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平定准格尔叛乱之后，清朝疆域达到极盛。清朝疆域十分辽阔，西跨葱岭，北接西伯利亚，东临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但是要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并不容易，历史上有很多帝王打下了疆域辽阔的江山，但因为没有合理的管理制度，最终土崩瓦解。面对突然而至的灾祸，帝国如何处理，反映了一个帝国的治理能力。水灾、旱灾、地震、霜雪、蝗灾等对农业社会而言，都是很大的打击，如果没处理好，很可能颠覆一个帝国。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流传千古，但是一场瘟疫葬送了这个辉煌璀璨的文明。在那场大瘟疫中，雅典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就连雅典统治者执政官伯里克利也染病而亡。而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公元164年，发生第一次大瘟疫，公元250年又一次发生大瘟疫，这一次罗马帝国的总人口锐减，减少了2000多万，最后被蛮族所灭。14世纪中期，黑死病横行，欧洲2500万人死于非命，欧洲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欧洲社会也因这场瘟疫改变。
而位于东方的中国，也是瘟疫非常多的国家。从公元前7世纪到20世纪，发生过700多次较大规模的瘟疫。我们认为明朝灭亡于农民起义军，也有学者认为亡于清军入关。但这些或许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朝崇祯年间发生了鼠疫，大量人口死于鼠疫。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从山西、陕西、河北、北京。地方志有记载，“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再加上饥荒、起义、外敌入侵，明朝更加无力应对灾疫，明清易代之际，人口非正常死亡达4、5000万，无疑这场灾疫拖垮了大明王朝。
而清军入关建立的大清帝国最后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但是大清帝国因何而亡，依旧是学界在争论的问题。疆域辽阔、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难道没有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便可以摆脱灭亡的命运了吗？
接下来，笔者将从大清帝国如何应对蝗灾，来一窥大清帝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灭亡的原因。
和水灾、旱灾一样，蝗灾是三大自然灾害之一，蝗灾对农业社会的杀伤力极大。清代幅员辽阔，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从目前整理研究的蝗史资料来看，清代的蝗灾几乎遍及全国，大清帝国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危机并不轻，整个帝国灾害情况不平衡，南北方存在差异，在偏远地区的情况也不同。
1.老蝗区蝗灾情况
大清帝国所面临的灾疫情况并不乐观，接下来将通过三个老蝗区——山东、山西和河南的情况进一步了解清代蝗灾情况。
山东地区是有名的老蝗区。山东地处北方气候较冷，蝗虫卵由于气温过低无法熬过寒冬，第二年发生蝗灾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但是如果出现暖冬，第二年就有可能发生蝗灾。据历史文献记载，发生蝗灾的前一年的冬天大多是暖冬。例如，《明史》中就记载，“元顺元年，直隶、山西、河南、山东无雪。”又载，“元顺二年四月，济南、衮州、青州蝗”。
气候冷暖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气候的干旱程度也影响着蝗灾。宋代诗人苏轼就曾经说“从来蝗旱必相资”，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提及“旱极而蝗”，就连国家气象局也把蝗灾作为气候干旱的间接指示。
据研究表明，清代山东共有168个蝗灾发生年,基本上平均每三年就有两年有蝗灾发生。除了嘉庆朝和宣统朝之外,平均每一朝蝗灾发生率均在50％以上,而咸丰同治两朝更是达到了90％以上。大级别蝗灾和特大级别蝗灾约为所有蝗灾发生年六分之一,平均每六个蝗灾发生年中即有一个发生年为大型或特大型蝗灾。蝗灾多集中在夏秋两季爆发,主要地域集中在济南府、青州府、武定府、莱州府、胶州直隶州以及兖州府等六府州。
而山西也是蝗灾重灾区，蝗灾连年频发，冬春少、夏秋多，受影响的地区分布广泛，常与旱灾、饥荒、疫灾并发。据统计清代山西疫灾之年达82个，平均每3年就有1年会发生疫灾，共计83个县域累计273县次受疫灾影响。灾疫与蝗灾、旱灾、水灾等相伴发生，多灾并发，灾情严重。
河南也饱受蝗灾之苦，清代河南蝗灾具有发生频率高、连年性突出、受灾范围广、与旱灾、饥疫等其他灾种具有并发性等特征。作为老蝗区，第一阶段是灾前的蝗虫应对，如果预防得当，就可以防止蝗灾发生，使蝗不成灾。第二阶段是蝗灾发生后的处理,政府方面通过减免赋税，减轻灾后民众负担；地方政府则积极筹措救灾粮食，缓解粮食压力；民间也形成救灾力量，尽力救助乡里，相互扶助，以度过灾祸。
2.南方地区蝗灾情况
传统研究认为广西蝗灾比较少，比如一些重要历史文献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荒政》就认为广西蝗灾较少,危害不甚严重。但最新研究反而认为，清朝中后期广西蝗灾比较严重并且波及甚广，造成的危害比较大。
和广西一样，清代江西蝗灾也十分严重。在江西的方志中发现大量的蝗灾记录。再所发现的记录中，清朝中后期道光、咸丰朝最为严重，赣北蝗灾多于赣南，多在秋季爆发，其次是春夏期间。这就给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带来极大的打击。
