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是曾国藩的机要幕僚。他于咸丰五年（1855）、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六年（1867）三入曾国藩幕府，在曾国藩身边总共待了八年时间。
在曾国藩幕府工作期间，赵烈文还根据曾国藩的安排和要求，到曾国荃幕府帮助工作，亲眼见证了湘军攻克金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曾国藩总共四五百号幕僚中，赵烈文极有可能是唯一一个同时在曾氏兄弟幕府兼任机要幕僚的人。
一、被临时安排到曾国荃身边帮忙
同治元年（1862）冬天，赵烈文有事去了一趟上海，第二年正月回安庆途中路过金陵，特意到湘军指挥部拜见了在这里领兵攻城的曾国荃。当时曾国荃正在病中，听说赵烈文来了，不仅让他换上便服进内室执手相见并谈话多时，而且送了一架十分珍贵的西洋望远镜给他，让他出营后登高 望金陵全城。更让赵烈文意想不到的是，曾国荃还当面恳请他留在自己幕府工作。
赵烈文回到安庆后，曾国荃不仅多次来信重提这件事，而且特意写信给哥哥曾国藩，要他出面做赵烈文的工作。同治二年（1863）四月十三日，赵烈文去看望曾国藩，曾国藩便将曾国荃的来信拿给他看，并征求意见说：“足下意见如何？”赵烈文回答说：“我赋性疏拙，不谙世务，到那里恐怕对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还是不去为好。”曾国藩却坚持要他去，赵烈文只好以缓几天再答复为借口，告辞而出。过了两天，赵烈文还是决定不去，于是请欧阳兆熊向曾国藩转达此意。想不到第二天欧阳兆熊回话说：“曾公还是想请你去一趟。曾公还说：到金陵后，是去是留，悉听尊便；或者往返金陵和安庆两处，也无不可。”意思是赵烈文可以“身兼二职”，同时做曾家兄弟的秘书和“高参”，由此可见曾氏兄弟对赵烈文是如何器重了。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赵烈文自然不好意思再回绝。
在和太平军进行生死较量的关键时刻，曾国藩不惜违背赵烈文的个人意愿，坚持派他到曾国荃身边，既是为了让他协助曾国荃工作，也是希望他在大事上能替九弟（曾国荃，字沅甫，族中排行第九）把关，让他尽量少惹或不惹麻烦。当然曾国藩内心也十分清楚：金陵迟早将被攻下，到时论功行赏，也好让自己的心腹幕僚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立功机会。从攻克金陵后发生的一系列情况看，当初曾国藩的这个决定实在太英明、太有远见了。如果没有赵烈文在身边，独断专行、一味蛮干的曾国荃不知会惹下多少大麻烦。
二、曾国荃的秘书和参谋不好当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中午，湘军攻进太平天国都城金陵。下午五时左右，赵烈文听说曾国荃回到了老营（曾国荃指挥部），就和众人一起前往祝贺。曾国荃穿着布衣，光着双脚，汗泪交流，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制止大家不要祝贺，然后拿出一份提纲交给赵烈文，要他据此起草奏折。赵烈文很快写出初稿，亲手交到曾国荃手上。
傍晚时，赵烈文听说各军入城后，大肆掠夺，秩序大乱。他又看见湘军指挥部的人员也全都出去搜刮，连勤杂工都跑出去了，街上到处是挑着担子搜刮财物的湘军官兵。赵烈文的同事，也就是平日自视甚高的文案委员们，后来也加入到这一掠夺者行列中。他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箱子，装着抢来的（也有自称是买来的）物品，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互相欣赏和夸示。见到赵烈文来了，才不好意思地侧着身体挡住箱子。还有一个文案委员，在街上看到一个八岁男孩，长得眉清目秀，内心喜欢，就把他抢过来，男孩的母亲哭喊着追了几里路，这个人居然用鞭子使劲抽打，迫使她放弃自己的孩子。只有一个姓宋的文案委员，能和赵烈文一样保持操守，不发战争灾难财。他们两人私下交谈时，宋委员常常喟然长叹：“此地不可居矣！”
