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市民文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洪武至天顺（1368-1464）的一百年间，是明代市民文学艰难的发生期。在这一期间，市民文学既有元末明初时的局部繁荣和永乐、宣德时的有限复苏，更有洪武中后期及正统、天顺间的两次断裂。成化至正德间（1465-1521）的半个多世纪，是明代市民文学的复苏和初步发展时期。嘉靖至隆庆及万历前期（1522-1582）的半个多世纪，是明代市民文学的全面发展时期。万历中后期至明末（1583-1645）的半个多世纪，是明代市民文学的持续繁荣时期。
元末明初曾是明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清人陈田和近人赵尊岳分别在《明诗纪事序》和《明词汇刻》中都想指出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的基本事实：明初曾经是诗词创作十分繁荣的时期。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弘治、正德及嘉靖、隆庆时期。
刘基，字伯温，他是一位文学家
诗坛、词坛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整个文学发展的状况。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一段话颇值玩味：
胜国之季，业诗者，道园以典丽为贵，廉夫以奇崛见推。迨于明兴，虞氏多助，大约立显帜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
王世贞列举了元末明初在他心目中的四位大诗人：王祎、杨维桢、高启、刘基，同时又将其分成两个类型，王祎和刘基属“典丽”和“声气”型，杨维桢和高启属“奇崛”和“才情”型。王祎和刘基是古典文学或者说是文人文学的代表，杨维桢和高启则是时尚文学或者说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也就是说，元末明初，诗文已经有了文人的和市民的两大派别。
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除了杂剧之外，这一时期的市民文学主要是发生在江南一隅，而且，还没有来得及随着明军胜利的步伐北上、西进，便遭到政治力量的致命打击。
罗贯中只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之一
虽然人们都希望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传》，但至今没有任何关于这两部小说在元末明初已经存在的实证。从现存的元明之际白话文学作品如话本、平话的情况来看，元末明初的作者显然并不具备进行大制作的技术准备。极有可能的是，罗贯中、施耐庵或其他某位、某几位不知名的作者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但真正成书，则在成化、弘治以后。
洪武中后期，尽管市民文学在一些地区的王府及民间还一脉尚存，但从整体上和相对意义上说，包括市民文学在内的明代文学——无论是文本文学还是口头文学——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断裂时期。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任何有影响的市民文学乃至文人文学作品问世。至洪武末年，文网开始放松，瞿佑的《剪灯新话》和高启的《赋姑苏杂咏》才得以初刻或重印。
《剪灯新话》的少数篇章表现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
永乐、宣德时，市民文学开始复苏。于是有了仿效《剪灯新话》的新传奇小说：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赵弼的《效颦集》。瞿佑本人也不甘寂寞，经过一次流放返回杭州后，推出了明代第一部诗歌与名人的“轶事小说” ——《归田诗话》。七十年代初在广东潮安出土的《刘希必金钗记》戏文，为宣德时的写本，可见市民文学在各地都有发生。看准了市场需求的书商，则刻印了明初著名作家刘兑的杂剧《金童玉女娇红记》和唐诗汇编《鼓吹续编》。
《荆钗记》歌颂了“义夫节妇”，生死不渝的爱情
然而，这一时期市民文学的主要现象，仍然是追步元人伎俩，编写杂剧。位于南昌的宁王府和位于开封的周王府则是这一文学现象的中心。从永乐二年开始，到宣德十年之前，宁王朱权及其门客共编了12个杂剧；而周宪王朱有燉及其门人则编了29个杂剧，至今仍有22个传世，其中著名的有《豹子和尚自还俗》《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定平巷刘金儿复落娼》《惠禅师三度小桃红》等。这些作品或整理元人故旧、或搬演当代新事，传播遐迩，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琵琶记》之外，被称为明初四大传奇的荆（《荆钗记》）、刘（《刘知远白兔记》）、拜（《拜月记》）、杀（《杀狗记》），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从正统到天顺，是明代市民文学创作和版刻的又一个断裂时期。但底层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却是阻隔不了的，其间也孕育着新的文学样式。到成化以后，这些潜流汹涌而起，逐渐汇成市民文学的浩荡巨流。
