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静斋
隶书原来叫做“八分”和“分书”。“八”与“分”二个字的意思相同。南宋以后，“分书”被改称为隶书。隶书与篆书区别非常明显。首先，结体从长变扁，同时也改变了圆环缭绕的写法；其次，形体变得简化。此外，点画的形态丰富多变，尤其是“蚕头雁尾”的波笔捺脚，装饰性很强。
隶书点画的各种粗细方圆之变，必须以平面的纵横运动与上下提按和逆折绞转相结合，这样，自然就形成立体的运笔方法。这些平面、上下和逆折绞转的立体运笔法，实现了用笔的全部可能性，标志了笔法的成熟。
隶书的结构日趋简化，但其运笔和点画形态却是更趋丰富。这一简一繁的发展，使得作者思想情感的抒发获得了更大的表现空间，这意味着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已经成熟。
《云梦睡虎地秦简》，成书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期。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此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
《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极有东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
除了这些珍贵的墨迹实物之外，汉隶中最具价值的，莫过于碑刻。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写手之层次多端，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石门颂》、《西狭颂》、《华山碑》等等，或朴拙或秀巧，或方刚或圆柔，或含蓄或张扬，各臻妙绝，这不能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
《褒斜道刻石》意在以篆为隶，亦由篆变隶之日，浑朴苍劲，与《石门颂》、《陠阁颂》、《西狭颂》并为汉代著名摩崖刻石，由于书法刻于摩崖之上，此类作品皆气势很大，开张纵横，古朴自然，《褒斜道刻石》笔画几乎没有波磔，字近方正，极为拙朴。清翁方纲评：“至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此实未加波法之汉隶也。”
《石门颂》摩崖是我国著名汉刻之一，他与略阳《郙阁頌》、甘肃成县《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石门颂》每笔起处以毫端逆锋，含蓄蕴籍；中间运行遒缓，肃穆敦厚；收笔复以回锋，圆劲流畅。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逸宕，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清代张祖翼评说：“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
《华山庙碑》点画多为筑锋逆势，藏头护尾，顿挫跌宕，沉劲有力。通过用笔的提按与转折巧妙变化，构成此碑动静的对立统一。折笔方势主静，转笔圆势生动，直线为静，曲线为动。对于隶书的典型特征，一波三折，蚕头雁尾极为强调。波挑劲健而内含骨力，波磔极富装饰之美。 此碑与《乙瑛》、 《礼器》诸碑有许多相似之处。其结字上部紧收，下部舒展，端庄而又舒展之势非常明显。
《西狭颂》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摩崖巨构，其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赞其“疏宕”；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
《陠阁颂》文字剥泐已甚，隶法淳朴古拙，是汉隶最为厚重一类，粗看下笔粗钝，而仔细把玩，一种质直古朴、不求讨好之致，自在行间，极富回味。
《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品，是汉隶中最为娟秀清丽者，其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张迁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词旨淳古，隶书朴茂，字体方整中多变化、朴厚中见媚劲，蚕不并头，雁不双设，外方内圆，内捩外拓，是雕刻、书法艺术的珍品。 《张迁碑》与《鲜于璜碑》等为汉隶中方笔之典型。
《礼器碑》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清王澍评为：“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此碑字口完整，碑侧之字锋鋩如新，尤其飘逸多姿，纵横迭宕，更为书家所激赏。攻汉隶者，多以《礼器》为楷模。
《乙瑛碑》为汉碑之名品，尽管从艺术创作的要求看，《乙瑛碑》这样的作品显得过于工整和拘谨，但初学者由此入手，对于掌握隶书的结构、用笔技巧较为合适和方便，是“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东汉是隶书的第一次高峰。魏晋后，隶书开始工稳化、标准化，隋唐后一路衰退，直到清代碑学兴起之后，才得以复兴和发展，形成了隶书的第二次高峰。
郑簠,字汝器，号谷口。少时便立志习隶习，学汉碑达三十余年，为访河北，山东汉碑，倾尽家资。他倡学汉碑，对后来汉碑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包世臣将其隶书列为“逸品上”。后人称之为清代隶书第一人。
郑簠的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等秀丽一类汉碑，清初书家根据当时的审美趣味，站在帖学的立场来学习汉碑的。因此，郑簠的隶书既婉转盘旋、平铺坦荡又爽捷简净，恰如董其昌书风之翻版。
金农的隶书独创一种“渴笔八分”，融汉隶和魏楷于一体，这种被人称之为“漆书”的新书体，笔划方正，棱角分明，横划粗重而竖划纤细，墨色乌黑光亮如漆，这是其大胆创新、自辟蹊径的标志。与郑簠截然不同的是，金农的隶书用笔多侧锋，起笔收笔多不回锋，重按轻提，集厚重奇逸于一体，这种苍古奇逸、惊世骇俗的书风，实现了他“同能不如独诣，众毁不如独赏”的标新立异的创造思想，为书法的继承创新提供了意义非常深远的启迪。
邓石如是一代篆刻大师，且 “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曾提出“印从书入，书从印出”的宏论，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根据篆刻刀法顶锋逆行之理，提按起伏，逐步顿挫，“行处即留、留处即行”，使点画中段起伏跌宕，其隶书主要得《曹全碑》之秀逸、《衡方碑》之淳厚、《石门颂》之恣肆，写得圆涩厚重，雄浑苍茫。
伊秉绶的隶书从汉碑中摄取神理，自开面目。用笔劲健沉着，结体充实宽博，气势雄浑，格调高雅。他用篆书的笔法来写隶书，因此笔划圆润、粗细相近，没有明显的波挑。章法极有特色，字字铺满，四面撑足， “愈大愈壮”，给人方整严谨的装饰美感。
郑簠一扫宋元以来的呆板，但失之轻飘；金农纠之以苍古质直，但失之奇僻；邓石如纠之以平正厚重，但失之虚和。伊秉绶的隶书在笔划上与传统汉隶有很大的不同，他省去了汉隶横画的一波三折，代之以粗细变化甚少的平直笔划；汉隶的扁平结体在他手上也不复存在，只剩下粗木搭房般的笨拙造型，然而这不是技穷后的造作，而是在深入把握住汉隶神髓后的一次变异。
陈鸿寿于艺术涉猎广泛，而且造诣极高，为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他的隶书清劲潇洒，结体自由。穿插挪让，相映成趣，在当时是一种创新的风格。他将篆刻的“切刀法”灵活地运用到书法中，善于使汉摩崖石刻中金石气，用柔软的毛笔分段地“切”出。将点画写得圆劲苍茫，银画铁钩，意境萧疏简淡，笔致雄浑瓷肆，意态奇崛老辣。
杨守敬认为学隶不可以《曹全碑》《乙瑛碑》入手，否则容易庸俗，他主张取法《西狭颂》《景君碑》等个性鲜明一类作品。这件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观念的体现。他善于用浓墨的凝聚感、堆积感来表现厚重苍茫的金石气，同时在点画行书化的基础上，融入儿文、篆隶和楷书等多种书体的意趣于一体，丰富了结体点画的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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