面对这种极其混乱的局面，赵烈文很担心激起变故，就请曾国荃赶快出去号令约束部队。曾国荃当时疲乏已极，似乎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管这些事。他瞪大眼睛，直视赵烈文说：“你想让我上哪里去？”赵烈文说：“听说城防缺口很大，还是请您亲自率兵堵截为宜。”曾国荃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答话，就睡觉去了。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赵烈文听到龙脖子（位于南京太平门城墙东边，为一高坡，系“钟山龙蟠”余脉，俗称“龙脖子”）到孝陵卫一带响起巨大炮声，料想太平军逃了出去。当时金陵城虽然攻下来了，但太平军的重要首领都没有抓到，幼天王、李秀成、林绍璋等主要领导人都不知下落。赵烈文顾不了许多，硬是从卧榻上将曾国荃摇起来，请他派兵拦截逃敌，曾国荃还是不以为然。
休息了许久之后，曾国荃才起来，在灯下修改赵烈文起草的奏折。赵烈文的原稿写得比较简略，曾国荃涂涂改改，几乎增删略尽。叫人重新抄录后，曾国荃让彭椿年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然后吩咐赵烈文与他一起商量定稿。赵烈文说：“回营这一层不必提到。各位将领的战功，这次也不宜写得太多，以后应该由曾国藩大帅详细上报。”曾国荃不耐烦说：“不必取巧。这样做好像我们要隐讳什么。至于各位将领的功绩，我这里不上奏，我哥不一定会详细上报，这是有负诸位啊。”总之，他完全听不进赵烈文的意见。
奏折基本定稿后，曾国荃叫人誊写，就又睡觉去了。到下半夜四更时，城北传来报告，说有两百多太平军骑兵和一千多步兵，全部装扮成湘军模样，带着不少妇女从缺口逃出去了。负责防守这一地段的湘军主力，还在城内清剿太平军余部和掠夺财物，留守人员不多且疲惫不堪，因而不能阻挡，仅杀数十人。太平军逃出城后，由孝陵卫福字李泰山、节字萧孚泗等营卡门出去，然后向句容方向逃去。来报告的人不敢惊动正在酣睡的曾国荃，只好说给赵烈文听。正在誊写奏折的人员听到报告的情况，无不摇头叹息。赵烈文猜测太平军首领就在这群逃跑的人中，心想如果再按先前的定稿誊写奏折，以后肯定有大麻烦，于是不管曾国荃高不高兴，急忙敲门叫醒了他，要他在奏折中加上太平军如何逃走一段话，以便为将来留下一个回旋余地。曾国荃这回没有发火，不仅采纳了赵烈文的意见，而且迅速下令派骑兵追击。奏折誊写完毕，然后署上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的名字，密封准备寄走。此时天也快亮了，赵烈文这才进房休息。
可是躺下不久，赵烈文想起还有三封急信要写，就又起来工作。此时天已大亮。写完三封公函，随奏折一起发走，赵烈文又写了一份条陈，向曾国荃提出四条建议：一、停止杀戮，命令所有湘军回到自己的营地，进行全城大搜查，搜寻、捉拿太平军头目。二、找地方安顿好妇女，不要使她们尽遭掠夺。三、设立善后局。四、禁米麦出城。曾国荃答应实施后面三条，第一条则暂缓实行。
昨晚几乎忙了个通宵，十七日白天，赵烈文也无法休息。当天他主要做了这几件事：一是起草了两份公函，让对方即刻发布捷报；二是起草了《禁止米麦告示》和《关于成立善后局的通知》；三是起草了三份通知，要求全体湘军分汛救火、清剿太平军残兵败将等等。当时，金陵城中的天王府、忠王府还存在，其余的王府大多数被大火烧了。太平军逃跑前呼喊说：“不要留下半片烂布给妖享用！”湘军进城后，也烧杀抢掠，四面放火，所以金陵城被焚毁的地方有十分之三是太平军放的火，其余十分之七是湘军烧的。之后赵烈文又得到昨晚派去追击太平军的骑兵送回来的报告，说逃出城的太平军实际上有二三千人，幼天王洪天贵福等人也在其中。此时天已落黑，赵烈文当即建议曾国荃将这一情况如实报告曾国藩，并商定如何再给朝廷写奏折，不要落在别人后面。但曾国荃不同意。晚上赵烈文又处理了好几封公私信件。
十八日早晨赵烈文一起床，就被曾国荃叫进内室，要他给曾国藩写报告，内容就是昨天傍晚赵烈文对他说的那些话。他要赵烈文将详细情况报告给曾国藩，还说幼天王逃走的事情已经得到证实。给曾国藩的报告有数千字。忙完此事，赵烈文又分别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广总督官文等人写信，忙得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十九日傍晚，赵烈文与曾国荃又因为要不要继续给曾国藩写报告的事情发生争执。那是十六日深夜派去追击太平军的骑兵首领回来亲自向曾国荃报告说：他们在淳化镇抓获了太平天国列王李万材，李万材供称：幼天王和李秀成逃出城后，分作两队，幼天王等人为前队，已远走；忠王李秀成与璋王、顺王、幼西王、幼南王、信王等为后队，现在去追可能还追得上。