋朝的知县、县令是有兵权的。《甘肃通志》载:“宋罢藩镇，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其后文武官参为之。而庆、渭、熙三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事，余州并兼兵马钤辖、廵检或带安抚提辖。县令若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当时如当地驻有戍兵，知县、县令一般就会兼兵马都监或监押之职，以此来兼管军事。
宋朝士兵
当然对于知县、县令掌兵一事，在宋朝是曾有过数次的变化的。宋初，宋廷允许知县、县令掌兵，但是到了宋神宗熙宁七年始，据《乞罢将官狀》载:“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之官，凡州县兵马，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诸州兵官不精勤训练，士卒懈弛，于是，有建议者请分河北、陜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诸军若千人为一将，别置将官，使之专切训练。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此时宋朝因实现“将兵法”，所以在当时宋朝只要是实行该政策的地方，知县、县令都是无权干预军政的，而是由朝廷选派的军官来全权统领该县的戍兵。
之后到了北宋晚期，因金国的大举南下，宋廷又不得不将军权暂时下放到知县、县令手中，《宋史.兵志》载:“钦宗即位，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各自募其亲识乡里以行....若监司、知通、令佐并应有官人，能召到敢勇、効用事艺髙强及二百人以上者，乞与转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稍有稽缓，并依军法”。
到了南宋时期，因北方之地皆被金国所占，此时偏居一隅的南宋需时时刻刻的提防着金国的入侵，因此在宋高宗建炎二年，高宗下诏诸州守臣募土豪、民兵皆需“听州县守令节制”，自此至南宋灭亡，知县、县令都拥有直接掌控本县戌兵的权力。
金攻宋战争
八、兴建学校，教育县学子弟。宋朝是最重视文化教育的一个朝代，因此兴建学校，教育县子弟自然就成为知县、县令所要负责的一项事务之一，宋徽宗崇宁三年正月，徽宗下诏:“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这县学子弟的教育、赡养就是知县、县令所要负责的事情。
九、有水旱则有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记，则抚存安集之，无使失业。一个地方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非人力所能改变的，但能让人力所改变就是事后的救灾工作。历朝历代灾难的发生往往是不会引起国家多大的动荡，真正会引起不可挽回的动荡的是这个政府在灾难过后的应对措施，如果各地方长官能应对得当，救灾迅速，则国家势必就不会出现什么多大的动荡，但反之，如果各地方长官应对不得当，则国家势必就会民变四起，民不聊生。
所以在宋朝，一县的知县、县令负有不可推卸的救灾，及在灾后安抚百姓的职责。而每当宋朝地方发生大规模的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宋朝皇帝都会反复下诏，要求知县、县令及时检视百姓、民田受水旱灾害的实情，以蠲租减税，所以知县、县令又同时担任着灾后的清算工作。
宋朝社会
十一、有孝悌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上于州，激劝以励风谷。宋时，只要知县、县令所管辖的地区出现闻名于乡里的大孝子，他们就有将其上报于州长官的职责，此后朝廷查明属实，就会给予这位大孝子相应奖励，或赐予官职，或赐予钱财，借此来“激劝以励风谷”。
综上所述，作为一县长官的知县、县令的事务是非常繁重的，在县里几乎是无所不统，无所不揽，如此，正是因为知县、县令对于县事务的绝对控制，知县、县令贤能与否就关乎着宋朝地方的稳定与否。
而当时宋朝上层统治阶级也深知这点，“治天下之术，莫重于牧民，牧民之任，莫亲于守令。守令不贤，人君虽有良法美意，不能布宣，而朝廷之德泽终不能被于天下”（《乞定州县考课之法疏》），他们深知要想让宋朝的统治安稳如山，最重要的就是知县、县令这些地方长官，只有他们贤能，宋朝的天下才能江山永固。
因此，在基于这种认识下，宋廷对出任知县、县令的官员，都有着严格的选拔、派遣、考察标准。
宋朝知县、县令官服
可以说终两宋319年的时间，宋廷之所以能够不亡于内乱，这之中在严格制度下选出的知县、县令，他们在其中的作用绝对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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