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窝阔台灭金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就已展开了对南宋的侵掠。但由于江南人民的奋起反抗，直到1271年元朝建号时，南宋王朝依然偏安在江南。不过，这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日益衰朽，兵疲财溃，势在灭亡了。襄樊之战是南宋与蒙古之间的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战争，也是元朝统治者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南宋而言，襄樊失守，长江中上游门户洞开，南宋的防御体系被突破，长江天险已经不能阻挡元军的前进；对元朝而言，占领襄樊，元军乘胜自两湖长驱南下，加速了元朝统一中国的进程。要完整认识这段历史，就应寻根溯源，从战争入手，深入分析其胜败原因，以之为鉴明得失。
一、襄樊之战的背景
1234年当蒙古借助南宋的力量灭亡金朝后，并没有按照原来的协议把黄河以南的土地交给南宋。同年南宋军队发起了所谓的“端平入洛”之战，北上收复汴京等地，宋军在军事上未做充分准备，粮食有不继，狼狈败回，这次战争揭开了蒙古与南宋战争的序幕。接着蒙古军队横扫大西南，当吐蕃、大理相继归附蒙古之后，除东边的大海外，蒙古已从南、北、西三面对南宋构成战略包围。
此时蒙古统治者认为攻宋时机已经成熟，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在1259年，蒙哥在进攻合州钓鱼城时被宋军炮石击中，死于军中。蒙军败退。此时忽必烈军事上也陷入了困境，同时为了北归争夺汗位也无意南征。而此时南宋宰相贾似道督大军援鄂，不敢战，使人求和，许称臣，划江为界。忽必烈借机罢兵北归。南宋与蒙古在江淮一带保持对峙局面。
忽必烈时期，对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所谓“西临关陕，可以召将士；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陲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进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算正统。”刘整还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刘整的“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二、襄樊之战过程及结果
1261年潼川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刘整以泸州十五郡叛宋降于蒙古，忽必烈以刘整为督元帅。1262年兀良合台子阿术统领南征蒙、汉诸军。在忽必烈结束汗位之争，稳定内部之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南方。 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王夫之有一段分析，有助于衡估襄、樊的军事地理价值：“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之上游。恃大江者非恃，弃上游者弃其所依”正如元将郭侃所说：“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功自平。”元军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起全力以赴攻襄、樊，动员了十万以上的兵力，每年在襄、樊消耗的军费约为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其主要战略部署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攻宋的根据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 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蒙古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 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 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并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使襄阳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至此，元军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
其次，建立水军，寻求制服南宋的战术优势。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术率军攻打襄阳，俘人略地而归，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都元帅阿术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卒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将领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之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咸淳六年（1270年），根据刘整与阿术的建议，忽必烈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命刘整、阿术等率军围困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从此襄、樊军民开始了长达五、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而从咸淳四年蒙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 政府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樊之战的序幕。