他们便要李万材带路，追至湖熟大桥边果然追上了，于是将李秀成等太平天国头目一起杀死，如今只将李万材一个人生擒回来。曾国荃当即要赵烈文起草报告，向曾国藩补充汇报这一情况。赵烈文却觉得这个骑兵首领空口无凭，说的话非常值得怀疑（事实确实如此），就说这个报告不必急着写，等完全弄清了情况再说。曾国荃坚持己见，非要赵烈文写不可，两人一时相持不下。赵烈文转念想：这个报告是写给曾国藩的，即使汇报不实也无大碍，就顺着曾国荃的意思起草了这一报告。我们现在从曾国藩这一时期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会有趣地发现：由于曾国藩不能及时、准确、完整地得到金陵方面的信息，结果不仅为如何上奏皇上大费心思，而且特意推迟了来金陵的时间。曾国藩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九弟不能认真听取赵烈文的意见，随心所欲，该如实报告的信息不报告，不该急于报告的错误信息，又“畅通无阻”地送到了他那里。
那个骑兵首领的谎言，二十日一大早就被彻底戳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不仅被方山村的村民活捉，而且已经缚送至萧孚泗营，如今被押送到湘军指挥部来了，曾国荃正在亲自审讯他呢。曾国荃把尖刀和锥子搁在李秀成面前，打算一刀一锥地杀死与他终日苦战、让他损兵折将的李秀成，以解两年来的心头之恨。有人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赵烈文。赵烈文觉得李秀成不是一般人物，现在杀了他，以后不好向朝廷解释，就急忙赶过去，俯在曾国荃耳边细声提醒说不能杀死李秀成。赵烈文不说则已，一说反而害了李秀成：曾国荃当即从座位上弹起来，厉声责问赵烈文：“这是土贼啊，怎么能留下来，难道要献俘吗？！”说完，就让士兵拿刀割李秀成臂股上的肉。虽然鲜血直流，但李秀成丝毫不为所动。赵烈文碰了这么大个钉子，真是意想不到。
不一会儿，曾国荃又命人将天王洪秀全的胞兄福王洪仁达绑来，也让士兵拿刀一块一块割他身上的肉，洪仁达也闭口不发一语。赵烈文看到这种情形，知道自己无力阻止曾国荃的暴力行为，就默默退出去了。
庆幸的是，曾国荃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是多么不可思议，于是下令停止用刑，将李秀成和洪仁达分别收入禁室，然后叫赵烈文过去，问他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这两个人。曾国荃说：“过几天处死李秀成也可以。我是担心有献俘（克敌凯旋、献俘于宗庙以告成功）的事情发生，让朝廷滋生骄心啊。”赵烈文说：“是否献俘，不必由我们提出。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之一，既然被活捉，理当请示皇帝裁决。假如您的手下人将他抓获后擅自将其杀掉，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曾国荃一时无言以对，就说等报告我哥后再作打算。曾国荃要赵烈文起草报告时，必须写明李秀成是湘军将领萧孚泗抓获的，实际上数千名太平军正是从萧孚泗的防区逃走的。曾国荃颠倒黑白，无非是为了报功，也是为他自己和整个湘军争面子。后来，曾国荃和萧孚泗不仅获得了“擒获敌首”的大功，而且萧孚泗还由纵敌劫财的罪人摇身一变为功臣，封一等男爵，赐双眼花翎，曾国荃更是得到了一等伯爵，加太子少保。
晚上，赵烈文在一个同事的陪同下，来到囚禁李秀成的地方，与他谈了很久话。李秀成说：“我是广西藤县人，今年四十二岁。家里穷，最初以烧炭为业。洪秀全到广西后，经不住诱惑，加入了拜上帝教组织。当时跟随他的人很多，人们都称他为洪先生。他起事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属于石达开部下。到金陵七八年后，我才开始封王。”赵烈文向李秀成询问太平军首领的才能以及所封各王的优劣情况，李秀成回答说都是中等人材，没有什么特殊本领，只有石达开谋略超群。赵烈文问：“你们在一起闹事，有想过他们不可靠吗？还是自以为一定能成功？”李秀成说：“骑虎难下而已。”赵烈文问：“怎么不早投降呢？”李秀成说：“朋友之间的情谊，尚且不可背叛，何况我接受了人家的爵位。不过打仗的时候，我是严格禁止滥杀无辜的。抓获官军头目，也都待之以礼。对他们的家属，更是发给路票派兵护送出城。这些情况想必你也听说过。”赵烈文说：“你说的事也许存在。但你部下所杀的人，比起你所放的人，相差何止千百倍。作为将领，应当令行禁止，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没有罪，而要为自己开脱呢！”李秀成说：“这确实是我的罪过。但你们官军，又何尝不是如此！”赵烈文说：“因为你很自负，所以要和你辩论清楚，目的是让你能够醒悟过来。杀掠之事是军中的一贯情形，哪里是单独责怪你呢？”赵烈文还问了李秀成其他一些情况，他都能坦白回答。在谈话中，赵烈文感觉到李秀成有戴罪立功、乞求活命的想法。
