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表现合围成功后，皇帝一马当先入围猎鹿的情景。
围场是专门用来打猎的地方，早在隋朝就有布围打猎的记载。清统治者非常重视围猎活动，在入关前的天命四年(1619年)，就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多处围场，以保持八旗跃马弯弓的骑射传统。清入关后，清王朝为保证能从东北这个“根本之地”征招到拥有战斗力的八旗武装，就将围猎活动作为军队训练的一种特别形式。康熙帝即位不久，在东北建立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大围场，后来又在北京周边建立了西围场和木兰围场，其中盛京围场和木兰围场是最大的。
盛京围场“设一百零五围按年轮转捕猎”，其中有预备皇帝巡幸东北时围猎的“御围”11围(处)；供盛京内务府每年为皇室采捕贡物的“王多罗束围”11围；专门供捕鹿制作晒肉干和进贡活鹿的“鲜围”14围；设在偏僻山区的“ 远围”6围；以及每年供演练军队和射猎的“应捕围”63围。
围场在清代统治者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并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围场制度。
皇帝打猎声势浩大
清入关后，不忘东北这块“龙兴之地”，把盛京设为陪都。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先后10次到东北巡幸，并多次到盛京围场行围。
皇帝行围过程分为待围、撒围、合围、罢围几个阶段。待围时，八旗官兵在各章京的率领下，按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的次序集结，在统围大臣的指挥下，以黄旗为核心，以白旗、红旗和作为通讯标志的蓝旗分列左右两翼。撒围时，左右两翼的马队分别在左翼官和右翼官的统辖下，以蓝旗为末尾向外撒开并逐渐合拢，直到人和马并齐，严实如铁桶般形成第一道合围圈，再设置第二道合围圈。然后全体前进，再逐渐缩小包围圈，把野兽围到一块没有树木的低地。合围就绪后，全体官兵要摘下帽子把马鞭举起高呼“马而阁”(满语，帽子的意思)做为信号。这时皇帝骑马手执弓箭进入合围圈中，亲自引弓发箭射猎后，再下令御前大臣、侍卫等开始放箭射猎。皇帝射中的猎物，有专门挑选出来善于骑射的侍卫去追获。
行围时，遇到老虎等猛兽是不能随便射杀的，必须奏报皇帝，同时传报诸贝勒。皇帝或策马前去，或委人去猎杀。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在第二次东巡中，行围时挑选出的随侍的弓箭手就有3000多名，其亲手射杀的猛虎有39只之多。皇帝行围完毕后，还要举行“燕赉”，就是对随从行围的王公、将军等赐宴招待、论功行赏。
围场打猎如同打仗
盛京围场除供皇帝巡幸时举行临时的行围外，每年都要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行围，主要是通过围猎活动演练八旗军队，同时捕捉部分贡物。行围作为演练军队的一种方式，像打仗一样制定有严格的法令和纪律，规定“围场随猎官兵等人，有行走不齐，前后杂乱以至呼应不灵者，该管官罚俸一月”。行围时，无论是遇到树丛还是苇塘，都要像上战场一样勇往直前，不许退避，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行围是真刀真枪的演练，伤亡在所难免。当时规定，对行围中被射死的人，一律“照阵亡例”给予抚恤。对参加行围的八旗官兵“行围采捕贡献，即于比较技勇，分别记注功过”。
由于围场在清代具有的特殊地位，清王朝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后，修筑柳条边，将围场作为禁中之禁，对围场的管理和保护十分重视。对出柳条边外采参、采蜜的人丁，要由所在地的官厅发给出边执照，上面写明持照人的年龄、相貌及面色，以便核对，还严格规定了出入边门的名称，对进山、出山的路途也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以使他们避开围场所在的地方。对违禁偷猎的人，制定了惩罚的规定：“盛京威远堡南至凤凰城边外，山谷附近围场处所，拿获偷伐木植、偷打鹿只人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对于看守围场失职的官兵，也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
道光七年(1827年)，盛京将军富俊上奏：盛京围场卡官晋海、领催委官锡永保私放民人入围场砍伐树木。为此，道光皇帝下谕将晋海、锡永保革职，在“围场枷号一月示众”。翼长兼左领伊郎阿也连带被罚转为民人并“交部严加议处”。
清代围场除做八旗军队演武之地外，也是为皇室提供“贡鲜”的场所。所谓“贡鲜”，就是猎取的鹿、狍等鲜活猎物或将其加工后的各种制品。盛京围场每年所进“贡鲜”的数量十分可观，仅鹿、狍及其制品就达20余种，1000多只(盘、根)。此外，还有通睛鱼、细鳞鱼等鱼类，香水梨、山里红等果品，以及蚕茧、箭杆、枪杆等物。还有芒种前捕拿的60只鹿羔，要从围场运送到盛京城内喂养。鲜鹿肉、野鸡等贡物为保证其鲜活还规定要“装载官车派官驰驿送京”，就如同唐朝时供给杨贵妃鲜荔枝一样，作为十万火急之事，日夜兼程。
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对围场起保护作用的柳条边及边门也失去作用，作为“禁中之禁”的盛京围场后被放荒开垦，从此成为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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