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北伐的诸多问题中，“子午谷之谋”一直是大家争论颇多的热点之一。不过，争论多纠结于子午谷之谋的成败问题，而很少论及诸葛亮不用此谋的原因。因为这似乎不是什么有争议的问题，一般而言，原因无外乎是诸葛亮小心谨慎的性格以及“先凉州后关中”的战略问题。近日三读田余庆先生《秦汉魏晋史探微》，将政治背景下的孟达之死，与军事背景下的一出祁山重新联系在一起，发现诸葛亮摒弃子午谷之谋，似乎也是有政治背景的。
具体来说，当时蜀汉中新人（荆州派，指随刘备入蜀的外来势力）和旧人（东州派，指刘焉、刘璋时期非益州本土的外来势力）矛盾突出，诸葛亮的任务之一就是完成由新人主导的新旧融合，缔造统一的蜀汉。作为旧人代表的李严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同为旧人的孟达向交构，对诸葛亮的政策构成了威胁。诸葛亮察觉后，借魏将司马懿之手剪除了孟达，但由此必将泄露北伐机密。诸葛亮经过周密部署，在冒险达成除掉孟达的目标时，仍然在北伐中取得了“震动关中”的效果。但在机密已经泄露的前提下，“子午谷之谋”就过于危险了。因此，诸葛亮没有采取魏延的子午谷之谋，或是出于这样一个政治性全盘战略来考虑的。
以下是一个整个事件的大体过程：
汉建兴三年（魏黄初六年，225）六月，曹魏发生利成兵变，旋即平定，曹丕东出徐州一劳永逸解决了青徐豪霸问题。七八月间，孟达派李鸿进入蜀汉试探诸葛亮。十月左右，李鸿见到诸葛亮并陈说孟达仰慕之情，诸葛亮遂生以孟达为北伐外援的构想。十二月，诸葛亮到达成都。
汉建兴四年（魏黄初七年，226），诸葛亮给孟达回信，表示自己希望孟达回归蜀汉之意。这年春，诸葛亮以刘禅名义，转李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为前将军，尚书令此后亦不见记载；又命李严移江州，以陈到督永安。五月丁巳（6月29日），曹丕驾崩。此后孟达更加惶惶不可终日。最迟在汉建兴五年（魏太和元年，227）春，李严与诸葛亮分别向孟达致书，极言李严处境之佳。盖诸葛亮意在招孟达为北伐外援，而李严在招孟达为势以抗衡诸葛亮。孟达由此卷入了蜀汉的内部政治斗争。
汉建兴五年（魏太和元年，227）春，诸葛亮驻军汉中。李严劝诸葛亮加九锡进行试探，诸葛亮以十命答之。同时，诸葛亮发现李严交构孟达以壮大旧人势力的用心，出于维护新人利益和蜀汉稳定的需要，改变了策略。十二月，诸葛亮派郭模向魏申仪泄露孟达造反之秘密。是月，司马懿出兵讨伐孟达。而“子午谷之谋”最迟在这时为诸葛亮所正式遗弃。
汉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228）正月，司马懿攻破新城（房陵），斩孟达、收申仪，从而将东三郡正式纳入魏国控制；同时曹魏方面得到诸葛亮北伐消息，开始有所准备，但仍很仓促。诸葛亮则在此月以赵云为疑兵屯箕谷，曹魏方面迅速以曹真督关中阻赵云，诸葛亮得以出兵陇右，威震关中。
一、“一出祁山”前夕的一个谜团
关于“子午谷之谋”的成败问题，早在刚读三国史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疑问——汉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228）正月，诸葛亮正式发动北伐的时候，也正是他引以为外援的孟达授首之时。也就是说，诸葛亮北伐之际，曹魏方面已经得知了其北伐的计划，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行魏延子午谷之谋，那么胜算究竟有多达？
于此同时，一个更加令人疑惑的问题出现了——泄露孟达归汉之谋的，竟然就是诸葛亮自己！据《三国志集解》注引《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九》引司马彪《战略》曰：
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使郭模诈降，过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亮言：玉玦者，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者，言事已合。”
此事不见于《三国志》和裴注，但为《晋书》《华阳国志》所引。《晋书·宣帝纪》还进一步说道：
蜀相诸葛亮恶其（即孟达）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
如果所记为事实，那么也就是说，诸葛亮本来招孟达来参加北伐，结果因为讨厌这个人反复无常，又把他出卖了，甚至可以说是借司马懿之手除掉了一个祸害。