作为“前七子”之一的康海，曾不无得意地声称：
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樗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谷、济南边廷实。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
虽说是“六人”，但加上自己，已成七子之势。
台阁体代表人物杨士奇的手书
朱彝尊对成化、弘治时的文学进行了较为中允的评价：
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蔓，其可披沙而拣金者，李文正、杨文襄也。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其可识曲而听真者，陈白沙也。北地一呼，豪杰四应，信阳角之，迪功犄之……浚川、华泉、东桥等为之羽翼，梦泽、西原等为之接武。正变则有少谷、太妆，傍流则有子畏。霞蔚云蒸，忽焉丕变，呜呼盛哉。
康海以当事人的身份，从批评台阁体的立场来赞扬弘治时的文学，而朱彝尊则以局外人的身份，从客观的立场来评价成化、弘治时的诗文。立场、观点虽然不同，但都指出了成化、弘治时期诗文在文人创作中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诗道旁落、杂而多端”，文人向民间学习，既学习民歌的表现方式，即 “打油”、“ 击壤”，也学习民歌的表现内容即言情言性。
以徐祯卿、唐寅、顾璘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掀起了一场市民文学运动
言情言性本来是诗歌的灵魂或本质特征，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从韩愈到程颐、朱熹的道学运动所抹杀。李梦阳关于“真诗在民间”的主张，关于“唐以后书不必读，唐以后事不必使”的说法，正是力图恢复诗文的灵魂和本性。因而在这一时期，朱彝尊所看到的，是从北方的李梦阳、何景明等诸子，到南方的徐祯卿、唐寅、顾璘，都在破除传统，都在以诗文言情言性，都在学着“打油”、学着“击壤”。即使是“台阁诸公”，除了李东阳、杨一清等少数人外，也乐于此道。其实，即使是李东阳，也有关于其父子以谑词作对的传闻。成化、弘治以后的市民文学运动，也正是在和这股文人文学运动的相互激发中发展起来的。
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市民文学品种是民歌时调即时曲。已经发现的明代最早的时曲刻本是成化七年北京书林金台鲁氏刊《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
官妓被禁，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
而从其他史料也可以证实当时小曲的流行情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 成化时教坊司所上奏本中，竟然夹着一支时曲，名《刘公子曲》，唱的是大学士刘珝的儿子刘熔出入青楼的轶事。李梦阳在开封时让学诗者去街市学“锁南枝”、“山坡羊”，也发生在弘治时期。可见时曲不仅北京流行，各地也在流行。
民歌时调的发展，也带动了文人散曲的创作。杨循吉、王磐、徐霖、陈铎、康海、王九思、金鸾等人运用散曲的形式，写尽社会的真情，正是向民歌时调学习的结果。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明代散曲高手均在成、弘时，并没有过于夸张。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才有人对民歌时调及文人散曲进行收集、整理、编辑，并于正德十二年刻印了迄今所知的明代最早的民歌时调及散曲选集《盛世新声》。
《三国演义》的成书或在弘治时期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又一市民文学品种是说唱词话。已经发现的明代最早的说唱词话刻本是北京书林永顺堂所刊的《花关索》《包待制出身》等13种。《三国》《水浒》《西游记》等小说流行之前的同名词话，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说唱词话，是元代各种讲史平话向明代长篇演义小说演进的重要过渡。题署为“弘治甲寅（七年，1594年）仲春几望庸愚子拜书”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推测，《三国演义》的成书或在弘治时期：
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