早在六月十七日凌晨，在赵烈文的建议之下，曾国荃就发布了禁止杀戮良民和掳掠妇女的命令，此后几天，这种告示也贴遍了金陵城。然而湘军各将领都把它视为废纸，不仅掳掠不止，而且从地上发展到了地下，肆无忌惮地在金陵城掘地三尺，搜寻财物，连许多人家的坟墓都不能幸免。赵烈文听到消息后，赶忙请曾国荃派人查禁，但根本不起作用，照抢照掘不误。湘军官兵成群结队，肩挑手提；金陵城里，车水马龙，到处是抢掠的人群。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像饥饿的狼群一样寻找着一切有用的东西。在这场大浩劫之中，湘军的匪性赤裸裸暴露出来了。
为了抢夺财富和妇女，金陵街道上时常出现成群结队的火并现象。到了七月二十四日，攻陷金陵已经三十多天了，在赵烈文日记中还能见到这种文字：“城中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赵烈文痛心疾首，却又无力阻止，只能发出“这些人何以对九帅？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的无声感叹。其实，不是这些人无面目对曾国荃，而是曾国荃故意放纵他们这样做。太平军各将领尤其是各王府，都储存了数量可观的金银财宝，这也是曾国荃动员湘军拼命攻城的主要诱饵。正因如此，湘军进城之后，局面才会立刻失控；面对曾国荃发布的禁令，湘军官兵们才会不屑一顾。
为了把搜刮到的财物运送出城，湘军官兵都把太平军俘虏抓来做挑夫，然后放他们逃走。湘军攻进金陵城后，真正被杀的只有那些坚持抵抗的太平军，更多的则是为湘军扛抬财物时逃出了城，还有就是带领湘军官兵挖窖寻财，得到财物后，也被湘军放走。
城内的普通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弱病残者，则没有太平军俘虏幸运。他们不能挑担子，又不知道哪里有窖藏可挖，留着全是累赘，就被湘军杀死。街上横七竖八，全是平民百姓的尸体，其中十有八九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有一些不满两三岁的幼儿，但没有一个四十岁以下的妇女，说明她们都被当做性奴，被湘军官兵掳掠走了。那些命大的，身上中了数刀、十几刀，一时未被杀死，或死后又苏醒过来，则匍匐在路上，哀号不止，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他们的凄惨之声。局面乱到这种地步，真是令人发指。
尤其可恨的是那个萧孚泗。他在天王府取出很多金银财宝，随后又纵火烧毁房屋，毁灭罪证。李秀成本是方山村民陶大兰绑送到萧孚泗军营的，他却掠人之美，上报曾国荃说是他派队擒获的，曾国荃也不调查核实，就认可了他的说法。萧孚泗贪天之功为己有，不仅不给方山村民任何奖赏，还怀疑他们得到了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于是派兵把陶大兰全家绑到营中，邻居们也被押来，强迫他们说出李秀成的财物存放在什么地方，致使整个村子的人都逃得光光的。赵烈文为此发出感叹说：“丧良昧理，一至于此，吾不知其死所。”可见赵烈文对曾国荃纵容湘军劫掠，尤其对他把抓获李秀成的功劳记到萧孚泗头上，是极其不满的。
赵烈文对曾国荃有不满，曾国荃对赵烈文更是耿耿于怀，其中有两件事，甚至还让曾国荃感到恼恨。一是十六日下午曾国荃从前线回到指挥部后，赵烈文听说湘军官兵进城后大肆抢掠，秩序大乱，很担心激起变故，就请曾国荃赶快出去号令约束部队。曾国荃却把赵烈文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说赵烈文对他一点也不体谅，理由是他当时疲乏至极，哪有精力管这些破事？当时他的最大需要是休息，至于外面乱成什么样子，他是不想管也管不了的。作为湘军统帅，居然如此意气用事，一点责任心都没有，真是天下少有。还有就是十七日凌晨，赵烈文在几乎忙了一个通宵的情况下，给曾国荃写了一份条陈，提出四方面建议，其中一条是尽快设立善后局，做好善后工作。