关于这件事的真实性，可参见《蜀史四题》。这里想说的是，诸葛亮冒着北伐机密泄露的危险除掉孟达的动机，田余庆先生在《蜀史四题》和《东三郡与蜀魏历史》有详细和精彩的分析。而近日三读《蜀史四题》和《东三郡与蜀魏历史》时，终于把这件事情和北伐本身联系起来。
二、孟达主动试探诸葛亮的动机
诸葛亮在北伐之事上与孟达牵上线，开始于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据《三国志·费诗传》载：
建兴三年，（费诗）随诸葛亮南行，归至汉阳县，降人李鸿来诣亮，亮见鸿，时蒋琬与诗在坐。鸿曰：“间过孟达许，適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无复已已。”亮谓琬、诗曰：“还都当有书与子度相闻。”诗进曰：“孟达小子，昔事振威（指刘璋）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亮默然不答。
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未及还，適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
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
李鸿自上庸孟达处而来，尽向诸葛亮陈孟达仰慕之情。诸葛亮当即就表示要给孟达修书一封，只是由于孟达人品问题，导致蒋琬、费诗的反对。即便如此，诸葛亮还是给孟达去了书信，招揽之心昭然。
这个事件，以往史家包括田余庆先生在内，大多以为是偶然事件。即一个投奔蜀汉的魏国人，可能还是汉阳本地人，在汉阳碰巧遇到了回军的诸葛亮。于是，他将自己在上庸、房陵的所见所闻告诉了诸葛亮，从而使诸葛亮萌生了招揽孟达以为己用的想法。
但我以为，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偶遇而已。
关于诸葛亮见李鸿的时间，田余庆考其在建兴三年（225）冬。余据史载，诸葛亮于建兴三年夏五月至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即后来的建宁郡）虏孟获（见《华阳国志》），秋平南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十二月回到成都（见《三国志·后主传》）。汉阳位于今贵州威宁一带，算起来诸葛亮到达汉阳当在这一年的冬十月左右。李鸿自上庸而来，所走者当是《东三郡与蜀魏历史》中所考的永安—上庸线。考虑到山路险远，同时还要找到诸葛亮行军所在，那么李鸿从上庸出发的时间，当在七八月间。
而于此同时，魏国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建兴三年，也就是魏黄初六年。这一年的五月，魏主曹丕已经以征吴的名义驻军谯（今安徽亳州），六月爆发了利成兵变，旋即遭到镇压。八月，曹丕入徐州；十月至广陵临江而回。据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曹丕屡屡用兵广陵却又不积极寻求对吴战机，其醉翁之意乃是在制服青州与徐州的豪霸。这些豪霸自归顺曹操以来，一直在青州、徐州处于半割据状态。曹丕即位以后，一个努力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青徐豪霸割据问题。黄初六年平定利成兵变，最终削平了这个困扰曹氏二十余年的复杂问题。
好，现在回到孟达和李鸿的问题上来。众所周知，孟达投降曹魏后，曹丕极为宠信，合东三郡为新城而以孟达领之，“委以西南之任”。群臣进谏者不少，如刘晔说孟达“恃才好术”（《三国志·刘烨传》）、司马懿说他“言行倾巧”（《晋书·宣帝纪》），但曹丕一概不听。过去常常从曹丕的能力和品德分析这个问题，而田余庆则进一步指出，当时东三郡地区关系复杂，申耽、申仪的土豪势力、孟达自带的四千部曲各自牵制，曹魏尚无法完全控制魏兴（西城）、上庸、房陵这东三郡。
在我看来，如果综合曹丕在位时期一心要削平青徐豪霸的国策，那么他贵宠孟达就似乎有羁縻之意。也就是说让孟达以半割据的现状来制衡东三郡各派势力，从而用这样的方法来控制这个魏蜀吴三方的交界之地，牵制各方，以便以更大的精力来解决东方的青徐豪霸问题。这又和当年曹操用羁縻臧霸、孙观等青徐豪霸的方式来控制青州、徐州，从而牵制河北袁绍和江东孙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孟达与东三郡就是早晚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孟达自己未必不明白。田氏在《蜀史四题·黄权降魏索隐》中提到，夷陵之战时，引领汉将黄权降魏的正是孟达。在《东三郡与蜀魏历史》中，则进一步指出，孟达此举“可能还有挟其蜀中政界旧有关系以自重于魏的打算”。由此可见，对于如何在曹魏自保，孟达是破费了一番心思的。然而，当黄初六年六月，青徐豪霸基本被肃清的时候，与之有着相同特点、可能也会有相同命运的孟达，就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做进一步的打算了。
