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状元不受重视，政府和社会都不曾对它们另眼看待，自然会影响到他们日后在官场的发展。
唐代对科举取士尚未形成依赖，因此到宣宗朝政府才开始注意对科举资料的保存，致使应有的251名状元中就有97名姓名淹没无闻（姓名及生平事迹的流传与否也是一种遭际，限于篇幅本文仅附带涉及）。目前已知姓名的154人中，尚有57人找不到任何生平资料。
由于考上进士之后，不能立即授职，到能授职时，起点官阶又低，往上升迁很难，所以高官很少。
官至宰相的只有10名：常衮、李程、贾餗、李固言、郑昌图、孔纬、崔昭纬、孙偓、陆扆、苏检，占状元总数的3.98％。
宰相以下，四品以上（包括四品，下同）的：
从一品：柳公权（太子太保）；正二品：孔拯（侍中）；正三品：封孟绅（太常卿）、武翊黄（大理卿）、裴思谦（卫尉卿）、徐晦（礼部尚书）、郑颢（检校礼部尚书）、归云绍（兵部尚书）、张正甫（户部尚书）、韦谌（刑部尚书）、王源中（刑部尚书）、韦瓘（桂管观察使）；从三品：李随（秘书监）、于瑰（散骑常侍）、裴延鲁（左散骑常侍）、程行谋（御使大夫）；正四品上：杨赞图（仕五代至尚书左丞）；正四品下：王维（尚书右丞）、郑言（户部侍郎）、卢深（户部侍郎）、刘单（礼部侍郎）、柳璟（礼部侍郎）、赵蒙、裴俅、郑合敬、李超（皆谏议大夫，会昌二年升为正四品下）、赵峻（御使中丞，会昌二年升为正四品下）、卢顼（泽州刺史）、郑澥（开州刺史）、李郃（贺州刺史）、李肱（齐州刺史）、卢肇（吉州刺史）、张又新（温州刺史）。共33人，除去仕五代至高位的杨赞图，实际32人，占状元总数的12.75%。
两者合起来共42人，占状元总数的16.73%，而61.35%的状元却被淹没了。
五代状元在官场的发展空间如何？状元郎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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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的状元则更是大部分都湮没无闻。中原5朝52年间共开科47次，应有状元47名，目前可考知姓名的仅17名（见周腊生《南唐贡举考略》，载《文献》2001年第2期）。这17名也是大部分久沉下僚，尚有4人目前未见任何生平资料，官至宰相的只有王溥和王朴2人（分别见《宋史·王溥传》；《旧五代史》（四库电子版）《王朴传》），占总数的4.26%。南唐时间短无状元宰相。
宰相以下，四品以上的仅艾颖（左散骑常侍）1人（见《宋史·艾颖传》），两者合起来占状元总数的6.38％；而状元被淹没的比例高达72.34%!
南唐2人：王克贞（户部侍郎）、卢郢（知全州），都是入宋后到达高位的。其19位状元中被淹没的比例更高达78.95%（见周腊生《五代状元奇谈·五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47-163、176-188页）！
五代状元多数湮没无闻，跟那时天下不统一有很大关系，也跟五代时期状元并不受重视有直接的关系。
宋代状元在官场的发展空间最大吗？
回答是肯定的。
宋代位至宰相、副宰相的状元共有25人，占状元总数118人的21.19%。其中，北宋14人，占北宋状元总数69人的20.29%，他们是：吕蒙正、李迪、王曾、宋庠、何栗、许将，、陈尧叟、王尧臣、冯京、苏易简、杨砺、王嗣宗、蔡齐、张观。南宋，11人，占南宋状元总数49人的22.45%。他们是吴潜，、留梦炎、梁克家、文天祥、曾从龙、陈文龙、卫泾、邹应龙、郑侨、郑性之、陈诚之。
另外，北宋的王拱辰官至宣徽南院使，虽不能参议国家大政，但政治地位相当于副宰相（《宋史·职官八》云：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宣徽使并班宰相后）。算上他，位至宰辅的共26人，占两宋状元总数的22.03%.