曾国荃虽然采纳了这一建议，也委派了官员负责其事，但由于工作难度实在太大，工作起来实在太辛苦，这些官员或消极怠工，或推诿不干。曾国荃无奈，就对赵烈文说：此事是你提议搞的，现在别人不干，只有请你兼顾了。当时赵烈文每天都要起草许多文件和公私信函，连休息时间都没有，哪有精力兼任此事？再说曾国藩要他来这儿，不是负责某项具体工作的，而是来做机要秘书和高参，为曾国荃出谋划策、处理重要文案，曾国荃再怎么糊涂，工作中遇到再大的难处，也不能这样乱点鸳鸯，所以赵烈文考虑都没有考虑，就婉拒了曾国荃的要求。曾国荃于是觉得赵烈文不体谅他的难处，只知道指手画脚，乱出主意，不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从此就把这两件事放在心里，给赵烈文记上了仇恨，以至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荃向赵烈文的朋友谈起这些事时，都还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这些话传到赵烈文耳中后，他心里虽然很不是滋味，甚至颇感委屈，但扪心自问，又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也就懒得和曾国荃计较了。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过了一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荃却主动找赵烈文谈话，诚恳对他说：“我读书太少，常常不明事理，喜欢意气用事，如果有什么怠慢和得罪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曾国荃说这些话时，满脸难为情的样子，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赵烈文猜想，曾国荃是为自己昨天说过的那些话，在向他做检讨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心直口快的曾国荃，也有他可爱的地方。
其实事情并非赵烈文想像的那么简单。曾国荃能够放下身段，主动找赵烈文谈话，委婉地做自我批评，是因为他哥哥曾国藩当天要从安庆来金陵，他觉得如果不尽快与赵烈文修复关系，到时哥哥批评起来，自己不好交待。
曾国藩来了后，曾国荃对赵烈文的态度果然大变。曾国藩与赵烈文长时间说话，曾国荃不仅一直陪着，而且专门安排时间，与曾国藩一起宴请赵烈文。要知道，曾国藩到金陵后，有多少重要事情要处理，有多少重要人物要接见，有多少应酬要参加，何需如此礼貌对待赵烈文。更好笑的是，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一天在外，曾国荃又单独请赵烈文吃晚饭，饭后，两人又进行长时间谈话，曾国荃可以说套足了近乎。
三、曾国荃的错误却记到了赵烈文帐上
可是朝廷发出的一份廷寄（不通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寄发的机密文件），使得赵烈文的心情很快又陷入冰窖之中。原来朝廷收到十七日凌晨曾国荃与杨载福、彭玉麟共同署名发出的奏折后，因为再没有收到后续报告，十分担心金陵这边发生了什么变故，未免不悦；又因为曾国荃在金陵刚刚攻下时，便贪图安逸，丢下部队不管，立刻回老营休息，朝廷觉得曾国荃太不负责，于是在廷寄中用十分严厉的语气批评了曾国荃。赵烈文看到这份廷寄后，心情本来就十分沉重，而一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却认为朝廷之所以有功不赏，反而对曾国荃横加指责，都是因为奏折起草人赵烈文没有写好，尤其是奏折中写了“伪城甚大”的缘故，所以这一切都是赵烈文的罪过。听到这些不负责任的议论后，心思缜密、对工作精益求精的赵烈文心里虽然在喊冤，却无法向人说明事情真相。