如前所述，李鸿从上庸房陵地区出发的时间应该是建兴三年（黄初六年）的七八月间。而这个时间，正好是孟达得知曹丕平定利成兵变稍后的时间。李鸿见诸葛亮，不说别的，却一定要说孟达对诸葛亮的信任与景仰之情，这就太巧合了。因此我怀疑，在曹丕于当年五月再次东征，由此引发了六月的利成兵变并随之将其平定以后，孟达得知了消息，有一种同命相怜的危机感。因此，派遣李鸿以魏国降人的身份到蜀汉见诸葛亮，传达自己的倾慕之情，试探蜀汉方面的动静。至于李鸿所说的王冲故事，甚至可能是编造出来的。当然，王冲之事无论真假，都不妨碍孟达通过李鸿来试探诸葛亮。这样来看，孟达因为惶恐而与蜀汉方面建立联系的时间，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在曹丕驾崩之后，而是在此前的曹丕平定青徐之时。
三、孟达卷入诸葛亮与李严间的政治斗争
如前所述，汉建兴三年（魏黄初六年，225）十月左右，诸葛亮与李鸿相见于汉阳，随即产生了引孟达为北伐外援的想法。四年，诸葛亮即与孟达书信，招揽孟达，即前引《费诗传》之书。由于当时东三郡中，魏兴（西城）仍在申仪手中，所以诸葛亮与孟达通信的道路，应该还是永安—上庸道，而不会取汉中—西城—上庸道，以防止泄密（参见《蜀史四题》）。而永安—上庸道，正是蜀汉名义上的二号人物李严的辖区。由此，就不得不提一提李严的问题。
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中，田余庆指出，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纠葛，缘于蜀汉内部新人与旧人的矛盾，缘于诸葛亮要混新人与旧人为一体、同时要巩固新人地位的历史任务。的确，新人和旧人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可以说是威胁到国本的，能否处理好新旧关系，直接关系到蜀汉政权的稳定与否；同时，能否维持新人的优势地位，也直接关系到蜀汉政权的核心利益能否保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新旧关系出现新的威胁时，那么一切其他事务只好为解决这个关系来让位——包括北伐。
永安托孤后，李严作为顾命大臣而副于诸葛亮，以尚书令、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而留驻永安。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李严因不能回成都而无法成为真正的辅政大臣，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的兵权也不过限于永安一隅。起初，诸葛亮作为新人的代表，为了协调新人与旧人的关系，就不得不对旧人的代表李严表示尊崇。但是，从建兴四年开始，诸葛亮就开始逐步削弱李严的势力，以期最终结束二人分陕而治的局面和解决新人旧人关系的问题。
建兴四年春，李严转前将军，虽然位尊，但是名义上的军事首长地位——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被取消了。而且，李严的尚书令后来也不见于记载，而尚书令在东汉时期是实际的宰相。与此同时，诸葛亮还做了军事调整，即以北伐之名，以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名义上，陈到由李严统属，但《华阳国志》所言，陈到乃是汝南人。也就是说，陈到属于新人，和诸葛亮是一个集团的。以当时人际关系之敏感，以李严之机敏，似乎不会觉察不到，这样的人事安排，可能包含着诸葛亮从东面对自己的牵制之心。
由此，李严必须通过一些举措，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孟达向诸葛亮示好，无疑给了李严一个契机。李严与孟达，都是蜀中旧人，同属东州集团。据《李严传》，李严曾为刘表出宰秭归，对于自秭归—上庸道当比较熟悉，甚至对后来的永安—上庸道也有所耳闻。《先主传》中有“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按，李平即李严后来所改之名，此处很有可能是陈寿笔误。不过，李严此次似乎并没有参加北伐上庸的军事行动，可能是尚未出征而上庸已平。但无论如何，李严这样的经历，使他与东三郡、与孟达的联系成为可能。