围绕着这一话题，人们议论了五六百年，也猜测了五六百年，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发现，这一话题还得继续议论、猜测下去。但如果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仅仅感受这段话本身的含义，则应该有一种直觉，即作者罗贯中和序者“庸愚子”当是同一时代的人。也就是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产生，应该是在成化末年或弘治初年。但弘治七年“庸愚子”作序时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何情状，则有两种可能。其一，与今日所见的嘉靖元年（壬午）金华蒋大器刻本完全一样或大致一样；其二，类似于说唱词话，如删去“致语”之前的《水浒传》。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庸愚子”序乃蒋大器刻印时所伪托。如果是这样，则所谓“弘治本”纯属子虚无有，但其书最迟产生于正德年间却是没有疑问的。
嘉靖至万历前期是明代市民文学的全面发展时期，明代市民文学的各个品种几乎均有著名的代表作品问世。
号称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至少有三部产生于这一时期，或者说是在这一时期面向大众的。
《水浒传》的经典篇目——武松打虎
人们普遍认为《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由罗贯中或施耐庵作于元末明初，却很少去解释：为什么今天不但没有发现弘治以前的《三国》、《水浒》刻本或抄本，甚至在弘治以前也不见任何有关这两本书的记载，有的只是一些有关 “ 水浒 ”故事和 “ 三国 ”故事的词话、戏曲及平话，以及有关这些故事的记载。而且，明前期对于小说的禁毁，也只是提及《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而未及《三国》或《水浒》。武宗是个戏曲、小说迷，连《残唐金统缺》这类词话他都搜罗到了，如果当时有《水浒》、《三国》，他不可能不知道。很有可能的倒是，《三国》《水浒》的出台，正是在武宗的喜好与搜罗中促成的。
现存的明刻《水浒传》有十几个版本，最早的残本约刊于正德末嘉靖初，最早的全本则是嘉靖刻本（或为武定侯郭勋本），以及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建阳书林余象斗双峰堂本。现存明刻《三国演义》约有二十个版本，最早的是嘉靖元年浙江金华蒋大器刻本和嘉靖时都察院刊本。
《水浒传》的经典篇目——武松打虎
在白话文学并不发达、能够确定刊印时间的平话文字又都十分粗疏的元末明初，竟然会出现长达百余回、数十万字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置信。
陆容《菽园杂记》说到家乡昆山一带流行的水浒叶子：
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仆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犹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二，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杨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扈三娘，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小旋风柴进，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九纹龙史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汉云台二十八人，唐凌烟阁二十四人，非才力绝伦者乎？盖宋江等，宣和间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者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悟世人。人为财力迷心，自不觉悟而溺于此耳。
陆容总是希望处处发现哲理、处处都有启示，所以一首姐妹梳头的吴歌，他领悟的却是学问成果的大小。此处的“水浒叶子”，本来纯粹出于兴趣，也被他悟出了警悟世人的道理。除去此类捕风捉影的推测，陆容倒在无意中提供了成化时并无《水浒传》的信息。
《水浒传》的经典篇目——武松打虎
《菽园杂记》成书于成化末，从记载中可以看出：
1.通常意义上的《水浒传》当时并没有刻本行世，所以陆容关于《水浒》的知识或故事，是来自于《宣和遗事》和《癸辛杂识》。
2.当时甚至无人知道有《水浒传》，至少此书在社会上没有形成影响；否则，市井中关于水浒人物的名次排列不会与《水浒传》全然不同。
3.成化以前，宋江在普通百姓及知识分子的眼中，不是只通文墨却无武艺的郓城小吏，而是“才力绝伦”的“大盗”。在“水浒叶子”中，主角全是“才力绝伦”的江洋大盗，但在《水浒传》中，主宰梁山事业的却是胸怀大志的文化人，如宋江、吴用，这种情况很难想像会出现在元末明初急风暴雨时代的作品中，而更大的可能是来源于科举盛行后落第文人的理想。