实际上正如前文所写，十六日晚间赵烈文起草的奏折初稿，内容非常简略，并没有涉及曾国荃回营这件事。曾国荃修改时，才不顾赵烈文反对，执意加上了回营的内容。在曾国荃改稿的基础上，彭椿年奉命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后，曾国荃要赵烈文一起商量定稿，赵烈文又一再主张删除“赶回老营”四个字，曾国荃不仅不听，反而发了脾气，赵烈文这才无奈地放弃自己的意见。那么“伪城甚大”的内容又是怎么加进去呢？那是下半夜四更时，赵烈文得到来自前线的报告，说有大批太平军在混乱中化装逃出了城，湘军主力则在城内烧杀抢掠，只留下少数老弱病残人员在防区站岗放哨，当时奏折尚没有誊写完毕，赵烈文于是强行叫醒曾国荃，建议他对奏折文字做些修改，否则以后朝廷怪罪下来，自己没有回旋余地。曾国荃采纳了他的意见。赵烈文于是将奏折原稿中的文字“令官军环城严守，四路搜杀”改成“环城内外札定，兼扼各路要隘，冀使无一漏网”。同时在下文添加了一段话：“万一城大兵单，窜漏一二，臣自当严饬各军尽力穷追，会合前路防军悉数擒斩，免致流入他方，复贻后患。”赵烈文这样添改，主要有两层用意：一是表明曾国荃回营，并非为了休息，而是为了防范太平军逃窜，也是为了淡化前后矛盾，掩盖前文留下的语句毛病；二是金陵城有这么大，湘军又不占绝对优势，破城之后，即使防范不严，有少数太平军趁乱逃窜，也是不奇怪的，朝廷日后要怪罪，也有理由推卸责任。赵烈文这种“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良苦用心，因不为外人所知晓，结果背了黑锅，承担了骂名，真是“悠悠之口，何足与辨”！
让赵烈文感到欣慰的是：曾国荃挨了朝廷严厉批评，虽然气得七窍生烟，却没有怪罪赵烈文。一是他知道全部事实真相，明白责任不在赵烈文身上，没有怨怪他的理由；二是他和赵烈文都心知肚明，朝廷这次借奏折问题严词谴责，其实与奏折用词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借题发挥，节外生枝，有意刁难，否则，去年冬天攻克苏州时，李鸿章在奏折中明白无误地写了李秀成率部从小路搭桥而去；今年春天攻克杭州时，左宗棠在奏折中也明确告诉朝廷太平军倾城而走，可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不仅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很快得到了恩赏。朝廷之所以薄此厚彼，要这样严厉对待曾国荃，一是要打压他那骤胜而骄的骄盈作风，二是在给曾氏兄弟提出警告，告诉他们必须夹紧尾巴做人，不要得意忘形，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如果违背朝廷意旨，或有不轨的行动，朝廷随时可以将他们一免到底，甚至可以实行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当时曾氏兄弟手里握有天下第一重兵，身边聚集着全国第一流人才，长江流域几乎都是湘军的天下，曾国藩本人威望又很高，对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胁，所以满族统治者从骨子里疑忌和害怕他们。正因如此，他们才会虚张声势，从而既给自己壮胆，又能把对方打得晕头转向。
大凡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功高震主”的典故。现在，曾氏兄弟和清廷的关系，也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骨眼上。自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事以来，清廷是又要用他，又对他不放心，越是接近太平天国失败，清廷的疑心就越重，一会儿突然无来由的指责，一会儿又加以安慰，就是清廷这种矛盾心理的具体体现。曾国藩熟读史书，又十分谨慎，曾国荃则不然，天不怕，地不怕，性格倔强，行事鲁莽，不时时敲打他一下，说不定真的会做出让人惊骇的事情来。这些，就是清廷借奏折一事向曾国荃发难的主要原因。
四、赵烈文也给曾国荃惹过祸
不过在上奏折问题上，赵烈文给曾国荃惹祸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
一个多月后的九月十二日，人在安庆的赵烈文听说朝廷已经批复了曾国荃的折子，轮船巡海的事情交总理衙门商议后上奏，已基本获得批准；有关军务的附片，却遭到朝廷严厉批评：“曾国荃的浙江巡抚一职只是个虚名，并未到任，以后军务方面的事情，一律与杨载福、彭玉麟联名，由曾国藩负责奏报，用不着曾国荃单独奏报。”这实际上是剥夺了曾国荃的专折上奏权，并不视他为巡抚，事态自然极其严重。赵烈文马上去见曾国藩，曾国藩要他当即赶回金陵，给曾国荃做安慰开导工作。他生怕脾气暴躁的曾国荃想不开，做出傻事来。赵烈文却说：“我虽然劝说过沅帅（赵烈文一直称曾国荃为‘九帅’或‘沅帅’）要尽量少上奏折和夹片，却没有阻止他奏报军情，所以心中深感惭愧，不好意思见他。”曾国藩也就不再勉强。第二天，赵烈文特意给曾国荃写信，做了深刻检讨：“昨天在友人处，听说您前次上给朝廷的奏折受到严厉训斥，我于是立即拜见曾大帅，如实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为此惊愕不已！您在写给曾大帅的信中，还说我曾经劝过您不要向朝廷奏事，因而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您越是这样做，我越是感到难过。我在您身边，充当上等宾客，享受丰厚俸禄，就是发生了与我完全无关的错误，心里也会惭愧不安，何况我在您那里负责文稿之事，现在您因上奏折而受到朝廷训斥，我怎么能说没有过错呢？所以您越是对我宽厚，我就越是感到愧疚。”