就在汉建兴四年春李严移驻江州以后，他给孟达写了书信：“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也写信说“部分如流，趣舍罔滞，正方性也。”这两封信应在次年春诸葛亮入驻汉中之前所发。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汉建兴四年（魏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驾崩以后，孟达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发出的。不过，就诸葛亮和李严写信的目的，可能略有不同。
就诸葛亮而论，建兴四年他给孟达还写过一封信，即前引《费诗传》所记，其内容可见思贤若渴之心。此时的诸葛亮欲招揽孟达，多半还是出自北伐的真心。而后又在书信中盛赞李严，即是想告诉孟达，蜀中旧人可得崇高之地位，进一步说动孟达降汉。
而李严的信，看上去就是话里有话了。《蜀史四题·刘封与孟达》中提到，李严的自我标榜，可能是出于诸葛亮授意，或至少诸葛亮知情，旨在策反孟达。不过我以为，李严所谓“思得良伴”，恐怕不仅仅是策反孟达参加北伐这么简单。田氏所说，是“用李严在蜀处境顺当之例”来策反孟达，但是观建兴四年春以后，李严之处境恐怕并不能令他满意：他虽然是顾命大臣却留滞东部而不能行顾命之权，名义上掌握全国军权的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被偷梁换柱成了前将军，有宰相之实的尚书令估计也是在这一时期取消的，而且还移驻江州，东边多了一个牵制自己陈到。这样的安排，李严如何满意？
因此，最大的可能是，诸葛亮想借着李严与孟达类似的身份和二人旧有的关系来策反孟达以为己用；而李严则是顺水推舟有心引孟达为自己的外援来抗衡诸葛亮。孟达由此卷入了蜀汉内部的政治斗争。
四、李严九锡之劝与诸葛亮决定除掉孟达
汉建兴五年（魏太和元年，227）春，诸葛亮北驻汉中，上《出师表》筹备北伐事宜。按前引《费诗传》有“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明帝纪》裴注引《魏略》亦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及至后来司马懿兵临城下，孟达还要告知诸葛亮，可见二人此间一直都在书信往来。但是，就是建兴五年这个最关键的一年，诸葛亮把孟达给卖了。
从史书记载来看，从诸葛亮北驻到孟达破败，再没有什么详细记载了。但建兴四年，诸葛亮还是真心实意招揽孟达北伐，何以建兴五年就要把他除掉了呢？“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并不能直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诸葛亮心思缜密，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
也就是说，建兴五年，一定还出了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恐怕就与李严有关。《李严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有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九锡、十命，这些话在当时都是犯大忌的。但是李严和诸葛亮公然以书信相言，只能理解为在刘备托孤的基础上，李严对诸葛亮政治态度的一种试探。这种试探会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看诸葛亮南征以前，虽然大权独揽，但毕竟没有建立功业；后来连年北伐，仍然是功业不成。论诸葛亮之军功，唯有建兴三年（225）平定南中和七年（229）西征二郡（武都、阴平）两次。李严九锡之劝，应在这两次中的某一次时。而西征二郡，刚刚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位，似乎也不是劝九锡之时机。而且作为试探，时间上还是稍晚。
因此我怀疑，李严劝诸葛亮加九锡，就在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准备北伐之时。甚至更确切地说，就在建兴五年这一年。论及原因，第一是诸葛亮在南中建立了军功和声望，第二是诸葛亮正在筹划北伐，这两点确实大大增加了当时诸葛亮的威望；而第三则是因为诸葛亮有了诸多牵制李严之举，使李严也有了试探诸葛亮的必要。
这个试探无疑点醒了诸葛亮。李严驻军江州，又熟悉吴蜀边境地理，不会放着永安—上庸道不用；诸葛亮与孟达书信密切，李严与孟达恐怕也不会没有往来。何况李严与孟达都是旧人出身，孟达为人好权术、反复无常，极有可能与李严结合起来，从而加强旧人的实力，来抗衡由新人代表诸葛亮所领导的蜀中新人、旧人融合的历史任务。这或许更能充分说明，诸葛亮于这一年突然改变主意，在北伐之际出卖孟达、借司马懿之手而灭之的原因。