《水浒传》的经典篇目——武松打虎
但正德、嘉靖间则不同，李开先《词谑》说：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崔铣生于成化十四年（1478），卒于嘉靖二十年（1541），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熊过为嘉靖八年进士；唐顺之生于正德二年（1507），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嘉靖八年进士；王慎中生于正德四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嘉靖五年进士；陈束是嘉靖八年进士，卒年三十三，出生当在弘治、正德之际，去世或在嘉靖十五年前后。可见，在嘉靖十年前后，《水浒传》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由于嘉靖建阳书坊清白堂所印的《西游记》尚在，因此无论作者是否吴承恩，《西游记》在嘉靖时期已与读者见面是没有疑问的。
《金瓶梅》应是累积型作品，最初产生于嘉靖时，而定稿则在万历时
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同样复杂的是《金瓶梅》。沈德符一句“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以及为严嵩、陆炳、陶仲景等人对号入座，将研究者的目光推向了嘉靖时期。不少研究者认为，《金瓶梅》作者应该就是李开先。当然，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金瓶梅》应是万历时期的作品。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如《水浒传》一样，《金瓶梅》应是累积型作品，最初产生于嘉靖时，而定稿则在万历时。无论日后的研究结论怎样，嘉靖时期已经具备《金瓶梅》产生的社会基础及文学技术则是可以肯定的。
白话短篇小说与文言小说的结集和出版，是这一时期市民文学发展的又一重要表现。《虞初志》《顾氏文房小说》《顾氏文房丛刻》《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古今说海》等动辄几十卷、百十卷的大部头的白话小说或文言小说集都是在这一时期被版刻出来。
代表明代杂剧最高水平的徐渭的《四声猿》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长篇章回小说创作与版刻、历代短篇文言小说及白话小说结集与版刻的黄金时代。这般几乎带有狂热性的版刻活动，此前是没有发生过的。
与此同时，被认为代表明代杂剧最高水平的徐渭的《四声猿》，被认为第一次将昆腔“水磨调”运用于传奇创作并在明代传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梁辰鱼的《浣纱记》，都产生在这一时期。明代的戏剧特别是传奇也由此走向它的大发展时代。
如果说成化、正德间明代市民文学是以民歌时调和说唱词话为代表，嘉靖至万历初年明代市民文学是以长篇章回小说为代表，那么，万历中后期至明末的市民文学则是以传奇和短篇白话小说为班头。
仅据现存明代剧本，万历时期共版刻了杂剧三百一十多种、传奇一百四十多种，分别占整个明代的66.60％和52.21％，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又产生在万历中后期。如果加上天启、崇祯时的六十八种杂剧和一百零七种传奇，这一时期版刻的杂剧占整个明代的80％以上，版刻传奇占整个明代的90％以上。
第一次将昆腔“水磨调”运用于传奇创作并在明代传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梁辰鱼的《浣纱记》
编写杂剧、观看杂剧表演在当时仍然是士人及市民的习惯喜尚。但与原先意义上的杂剧——剧为四折、曲用北调、一人独唱——已大不一样，这时的杂剧大多都是一折的短剧，曲则南北杂用乃至专用南调，所演的也多非情节曲折的故事，而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寓言。
与此相反，传奇自嘉靖时魏良辅改革、万历初梁辰鱼实践后，显示出新的文学品种蓬勃发展的生机，并形成了以沈璟为代表注重音律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注重才情的临川派，前者为爱好作曲者铺设了一条可以攀援的路子，后者则向大众展示了激荡人心的戏曲魅力，两派均是名家辈出。
沈璟的《南九宫谱》被视为当代曲家的金科玉律
沈璟自号“词隐”，却以曲坛宗师的身份自居，一生写了17种传奇，称“属玉堂传奇”。其《南九宫谱》则被视为当代曲家的金科玉律。吕天成《曲品》称赞他在制律与作曲两个方面的贡献：
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辟路。红牙馆内，誊套数者百十章；属玉堂中，演传奇者十七种。顾盼而烟云满座，咳唾而珠玉在豪。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游刃余地，词坛之庖丁。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为北面。
