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秦朝以及秦始皇，相信大多数人的印象都并不太好。秦朝留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严苛的、专制的，其突出的表现，一个就是异常严苛的秦律，另一个则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实际上，当下的学者对于焚书坑儒这一事件已经有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讨论，不再是按照以往那样一味地持批判的态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是由后世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儒生所编纂的，这些儒生的立场是否公正实际上是十分令人怀疑的。
千古第一帝王秦始皇嬴政
对于焚书坑儒这一事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并不是秦朝一如既往的政策。实际上，在秦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秦始皇秉持的还是一种兼容并包、相互融合的文化政策，来自齐鲁的儒生在秦始皇的宫廷之内也有着不错的地位，但最终因为儒学与秦始皇的统治哲学的冲突以及齐鲁儒学文化与来自管仲的秦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的政策，决定焚书坑儒。
本文的意图，便是向读者展示秦王朝的文化政策是如何从相互融合到焚书坑儒转化的，因此这一转化背后的文化原因是什么，以期向读者展示一个关于焚书坑儒这一事件的更为全面的视角，而非以往那种一味批判的观点。
即将被坑杀的术士
秦朝自商鞅变法之后，实行的一项是“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政策，对于文化管理的非常严格。这主要是因为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富国强兵，快速地加强秦国的国力，使得秦国在战场上可以无往不胜。在这样的一种目的下，全体国民的思想必须坚决地统一在一起，统治者绝不允许国民产生任何不利于征战的想法。因此，秦国这一时期严格的文化政策的主要目的便是思想控制，方便秦国大小战争的进行。
而到了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局势已经相对明朗了，秦国的实力强大到国内已经没有对手可以抵抗它了。在这个时候，秦相吕不韦开始为即将统一全国的秦帝国设置日后的文化政策了。吕不韦看出了秦国最大的特点便是武强文朴，虽然秦国的武力非常强大，但是其文化传承十分薄弱，国内主要是以法家文化为主，这与中原其它地区，特别是齐鲁地区的文化相比，可以说是文化荒漠。
秦朝宰相吕不韦
秦国薄弱的文化实力使得它对于其它地区的统治缺乏实在的基础，因为统治与武力征服不同，武力征服只需要在战场上获胜即可，但是统治则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彻底地令对方臣服。为了增强秦国的文化基础，同时也是为未来的大一统帝国作一个文化上的准备，吕不韦作了一本直至今日依然十分著名的《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一本兼容了儒家、道家、阴阳家、兵家、法家、农事、历法、小学、占卜等多种实用之学的杂家之汇聚。吕不韦在这本书种兼容了六国的学术智慧，广泛地采用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其目的就是希望为即将建立的新帝国奠定一种文化基础，而这种文化基础是在兼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之上的，也就是说，吕不韦为新帝国设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这从《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的吕不韦作书的过程即可看出：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吕氏春秋》史料封面
而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之后，确实采取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类似的政策。他并未采取自秦穆公以来所实行的厉行禁止“文学之士”的文化专制政策，而是对关东六国，特别是齐、鲁地区的士人实行了包容和礼遇的政策。秦始皇的这种政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将大量齐鲁士人引入秦朝宫廷中，让他们担任掌管教职礼仪的博士；第二则是向东巡游，宣扬其文治，并在泰山封禅。
《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秦始皇宫廷中任用齐鲁儒生的情况：“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而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等史料的记载，当时秦始皇宫廷中的博士人数大概就是七十人左右：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三十五年，侯生、陆生相与谋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咸阳宫一隅
也就是说，当时秦朝宫廷内部的博士几乎全部是来自齐、鲁地区的儒生，可见当时秦始皇对于这些齐鲁士人的优待。也正因如此，南宋史学家郑樵曾在其著作《通志》中对秦的文化政策有过不错的评价：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秦时未尝不用诸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后，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
琅琊刻石
而秦始皇的东巡以及封禅泰山，一方面显示的是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拉拢关东六国士人的心思，另一方面显示的则是他受到齐鲁地区滨海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阴阳方术、灵丹妙药的迷信上。始皇二十八年东巡的《琅琊刻石》上有这样的内容：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与议于海上，曰：‘……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秦始皇东游
此处宣扬的是秦始皇的“道”与“德”，这实际上是关东士人而非关中之人喜欢讲的东西，由此可见，秦始皇希望以此来拉拢关东士人。而秦始皇收到东方滨海文化的影响，追求灵丹妙药更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史记·封禅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道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秦始皇病逝于沙丘
然而，秦初这种看似和谐的文化兼容政策，最终还是因为关中与关东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最终宣告结束。
陕西虽然在今天已经地处中原，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仍属与戎狄接壤的地方，因此，地处关中的秦国也沾染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特质。这种特质加上商鞅变法后秦国尚武的特质，便转变成为一种迷信以“力”取天下、治天下的取向。秦国人相信强大的“力”是可以达致一切目的，这种“力”表现在外则是强大的军事实力，表现在内则是国家机器对于人民的绝对控制，这种“力”成为了秦帝国建政的基础与统治的根本。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秦人是重武而轻文的，在他们看来，兼容其它文化不过是皮上的毛，是粉饰太平的工具，文化政策不过是为了帝国的专制、独裁与军功所服务的一种工具罢了，秦人并不真正地相信这一套。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秦始皇本人所说的一样：“（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文学方术士不过是兴太平、练奇药的工具罢了。
当代儒生
这样的一种文化与齐、鲁儒生所遵循的文化是不同的，儒生追求的是“道”，讲求礼仪，要求帝王法古，这等等的追求与秦始皇所追求的绝对服从与秩序、专制是截然对立与冲突的。这样的冲突第一次爆发是在秦始皇即位三年之后的泰山封禅上，双方就封禅的礼仪爆发了争论：
“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焚烧有关书籍
第二次的冲突则是在泰山封禅事件的六年之后，这一次的双方的冲突则是直接关于冲突和文化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了，而这一次冲突的后果，便不再是秦始皇的讥讽这么简单。秦始皇在这次冲突之后，接受了李斯的解以，开始了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对于这次冲突是这样记载的：
“始皇置酒咸阳宫 , 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仆射周青臣进颂 ……始皇悦 。”博士齐人淳于越却紧接着批评始皇不师古 、不分封子弟功臣 ,不是久安之策 。于是在师古与分封问题上产生争论 。丞相李斯以法家立场否定了淳于越的观点 , 并进一步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请禁便。”
秦朝文化典籍
秦朝文化政策的转变，实际上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始皇的本意是用秦的法吏文化去兼容关东文化，这种兼容是“以我为主，为所用”的，然而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必然的，当这种冲突挑战到秦文化的统治地位时，牺牲的则必然是关东文化了。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于秦始皇建立的是一个高度专制集权统一的大帝国，它要求的是思想的绝对控制和统一，要求的是等级、秩序、服从，而此时的关东之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家学派还没有经历后世的实用性改造，还远远不是后世那个可以为统治者所用的儒学，因此被一心追求专制和一统的秦始皇抛弃，也是情有可原的。
秦始皇这种文化政策的转变，实际上不能看作是秦始皇本身的一种过错。实际上，当我们往后看的时候，会发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与秦始皇独尊其秦文化是同样性质的一种措施。这其中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追求皇权对于国家的绝对控制，必然会在思想上要求一种独尊，两者之间的不同，不过是所独尊的文化不同罢了。
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能说是封建帝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许手段过于激进了一点，但选择本身并不能算作是一种过错。
参考文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通志》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