早在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政府就曾任命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十一月，为打破蒙军鹿门、白河之围，吕文焕命襄阳守军进攻蒙军，但被打败。宋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与包围樊城的蒙军作战，又被阿术打败。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率军救援襄阳，遭到蒙古军与汉军的联合伏击，兵败虎尾洲。接着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围，封锁汉水，控扼水陆要冲；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并屡败南宋援军。襄樊被困三年，但贾似道却一直对宋度宗封锁消息，甚至有敢说蒙军攻宋的就被贬职也有被借故杀掉的。咸淳六年，李庭芝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把督师解围视为当务之急。范文虎致书贾似道，表示自己将兵数万就能解围，但希望不听命于制置司，成功后就能归功于太师。贾似道就让范文虎独领一军，从中制肘。从此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节制，只听命于贾似道，牵制束缚了李庭芝的救援行动。范文虎只肯用献媚效忠，而无意用生命效忠，他在蒙古军队包围圈外围扎营，偶尔截击一下蒙古的的巡逻部队，大部分时间都在欢宴享乐。
咸淳六年（1270年）春，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军诱敌深入，乘宋军士气衰退，蒙将张弘范、李庭反击，宋军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咸淳七 年（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将阿术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这一时期，宋蒙两军虽然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但因蒙军包围之势已经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樊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不可能胜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败局已定。
襄、樊长期被围断援，供饷困难。而宋度宗和权相贾似道却无心援救。咸淳七年十一月（1271年），蒙古建国号为元，加紧对襄、樊的进攻，并对樊城发动总攻，襄樊之战正式开始。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移驻郢州（今湖北钟祥），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于襄阳西北清泥河修寨造船，募民兵，并利用襄阳西北的清泥河以轻舟百艘装满兵甲物资，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都统制救援襄阳。二张率轻舟百艘，士卒3000人及大批物资出发，五月，救援战斗开始，二张率舟师在高头港集结船队，把船连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准备强弓劲弩，张贵在前，张顺在后，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张贵率军强攻，将士一鼓作气，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短兵相接，冲破重重封锁，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又转战一百二十余里，于五月二十五日抵达襄阳，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激战中，张顺牺牲，几天以后，襄阳军民在水中得到他的尸体，襄阳军民怀着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张顺，并立庙祭祀。 外援船的到来，极大的鼓舞了襄、樊军民，但在元军严密封锁下，形势仍很严峻。张贵入襄后，派人潜回郢州，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原计划范文虎率精兵5000驻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和范文虎会师。但范文虎却于会师前两天退屯三十里，而元军得知消息后，迅速占领龙尾洲。当张贵按约定日期率兵3000顺汉水而下，检点士兵时，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判断计划已经泄露，于是他果断地改变了秘密行动，乘夜突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阻截。张贵边战边行，接近龙尾洲，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接应部队，举火晓示，对方船只见灯火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宋元两军在龙尾洲展开一场遭遇战，宋军因极其疲惫，战斗中伤亡过大，而元军则以逸待劳，张贵力不能支，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元军派4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祭祀。从此，襄、樊与外界中断联系。
咸淳八年（1272年）元军开始进攻樊城。樊城与襄阳隔江对峙，襄樊守将吕文焕以铁索桥连接二城以相互声援，元军认识到若取襄阳必先取樊城，因而对樊城发动猛攻，取得该城外郭，宋军退入城内，继续抵抗。咸淳九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忽必烈又派遣回回炮匠至前线，造炮攻城。元军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江上浮桥，使襄阳城中援兵无法救援，樊城完全孤立了。刘整率战舰抵达樊城城下，用回回炮打开樊城西南角，进入城内。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投火殉职，偏将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拆屋作柴烧，陷入既无力固守，又没有援兵的绝境。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元军在加紧攻城的同时，展开攻心战，威胁说如果宋军不投降，攻下城池后将把兵民全部杀死，同时又派出元朝的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亲自喊话招降。1272年2月，吕文焕打开城门投降。襄樊战役宣告结束。当时南方人民为了保家卫国，不畏强暴，欲血奋战，许多壮烈事迹可以和四川军民的的抗元斗争媲美。襄、樊这一军事重镇的陷落，决定了南宋灭亡的命运。
三、襄樊之战胜败的原因