宰相以下，四品以上的，北宋有24人。
各部尚书：彭汝砺、叶祖洽、徐铎、时彦、黄裳、蔡薿、莫俦，共7人；
翰林学士：梁灏、陈尧咨（兼节度使）、徐奭、贾黯、郑獬，共5人；
各部侍郎：张去华、何昌言、霍端友、贾安宅，共4人；
其它：柴成务（给事中、刑部判官）、胡旦（秘书监）、孙仅（给事中）、张思德（右谏议大夫）、吕臻（枢密直学士）、章衡（宝文阁待制）、王昂（徽猷阁待制）、沈晦（徽猷阁待制），共8人。
南宋21人。
各部尚书：汪应辰、刘章、王佐、木待问、黄由、赵建大、袁甫，共7人；
各部侍郎：张九成、王容、蒋重珍、徐俨夫、张渊微、方逢辰，共6人；
其它：王十朋（敷文阁待制）、张孝祥（显谟阁直学士）、詹騤（龙图阁直学士）、李易
（中书舍人）、张镇孙（龙图阁待制）、徐元杰（国子祭酒兼权中书舍人）、赵逵（中书舍人）、王会龙（太府寺卿），共8人。
加上位至宰辅者，两宋状元中官至四品以上的共71人，占总数的60.17％。由此可见，宋代对状元较为重视，大部分人都能得到重用。如果考虑到目前已知的便有20来位状元出仕后不到10年便谢世或退隐了，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上述25位官至宰相、副宰相者，或长或短，或正式，或非正式当过“一把手”的，北宋有吕蒙正、王曾、李迪，南宋有梁克家、吴潜、留梦炎，共6人。而或长或短，或正式或非正式当过政府“二把手”的，北宋有宋庠、冯京、许将、何栗，南宋有郑侨、文天祥，共6人。两者合起来12人，占状元总数的10.17%。自太平兴国八年（983）吕蒙正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第一个进入执政圈起，至北宋灭亡的靖康二年（1127）止，这144年间，有状元在执政圈内的时间共95年，约占这144年的2/3。南宋状元不像北宋那么受重视，但进过执政圈的状元并不少，只是时间都不长。152年间，有状元在执政圈内的时间共42年，占27.63%。宋初尚有5位状元淹没无闻，占总数的4.24%。
辽代状元的发展空间怎样？ 辽史
辽代不重视科举，相关资料也就不太注意保存。57名状元中大部分只是留下了姓名（有一个连姓名也未留下），多少能够找到一点生平资料的仅24人，占总数的42.11%。尽管如此，有一部分状元还是受到了重用，状元的遭际出现两极分化。在大部分几乎被人遗忘的情况下，却有13人位至宰相，占22.81％，这个比例高于宋代。除去两个入金后才居高位的，仍占19.30%，位至宰辅13人是：张俭、吕德懋、王棠、赵庭睦、张孝杰、高正、杨佶、杨又玄、石用中、梁援、张克恭、李石（仕金后拜相）、韩昉（仕金后拜相）。其他四品以上高官7人：王鼎（翰林学士、观书殿学士）、张宥（翰林学士）、王实（右谏议大夫）、邢祥（给事中）、史克忠（给事中知制诰）、刘宵（中书舍人）、李可封（崇禄卿）。两者相加共18人，占31.58%；而淹没无闻者占57.89%。
金代也没有给状元提供很好的发展空间。
金代有13名状元姓名不传，另有22人找不到生平资料。
位至宰相的很少，仅3人：徒单镒、石琚、完颜速兰，占总数74人的4.05%。
其他四品以上高官9人：从二品：张行简（翰林学士承旨，本为正三品，特赐从二品）；正三品：胡砺（翰林学士、刑部尚书，）、杨云翼（礼部尚书）、吕忠翰（翰林学士）、纳兰胡鲁剌（节度使、权经略使）、赵安时（永定军节度使）、王鹗（仕元至翰林学士承旨；元代翰林学士承旨的品级屡有变化，王鹗在任时为正三品）；从三品：郑子聃（翰林侍讲学士）；正四品：刘仲渊（礼部侍郎）。
除去仕元至高位的王鹗，仅8人，占10.81%，两者合起来14.86%。
被淹没状元（包括姓名不传和虽有姓名却没能找到生平资料的）比例为47.28%。
元代状元在官场的发展空间如何？ 陈祖仁
元代政府施行科举很是勉强，89年只考了16次，每次录取的人都比宋代少得多。即使是状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元代科举一直是两榜制，每次也就有两个状元，共有状元32人，其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各16人。官至宰辅的2人：陈祖仁、普颜不花，占总数32人的6.25%。
其他四品以上官员7人：张起岩、泰不华、忽都达而、宋本、李黼、李齐、魏元礼，占21.88％；两者合起来9人，占28.13％。
同时却有13人仅留下了姓名与夺魁年份，没有任何其它资料，等于被遗忘了，这样的占40.63％。
元代中央及地方的军政大权始终在蒙古或色目人手中，他们的子弟又可以利用特权直接进入仕途，起点高，升迁也快，当然不必走科举之路，所以，即使是蒙古或色目状元，其出身也较卑下。如此，状元们出仕后即使再忠心耿耿，也难挤进最高执政圈，即使偶然挤进去了，为时既短，又不能当主角。处于高度重视状元的宋代之后，竟然使40％以上经反复筛选而得的“天下第一人”默默无闻，特别明显地体现了元统治者不重视人才，这显然是它的朝政始终不甚清明，并迅速灭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明代状元的官场的发展空间较大，但不如宋代，也不如清代。官至大学士入阁或非大学士入阁的17人，其他四品以上高官31人，占34.83%；两者共48人，占53.93%。也有2人无资料，占总数的2.25%；清代，官至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14人，其他一二品官30人，三四品官22人，共66人，占57.89%，清代离我们最近，没有状元没淹没的情形。
明、清状元在官场的发展空间怎样？
明代状元的官场的发展空间较大，但不如宋代，也不如清代。
明代，官至大学士入阁或非大学士入阁的17人：胡广、马愉、曹鼐、陈循、彭时、商辂、谢迁、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朱国祚、周延儒、钱士升、文震孟、黄士俊、魏德藻，占状元总数89人的19.10％。