3.边远地区蝗灾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蝗灾在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也时有发生。边疆地区地广人稀，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被认为蝗灾较少，但是据最新研究显示，边疆地区的蝗灾发生频率较大，蝗虫的种类也与中原地区不同，多发生在河谷或者是山麓绿洲农业耕作区。和中原地区不同的是，边疆地区宗教气氛浓厚，尤其是西藏，这里不仅采取常规手段治蝗，也会通过祈福除灾法事祈求神灵。而新疆地区则出现了中原地区的蝗神信仰，与蝗神有关的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传入新疆地区，成为这一地区蝗灾治理的组成部分。
4.帝国灾情差异
①帝国南北灾情差异
清代全国蝗灾，南北地区蝗灾情况不尽相同。有传统重灾区如直隶、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份，南方地区出现显得蝗灾区，如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西藏等地，在清朝中后期灾情比重加大。因此在治理蝗灾上，南北地区采取的措施也不同。在长期的治理蝗灾的过程中，北方人对蝗虫的生活习性更加了解，并根据区域特点，对蝗灾特点、原因、防治措施等进行了总结。北方的治蝗措施有集体捕扑、分工合作等，他们已经能够比较成熟地应对蝗灾等灾祸的发生，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救灾制度。但在新蝗灾灾区，灾祸突发，更多的是官府主动组织捕蝗，并吸收老蝗区的治灾办法应急。
②内陆和沿海地区的蝗灾情况差异
清朝时期蝗灾加剧的情况出现在南方，而且通常是沿海省份。一方面，沿海省份人口较多，人类活动比较频繁、活跃，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加重了这一地区的蝗灾；另一方面，沿海一带多江河湖泊，成为蝗虫繁衍的温床，有利于更多蝗虫的滋生。另外，沿海地区蝗灾的加剧还和这一地区捕蝗方法相对滞后有关，比如说，采用色彩、声音驱逐蝗虫，甚至还通过祭拜神灵、祈求保佑的方式。
③清朝各个时期灾情变化
清朝前期，灾祸较为频繁，统治者并不省心。但随着气候的变化和统治者的励精图治，这一时期的疫灾频度在持续下降,并出现了从18世纪前期到十九世纪前期这百年安泰期。但在这个时期之后，清朝疫灾频繁发生。据统计，在同治、光绪、宣统3朝灾祸发生的频率最高,分别达到76.92%、55.88%和66.67%,远高于其他各朝。
而到了帝国末期，仿佛是上天要使这个气数已尽的大清帝国尽早消亡。据资料统计，在1821-1911年的近百年间疫灾之年多达45个,占到清时期疫灾之年的半数以上；在季节变化上,疫灾之年和疫灾县域的季节分布皆以夏秋季为主,春季次之,冬季最少；在周期规律上,十年疫灾指数趋势线可划分出1650～1699年、1700～1779年、1780～1889年和1890～1909年4个疫灾周期。其中最著名的19世纪70年代的“丁戊奇荒 ”，北方九省发生了一场长达5年的特大旱灾。在灾荒的影响下，山西大量灾民逃往蒙古，形成“走西口”的奇观。在饥荒、瘟疫的影响下，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起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当数19世纪中期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狠狠地打击了大清帝国，使大清帝国摇摇欲坠。
1.姜还是老的辣
在老蝗区，蝗灾频发，而且伴随着蝗灾发生的还有旱灾、水灾、饥荒、疫灾等，长期应对灾祸，老蝗区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治蝗救灾体制。比如山西地区官民在长期和蝗灾作斗争的过程中就总结出一套相对科学且效用较大的防治技术体系：从根源上进行治理，掘杀蝗卵，捕杀蝗蝻，最后对飞蝗进行灭杀。除此之外，还对针对相伴发生的灾害进行防治，在出现旱灾、水灾、饥荒、疫灾等并发灾害时，会启动救灾机制。不仅有官府积极开仓赈灾，主动采取救灾措施，还出现了民间商人积极进行“商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了救灾力量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2.新蝗区的治蝗“老办法”
由于新蝗区并不经常遇到蝗灾，当蝗灾来临，难免手足无措，疲于应付。而新蝗区所采用救灾治蝗的措施通常是从老蝗区学来的，比如说捕杀蝗虫，鸣锣以驱赶蝗虫。捕杀蝗虫并非一时一人之力就可以做到，因此必须依靠官府组织民众进行捕杀。虽然有了官府的重视，但是在广西地区，治蝗效果还是难以得到保证，面对并不熟悉的灾情，广西官员还是显得力不从心。
江西也是新蝗区，但是在面对蝗灾时显得更加从容，从政府到民众，都有自己治蝗的办法，比如:挖沟焚埋、扑打蝗虫、人工驱赶、收买蝗虫、抢收庄稼以及利用蝗虫天敌来消灭蝗虫,甚至还会采取较为消极的祭祀蝗神庙的办法以希望消弭蝗灾。在灾后中央政府通过减轻灾后民众的赋税压力,地方政府则积极筹措粮食,维持市场正常秩序,减轻粮食压力,民众则尽自己之力救助乡族、亲邻,缓解民众饥荒。
3.求神拜佛来治蝗
前面我们提到，在中国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地区也发生蝗灾，和中原地区不同的是，这些地区希望通过神佛来祈求蝗灾的消失。这和这些地区浓厚的宗教氛围有关。这样一种救灾治蝗的措施，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救灾方式，对于救灾治蝗几乎毫无效用，但是对于信仰神祇的民众来说，是有益处的，通过这样的仪式舒缓了他们因为灾祸而焦虑、惊恐的心理，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不过，面对猖獗肆虐的蝗灾，真正起到作用的依旧是传统的灭蝗办法。
1.帝国后期救灾能力下降
在大清帝国前半期，应对灾祸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清朝可以说是皇权政治制度发展顶峰，也是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设的最后王朝，其灾害救助制度可谓集历代之大成,措施完善、制度健全。