宋元襄樊之战经过长期较量，终于以元胜宋败结束，蒙元的胜利，在于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建立了包围襄樊的堡垒，以逸待劳，又注重弥补战术上的不足，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在裹樊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宋朝统治者不重视边备，将帅软弱无能，吕文德见利忘义，使蒙古军队占据了襄阳有利地位，在反包围战过程中，因将帅不和、步调不一等原因犯了一系列战术错误。可以说元胜宋败有着深刻的原因。
（一）从两国的政治方面来看：蒙古处于上升时期，而同一时期的南宋政权的统治却十分腐朽。
此时，蒙古处于上升时期。1260年忽必烈继承大汗位，以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自治区多伦县境）为上都，燕京为中都，后称大都，1271年定国号为元。蒙古族自成吉思汗统一以来，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至此已经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元朝自统一后实力大大增强，其统治者在其实力的基础之上，开始不断实现其更远大的抱负。主要的表现就是统一全国，蒙古于1227年灭掉了西夏，1234年灭掉了金，1253年吐蕃也归降了蒙古，1255年蒙古又彻底征服了大理，并不断地对南宋发动咄咄逼人的攻势，蒙古在政治上处于上升时期，一系列的胜利也使蒙古热衷于对外掠夺扩张。 尤其是在1271年忽必烈建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改革蒙古旧制，实行汉法，加强中央集权等等。这些措施很快就使元朝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而且元朝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黑暗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也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而同一时期的南宋政权的统治却十分腐朽。南宋国内，皇帝如同傀儡，权臣把持朝政，军备废弛，财政窘迫，阶级矛盾尖锐。
1、统治集团的腐朽。 南宋大敌当前，兵虚财溃，皇室、贵族、官僚集团却还在侈靡挥霍，纵情声色，一天天烂下去。
南宋后期，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皇室、贵族却囤积大批粮食财物，恣意挥霍。1262年，临安城中缺粮，饥荒严重。知临安府马光祖请见荣王与芮（度宗生父，理宗弟。），连去三次，说现在人民都要饿死，请荣王拿出一些粮食“以收人心”。荣王拒绝，撒谎说他仓库空虚，马光祖当面拿出证据，说某仓还有几十万石。荣王无话可对，勉强答应拿出三十万石。荣王是皇室贵族的一个代表。在“民饥欲死”的年代，皇室贵族正是这样不顾人民死活，囤积居奇。
理宗时贾似道当政时期，朝内外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腐败，甚至远远超过了北宋仁宗时的状况。
贾似道当权误国，大批阿谀求利的官员，却称颂他是周公再世。
1256年考试进士，江西庐陵人文天祥考中状元。文天祥在考卷中，深刻揭露了士大夫教育子弟追求功名利禄的状况。 士大夫骗取名利，也教育子弟们唯利是图。宋代以科举取士命官，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图的官僚们把持了。
2、买公田。
对蒙作战，进一步暴露了和加深了南宋财政上的危机。
四川地区是仅次于东南的重要经济基地。南宋的财政税收和军粮供应，都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四川。四川大部地区沦陷后，不能再向朝廷提供军粮。南宋统治下的东川地带，还要靠京湖一带供给驻军的粮米。东南地区随着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大片田地集中到大官员将领手中，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朝廷粮饷不足，便以“和籴”为名，向地主富户摊派征购，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朝廷财政亏缺，又依靠增发纸币来作为“和籴”的支付手段。结果是：纸币滥发，物价上涨，军粮不足，南宋王朝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贾似道当权时，所谓“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民困于和籴”，已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1263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等建议实行买公田。贾似道采纳此议， 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西等地官户超过限数的田地，从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如买田得一千万亩，每年可收六、七十万石租米作军粮。据说行买田法，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理宗下诏买公田，设置官田所，由刘良贵提领，先在浙西路实行。地价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给价二百贯。占田在二百亩以下者免买。此法实行到一二六四年，南宋共买公田约一千万亩，收租米六百多万石，在临安咸淳仓储存。
买公田使南宋王朝按计划掠夺到一批租米，但租种田地的农民却由此遭受到残酷的压榨。官府买公田后，在各乡设立“官庄”，仍由当地的地主充当庄官，向农民收租。规定每收租米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再额外多收。但事实上地主从中舞弊，敲剥农民。买公田时，往往以租米六七斗虚报一石，官府据以规定重额的官租，强迫农民交纳。农民直接遭受着南宋王朝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买公田时，有权势的大地主可以拒不“投买”（申请卖田），地方官府要完成买田的额数，便强迫二百亩以下、“百亩之家”的小地主卖田。买田价格，也减少到租米一石给十八界会子四十贯。或者只给一些度牒、官诰折价。如将仕郎诰折一千贯纸币，承信郎折一万五千贯。官妇的封诰，安人诰折四千贯，孺人诰折二千贯等等。地主的田地被官府夺去，换来一些虚衔的官诰。《宋史·贾似道传》说：公田法行，“浙中大扰”，“破家失业者甚众”。南宋王朝同地主争夺田地的矛盾，也激化了。
3、滥发纸币。