朝廷这次之所以要在曾国荃的军务奏片上发难，不是因为他上的奏折太多，而是恼火他多嘴多舌，阻碍了朝廷命令的执行。朝廷要求鲍超率军北上，自有朝廷的考虑，作为臣子的曾国荃只有无条件执行。可他倒好，不但不执行朝廷命令，反而喋喋不休，提了一大堆反对意见，朝廷自然无法容忍。加之曾国荃久攻金陵不下，早已引起朝野指责，皇帝对他也有一肚子意见。赵烈文要曾国荃少上奏折，很大因素是他知道朝廷对曾国荃失去了耐心，而不是上多了奏折本身是一种罪过。再说奏折带夹片的事，也没有硬性规定可以带多少。官员上奏，如果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同时报告或请示，只要不违犯一事一奏的原则，便可“再”字起头，另纸奏明。通常一个奏折可带二三个夹片，亦有多达五六个的。曾国荃在轮船巡海的奏折里面，多带一个军务夹片，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严格说起来，赵烈文确实没有起好参谋作用，至少是提出的对策太简单了。他只是一厢情愿地站在曾国荃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既没有顾及朝廷的感受，又忘记了臣子应尽的职责，结果惹下大祸。正因如此，当曾国藩要他迅速赶往金陵安慰开导曾国荃时，赵烈文才像一个犯下大错的孩子，不好意思前往。他觉得自己无面目见曾国荃。事实也确实如此：惹祸的赵烈文不在身边，曾国荃还眼不见心不烦，他如果赶回来，居高临下做所谓的思想工作，曾国荃不仅有可能听不进，说不定还会火冒三丈、大发脾气呢！赵烈文何必自找没趣？
相比之下，在处理同类事情上，李鸿章的政治手腕，就比赵烈文高超得多。
咸丰十年（1860）秋天，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大伤脑筋。他既不愿意湘军主力被朝廷抽走，又不敢公开违抗皇帝命令。李鸿章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几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的重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间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而奏折来往需时，曾国藩所接圣旨已在路上走了半个月，这里再耽搁数日复奏，等奏折送达热河皇帝手上时，又要半个多月，在这一来一往一个多月时间里，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鲍超北上了。曾国藩欣然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已成，援兵无需北上。
赵烈文呢？他只是要曾国荃少上奏折，却鼓励他用夹片阻止鲍超率部北上，结果被朝廷剥夺了专折上奏之权，惹祸确实不小。而就在不久前的七月份，曾国荃要赵烈文起草保举人才的奏折，开头只保举了五个人，脱稿后，又要赵烈文添上七个人，其中包括赵烈文本人。在考语中，不仅说赵烈文是优秀的顾问人选，而且一连写了二十多句褒奖他的话。赵烈文极力推辞，曾国荃坚决不答应；想删掉几句褒奖自己的话，曾国荃也不同意，还说这份保举折子，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名字，才体现了它的分量。八月一日即接到廷寄，所保各员均交军机处存记，候旨擢用。不久，曾国藩又接到上谕，各处特保的十四人俱发往江苏，以知县用。赵烈文也名列其中。清朝任官实行回避制度，朝廷显然忘了赵烈文就是江苏人。为此，攻克巢县、含山、和州等地之后，曾国荃又在保举人才的奏折中，以“器量闳深，调度有法，实属尤为出力”保举赵烈文，并请求朝廷免送本班，以知县留于浙江补用，奉旨允准。