但包括沈璟在内，吴江派留下的成就，主要是在曲律和戏曲理论上，如沈璟的《南九宫谱》，以及其徒吕天成的《曲品》、其友王骥德的《曲律》等。至于剧作，则如沈德符所说，17本传奇，“堪入选者甚少”。
天资不凡的汤显祖
汤显祖受业于罗汝芳，交友于紫柏僧，以李贽为前辈，引东林为同志，愤世嫉俗，自号“清远”，以盖世之才情作时文，以时文之奇崛作诗歌，以诗歌之豪气作传奇，故尔传奇一出，天下向往。《曲品》说他：
情痴一种，固属天生；才思万端，似挟灵气。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艳六朝，句叠花翻之韵。红泉秘馆，春风檀板敲声；玉茗华堂，夜月湘帘飘馥……原非学力所及，洵是天资不凡。
沈德符强调的也是汤显祖的“才情”：“汤义仍《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矣。”临川派留下的优秀剧本，除了汤显祖本人的《还魂记》《紫钗记》等“临川四梦”之外，还有继起者吴炳的《情邮记》《疗妒羹》等“粲花斋五种”，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四种。
《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白话短篇小说或者说拟话本小说的创作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它的高峰。这既是这一品种长期以来演进的结果，也与长篇章回小说和戏曲及整个市民文学发展的激发有关。顺应这一潮流并积极推波助澜的是冯梦龙和凌濛初。
如果说，永乐、宣德以来阁台体的垄断文坛，终于在弘治、正德时期促发了李梦阳的揭竿而起，南戏、传奇二百年的发展和积累，终于在万历时造就出了汤显祖和《牡丹亭》、致使《西厢》减价。那么，从宋元时期的说话、嘉靖时期的话本结集，到天启、崇祯时期，也终于产生了冯梦龙120卷“三言”和凌蒙初80卷“二拍”。这是自嘉靖时顾元庆在十六年间（嘉靖十一年至二十七年）收集并刻印一百二十种《顾氏文房》小说，以及洪楩编辑刻印《六十家小说》、陆楫编辑《古今说海》130种以来最为壮观的一次短篇小说出版事件。与嘉靖时不同，冯梦龙和凌濛初不止是收集整理，而且还自己握笔进行写作。
《忠义水浒传》插图
这一时期也是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集的大量刊行时期。现存《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主要版本，以及《金瓶梅》的面世，都是在这一时期。此外，《西游记》《英烈传》《列国志传》《封神演义》《廉明公案》《两晋志传》等，或在此时推出，或在此时重印。
“举业”这时已成了专门的行当，所以编辑和刻印“时文”即科举范文也成了这一时期重要文学现象。在这以前，虽然也有类似的集子刻印，但或者是官方和私人的示范行为，或者是重刻前朝的旧文。从隆庆开始，编辑、刻印的主要是当代作家的作品。明朝科举范文集，除了最早的几种如隆庆六年吴县书坊郑子明所刻的归有光《新刊批释举业切要古今文则》外，几乎全部都是出于这一时期。
明代小品文，也在万历时期达到成熟和鼎盛
而与时文同样称为“小题”，并受着时文影响的明代小品文，也在这一时期达到成熟和鼎盛，徐渭、李贽、屠隆、汤显祖、陈继儒及公安、竟陵诸子各情绝艺，同时又是小品文高手，而李流芳、王思任、张岱等人更以小品文而著名。
风行已久的民歌时曲即“流行歌曲”此时也发展迅猛。沈德符记载当时的情况说：
……比年以来，又有“打枣干”、“挂枝儿”二曲，其腔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颂，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
在当时，尽管编写、刻印、阅读、搬演小说之风极盛，但似乎也达不到时曲那样“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的程度，可见时曲作为市民文学的主要品种之一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冯梦龙和凌濛初不止是收集整理，而且还自己握笔进行写作
这一时期市民文学的所有主要品种几乎都有冯梦龙的涉足。白话短篇小说之外，他还改编了长篇章回小说《平妖传》《列国志》等，收集、整理了民歌时调《山歌》《挂枝儿》等，写了《万事足》和《双雄记》两部传奇，改写了《量江记》《邯郸记》等十多个前人传奇（统称《墨憨斋定本传奇》），编集了笑话集《古今谭概》《广笑府》等。明代的市民文学发展二百年，冯梦龙可以说是带总结性的人物。
但明代市民文学发展二百年，到这时也出现了一些与整个潮流相违背的现象：白话小说中产生了一批专门宣扬色情的作品，文人传奇出现了远离大众的趋势，一批以当代政治斗争为题材的作品过于功利而无艺术价值可言，中篇小说则全是才子佳人的俗套故事，艾南英、陈际泰等力图扭转时文的弊病却使更多的人卷入时文的写作。士风的颓废在市民文学作品中也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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