这一时期，大清帝国不仅承袭了历代自然灾害救助思想观念，在长期的救灾实践中将救灾措施、对策、经验也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 灾后有非常严格的报灾、勘灾、审户以及散赈等救灾程序性，从而构建了体系完整、层级严密的救灾规章法令制度体系。除此之外，还有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建立仓储等灾前防御措施。
然而，大清帝国救灾前后期的成就差别较大,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更是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一方面，帝国后期灾祸频繁，水灾、旱灾、蝗灾、疫灾等轮番上阵，不断加剧帝国的危机；另一方面，而帝国后期不断加剧的腐败吏治，也在打击着这个帝国应对灾祸的能力，破坏帝国组织和维持社会安定秩序的能力。传统农业社会是十分脆弱的，其防备、抵御灾害侵袭的基础和能力低下,一旦灾害降临时只能依靠官府主导的救灾。
而国家财政状况、灾情讯息传递情况、官吏管理和激励机制也制约官府主导救助的社会实效。帝国后期，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在救助过程中，基层州县的实际执行者是良莠不齐的胥吏，这就使灾害救助的制度性规范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而政治腐败渐渐腐蚀着这个庞大的帝国，刺激社会阶级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帝国的治理能力在衰退，由帝国主导的救灾效率低下、无能，救灾效果较差。
2.衰败中孕育的生机
虽然大清帝国后期救灾效果较差，但是这一时期民间社会有组织、跨区域的“义赈”发挥出独特的救助效果，他们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而浩大的由各种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义赈”活动。这样的民间救济和以官府主导的救灾不同，主导救灾的是缺乏有效监督的官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们有能力使法令成为一纸空文，而受灾的民众没有实力和条件与官府博弈，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官府效率低下、效果不彰的救济。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场“义赈”活动中，这些仁人志士将视野放大，将发展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与灾害救助结合起来，希望发展新型农业、兴办近代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提升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这样一种思想突破了历代灾害救助思想观念，通过改变传统农业社会落后低下的生产力，构建一个社会生产水平较高的工业社会，从而提高社会整体防灾救灾水平，打破了以往小农经济下的狭隘的救灾思想。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大清帝国前期、鼎盛期能够比较从容应对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挑战。但是到了帝国晚期，从其应对蝗灾的情况，即可发现大清帝国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最终在辛亥革命中被武力推翻。但辛亥革命也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大清是如何覆灭的，学界依旧在争论不休。
有学者认为，大清帝国在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选择废除科举制，将精英阶层进入仕途的路堵死，将精英阶层剥离其统治之外，无异于釜底抽薪，最终导致了大清的覆灭。
也有人认为，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与盘剥，巨额的赔款，大笔外债，大肆压榨盘剥民众，将政治权柄、经济命脉交付列强，引发晚清社会财政经济、内政外交一连串的变化，这是清朝灭亡的原因。还有人认为，在清朝中后期，统治危机在加剧，帝国财政危机、政治腐败等已经酝酿着覆灭的危机，列强的入侵只是外因。
大清的覆灭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大清灭亡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大清帝国内部已经埋藏着覆灭之因。关于清朝覆灭原因的探讨还会继续，但大清已经亡了，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频繁的灾祸不断侵袭着这个帝国，考验着这个帝国的统治力。前期的大清成功地抵御了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进攻，哪怕是帝国的边缘地带，也没有让灾祸失控。后期的大清在自然灾害救助方面表现不尽人意，危机暗藏，警报已响，但是大清帝国终究没有经得住检验，历史的车轮滚滚，但丧钟已鸣！
参考文献：
《清代山西的蝗灾规律及其防治技术》高策 邹文卿
《清代广西蝗灾研究》鲁克亮
《清代山东蝗灾研究》丁纪伟
《清代自然灾害救助法制州县实践研究》黄静
《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 朱英
《“自治”与“官治”: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 颜军
《晚清卖官鬻爵新探——兼论捐纳制度与清朝灭亡》 谢俊美
《浅论士、科举制度、清朝灭亡三者互动关系》 杨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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