其他四品以上高官：张升、任亨泰、吴宽、毛澄、罗万化、翁正春、赵秉忠、谢一夔、王华、朱希周、黎淳、秦鸣雷、余煌、杨维聪、茅瓒、丁士美、朱之蕃、诸大绶、孙继皋、黄观、唐文献、孙贤、李旻、吕楠、刘同升、曾棨、柯潜、范应期、龚用卿、沈坤、刘俨，共31人，占34.83%；两者共48人，占53.93%。也有2人无资料，占总数的2.25%。
清代，官至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14人：吕宫、傅以渐、徐元文、于敏中、庄有恭、梁国治、王杰、戴衢亨、潘世恩、张之万、翁同龢、孙家鼐、徐郙、陆润庠，占总数114人的12.28%。其他一二品官30人，其中部院大臣的21人：图尔宸、史大成、严我斯、韩菼、蔡升元、邓钟岳、彭启丰、金德瑛、金甡、钱维城、陈德华、茹芬、史致光、胡长龄、王以衔、姚文田、顾皋、崇绮、洪钧、麻勒吉、吴钟骏；总督、巡抚、布政使的6人：毕沅、吴其濬、林鸿年、龙启瑞、陈继昌、曹鸿勋；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者3人：钱棨、蒋立镛、孙如仅。三四品官22人（略），两者共52人，占45.61%；加上位至宰辅的，共66人，占57.89%。
于是，我们可以排序：状元宰相比例由高到低是：宋、辽、明、清、元、五代、金、唐；
状元高官的比例由高到低是：宋、清、明、辽、元、唐、金、五代；状元被淹没的比例由高到低是：五代、唐、辽、金、元、宋、明。清代离我们最近，没有状元没淹没的情形。
总的看来，状元们在宋代官场的发展空间是最大的。相应的文人在宋代最为扬眉吐气。
自唐至清，虽然进士第一名都被称为状元，状元桂冠也一直是科举中人激烈争夺
的目标，但是各个朝代对状元的重视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各朝状元都是以当时的游戏规则所选国家级人才的代表，重不重视状元实际是个重不重视人才的问题。笔者曾撰《历代状元遭际考索》等文?，从夺得状元的难易程度、夺魁后是否立即授职以及所得初始职位的高低、在官场发展空间的大小、被认为有罪错后所受处罚的轻重、私家著作相关记载是否关注名次与状元称号等方面进行过粗浅的探讨。本文拟再从二十五史所载相关信息的角度作一番考察，这又可以从3各方面进行比较。
一《选举志》从无到有且名次意识逐步增强
从朝代先后看，唐·李延寿的《北史》?是二十五史最早提供科举信息的，其卷26《杜铨传》提到杜景（杜铨的族孙）的孙子杜正伦、杜正藏、杜正仪在隋代或中秀才，或中进士的情形，而先后由魏征和长孙无忌组织多位饱学之士（包括李延寿）编撰的《隋书》?在这方面并无多大进展，没有《选举志》，仍然只将很零星的科举信息随机散载，可见隋代虽然首创科举取士之制，但离社会普遍重视科举还很遥远，相关资料保存甚少，那时每次考试取人一两个，未见有分名次的记载，所以无所谓状元。到魏征、长孙无忌等人修史时也没有尽量将科举资料集中记载的意识。
唐承隋制，将科举取士制度化了，朝野也比较重视科举了，但其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如宋代中期以后，最显着的例证就是初、盛、中唐，政府并没有注意保存科举资料，直到晚唐大中（847－860）年间，特别爱好文学的宣宗才开始关注起来。此事最早见于晚唐·裴庭裕《东观奏记》：“上雅尚文学。听政之暇，常赋诗。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后，宣宗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徳已后便有进士诸科，出莺谷而飞鸣，声华虽茂；经凤池而阅视，史策不书。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虔承圣旨，敢不讨论？臣寻委当行祠部员外赵璘采访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谨专上进士，方俟无疆。’敕：‘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后，并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仍仰所司逐年编次。’”?
裴参与过《宣宗实录》的编撰?，应该是可靠的。此后，《唐语林》卷4、《唐会要》卷76、《说郛》卷43上、
《池北偶談》卷1均有转述。
中央政府对于科举资料，特别是进士科的资料自晚唐开始注意搜集并保存，但是，後晋刘昫所撰的《旧唐书》?却还是没有《选举志》，有关科举的事项只有如下几句话附带放在职官志里。
有唐已来，出身入仕者着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诸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九品上。明经出身：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从九品上。进士、明法出身：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若通二经已外，每一经加一等。（卷42，《职官》1）
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试方略，策五条，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原注），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实而升为第。其有博综兼学须加甄奖，不得限以常科。（卷43，《职官》2）
这说明在唐、五代时期史官乃至朝廷看来，不仅正史没有为科举资料设专章的必要，而且附带的记载也不必那么详细。整个科举资料都未被看重，当然也就不会重视所产生的状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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