不久前还接二连三受到褒奖的赵烈文，如今便因为自己考虑不周，给曾国荃带来了大麻烦，赵烈文有多么懊悔，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挫折，吸取了这次教训，以后他代曾国荃起草奏折时，才会不顾曾国荃的反对，甘冒被误解的风险，坚持自认为是正确的做法。
五、曾国荃功成身退，与赵烈文和好如初
打下金陵后，曾国荃满以为劳苦功高，会得到朝廷重赏，不料上奏后不但没有得到表扬，甚至连句安慰鼓励的话都没有，反倒严厉指责他不该在攻破外城后马上返回老营，甚至说什么：“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惟曾国荃是问!”这简直是一记闷棍，打得曾国荃晕头转向，心中气愤异常。七月十一日，朝廷又发来廷寄，说什么“御史贾铎上奏，请朝廷下旨，让曾国藩更加勤勉国事，力图有长久远大的打算。还有太平军所得金银，全部运到了金陵，现在金陵已经收复，也请他查明后上报中央。曾国藩以儒臣带兵打仗，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只是他统辖的各位将领，自曾国荃以下，都应该由他严格管教，不要让他们因为骤然得到的胜利而骄傲自大，这样才能长承恩眷。”更让曾国荃难以容忍的是，朝廷还从扬州派了江宁将军富明阿到金陵来，他表面上是来查看八旗兵驻防的营地，实际上是来秘密调查李秀成是不是真的被湘军活捉，以及了解金陵城内的其他各种情况，其中最受他关注的是太平天国的财宝，因为太平天国有所谓的“圣库”，“圣库”里堆积了大量金银财宝的消息，早已传得纷纷扬扬，成了公开的秘密。朝廷如此不相信曾国荃，对他防范如此之严，无疑让他伤透了心。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在其安排之下，曾国荃退出官场的意愿便越来越强烈。有一天赵烈文去看望他时，他便对赵烈文说：“我自己并不具有封疆大吏的才干，局量褊浅，性格急躁，太没有学问；朝廷制定颁布了许多条条框框，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没有多少实行的价值，让人动辄得咎，真是做事越多，过错越大，所以我很不适合这种官场环境。”赵烈文看他如此推心置腹，也就把自己的真实看法说了出来：“您的心胸未尝不开阔，但遇事急躁确实存在。至于工作中有许多规定和约束，大的方面当然要遵守，在一些无关紧要或者脱离实际的事情上，其实并不要求拘泥于成规，刻板而不知灵活变通。您作为国家名臣，岂能像古代的隐士一样，长久在山水间游乐？只是希望您遇到事情的时候，更加考虑周详、谨慎对待，自然就没有什么愧疚和过失了。”曾国荃不仅完全赞同赵烈文的意见，而且表示一定虚心采纳，铭记于心。这一天，他们两人谈话时间很长，以前所有的不快，都随着这次谈话烟消云散。
早在将两江总督府移驻金陵之前，富有政治经验的曾国藩考虑到他们兄弟功太高，朝廷对他们防范太严，嫉恨他们的人又太多，为了保全曾氏家族，避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惨剧发生，于是在主动提出裁撤湘军的同时，不仅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而且希望他越早离开官场越好。结果，拼了老命、经过数年血战才争来的一袭伯爵和封疆大吏官衔的曾国荃，在攻下金陵三个月之后就辞官回乡了。随着曾国荃的离去，赵烈文自然也结束了第一次在曾国荃幕府的工作。之所以说第一次，是因为三年之后的同治六年，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之后，赵烈文还在曾国藩的安排和照顾之下，第二次参与曾国荃幕府工作，这是后话。
赵烈文第一次到曾国荃幕府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半不到，而且是安庆、金陵两地兼顾，但因为机会千载难逢，工作又肯卖力，得到了曾国荃的极大认可，于是最后论功行赏，赵烈文亦以花翎直隶州保叙。直隶州与府同级，知州相当于知府。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赵烈文，于是一跃而成了清朝的知府级官员，并为自己争得了一袭花翎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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