五、孟达败亡与诸葛亮北伐的时间
但是，诸葛亮如果借司马懿之手来除孟达，就必然会使北伐的计划泄露于外。因此，如何拿捏泄露秘密和发动北伐时间就是一个技术活儿了。
我们先来看孟达破败的时间。据《明帝纪》载，魏太和元年（汉建兴五年）十二月，“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而据《晋书·宣帝纪》，司马懿自孟达反而兵临新城（房陵）下用时八日，又据裴注引《魏略》，攻破孟达又用了十六日，前后仅二十四日。加上前面诸葛亮派人送信到魏兴申仪的时间，以及申仪再告诉司马懿的时间，前后大概一个月有余。也就是说，诸葛亮最迟在建兴五年的十二月初，派人将孟达造反的消息告诉了申仪。而据《明帝纪》，次年正月孟达败亡之时，诸葛亮已经出兵北伐，而且陇右震动。
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对时间把握得非常好。不过需要说到的是，《晋书·宣帝纪》提到司马懿兵临城下后，孟达书信告诉诸葛亮：“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当时事情已经非常紧急，孟达不会再绕到永安和汉中的诸葛亮通信，而是极有可能是命人冒险通过魏兴申仪的辖区直接到汉中与诸葛亮取得联系，意在求援。不过子新城逆行汉中，路途艰险，这封信到达诸葛亮手里时，恐怕已经败亡了。我曾想过诸葛亮之出兵时间，是否与收到这封信的时间有关，但书信传达既慢，且经由申仪辖区而全部保障，无法定论。
即便如此，当诸葛亮派赵云出箕谷时，曹魏方面的反应也足够快了。大将军曹真马上自洛阳赶赴关中，“举众拒之”，这除了说明曹叡的反应速度和决断能力过人，曹真行动迅速以外，似乎也说明了诸葛亮北伐的消息在孟达败亡时已经传入朝中，曹叡可能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只是诸葛亮出兵过于非常迅捷，加上陇右豪族一向不大买曹氏的账（可参考马超之叛），因此造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的局面，而绝不是仅仅如《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所说：“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
六、放弃子午谷之谋，是为了政治而对军事的牺牲
最后回到子午谷的话题。如前所述，诸葛亮既要借司马懿之手除掉孟达，保证蜀汉政权的稳定，同时又要北伐曹魏，因此整个计划就一定要周密。除掉孟达，北伐的机密多少就要泄露出去；子午谷之谋，则要求计划绝对保密。由此，在两者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诸葛亮本不是用险之人，但在处理孟达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冒险；如果此时仍然出子午谷，就是险上加险了。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子午谷距离申仪镇守的魏兴（西城）非常近。申仪可以说是曹魏第一个知道孟达反水的重要人物，从而可能也是第一个知道诸葛亮北伐的重要人物。申氏为当地土豪，对周边地理情况应当是相当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申仪对子午谷恐怕要给予更为特别的关注了。而孟达败亡后，申仪也被一并削平，东三郡直接由司马懿控制。那么无论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还是以后的北伐时，仅仅从东三郡的角度来看，子午谷都可能会成为重点监视对象。
因此，诸葛亮在除掉孟达、削弱李严、维护蜀汉政权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泄露机密的方式而借由曹魏的司马懿来完成斩杀孟达这个目标，则其北伐计划已在暴露的危险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诸葛亮自然不会选择险上加险的子午谷之谋了。所以我说，放弃子午谷之谋，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对军事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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