发“会子”--南宋王朝，长期以来依靠大量印发纸币来挽救它的财政困难。理宗统治时期，纸币的滥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
（二）从双方统治者的素质而言： 蒙古人的大汗忽必烈（1212-1294）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位时励精图治，君臣一心。忽必烈为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先后召僧海云、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而驻爪忽都之地。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邓，都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成效更加深了忽必烈采行汉法的认识，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
南宋理宗赵昀，是宋代第十四位皇帝。理宗以一介平民的身份，18岁被史弥远带到京城，未及两年就登上了帝位，其经历不可不谓奇特。理宗在位41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前10年在史弥远的控制下，无所作为；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人称“端平更化”，持续了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时间； 在他统治的最后10余年，理宗丧失了早年的锐气，沉迷于享乐，国势日渐衰微。
理宗信用宦官，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作皇帝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 贾似道独揽朝政，聚集了许多善长骈俪文的士人，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对财政困难和边防危机，都不准奏报。 临安米贵，刘应龙作《劝粜歌》，因而被贬官去朝。度宗从某宫女处听说边事紧急，贾似道把宫女处死。南宋王朝“危亡之祸，近在旦夕”，贾似道却在西湖边的葛岭，依湖山之胜，建造他的豪华堂室，题作“半闲堂”，又造花圃称“养乐圃”。高宗在西湖享乐的集芳园，也归贾似道作家庙和别墅。贾似道又建多宝阁，强迫官属贡献各种奇器珍宝，每天去观赏。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下令掘开坟墓取走。又著《蟋蟀经》，描述他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贾似道强取宫女叶氏作妾，又养妓女数十人，在半闲堂和湖上游戏取乐，置朝政于不顾。贾似道是腐朽的官僚集团的头目和代表。充斥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士大夫们，不谈理财备战，不顾国家存亡、民间疾苦，而只是苟且偷安，坐享富贵。（贾似道并不是不赴援襄阳，事实上他不断派出援军，只不过他派出的援军像羊群一样，一批批被蒙古吞食。）文天祥中状元时的考官王应麟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一是民穷，二是兵弱，三是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
（三）两国军事力量：蒙古武功旷世，而南宋军队的战力则颇为低下。
蒙古人剽悍勇猛，蒙古军队多为骑兵，作战能力甚强，野战能力更是南宋军队所望尘莫及，蒙古军队长期对西夏，金，中亚，西亚从事战争，作战经验也非常丰富。
南宋军队则缺乏游牧民族那种尚武的精神。早在北宋始建，北宋国主就实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国策，造成北宋一朝的军队战斗力十分低下，对外战争屡战屡败，而南宋政权更是继承了这种祖制，其军队根本就不是凶猛强悍的蒙古军队的对手。
（四）双方的战争意图和战争准备也不一样。
忽必烈在建元同时，积极着手进行国内统一战争。元朝的建立，使蒙古统治中心，完全移到中原。南宋可以说是蒙古人的最后一个敌人，江南的富饶和繁华也一直吸引着蒙古人，蒙古人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放过南宋。南宋则一直幻想偏安江南一隅，一直存在用称臣纳贡换取南宋的存在，从一开始南宋就打错了算盘。尽管灭金时蒙古和南宋是同盟，但南宋借助蒙古的力量收复河南只不过是南宋一相情愿的美梦。“蒙古人之南征金、南宋，则系预定计划。”而且南宋一直采取的是被动的防御，完全没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任何一个体系的防御目标都不应该是为了防御而防御，而应当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壮大实力。这样的消极战略防御思想是此次及多次战役南宋军队失败的致命原因之一。南宋军队也没有利用蒙古兵力不足的特点采取主动进攻，更没有发挥其水军的优势。宋军的长期作战能力也被蒙古军队削减殆尽。南宋以往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也彻底失去作用。
从战争准备上来看，1234年蒙古与南宋灭掉了金，此后，蒙古贵族立即发动了灭亡南宋的战争。接着蒙古军队横扫大西南，当吐蕃，大理相继归附蒙古之后，除东边的大海外，蒙古已从南，北，西三面对南宋构成战略包围。蒙古可谓准备充分，蓄谋已久。而在南宋掌握大权的贾似道却在慌报军情，排斥异己，杀害功臣，自毁长城。
而且南宋军队贻误了战机。围城前期，南宋若调动全国力量，全力救援，局势或许不至于此。到战争后期，元军的军力已远超过了宋军。1273年蒙古兵团运来的回回炮，一炮就把城楼轰碎，声如百万霹雳俱发。这是战争史上从没见过的可怕怪物，跟七百年后二十世纪原子弹的一击一样。
四、襄樊战争的失败对南宋的影响
襄樊失守对南宋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本来，南宋对元军的防线还是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它分为巴蜀、荆襄和江淮三个部分，中间贯以长江等河流，一处受到攻击，另外两处可以由水路快速增援，三个地区相互声援，组成了一道十分有效的防线，南宋正是凭着这样一条防线支撑了几十年。而襄樊失守，元军顺江而下，可直达长江水面，长江的防线就极易突破了。一旦元军渡过长江，就可以直扑南宋统治的核心吴越地区，攻击南宋都城临安。这样，巴蜀、江淮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对元军来说，襄樊之战是元军取得的宋蒙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胜利，元军牢牢掌握了通向长江中下游的管钥，其军事实力已明显超过南宋，宋蒙战争前一时期的抗衡均势已被打破，元军已占据了绝对优势。 所以说，襄樊的失守意味着南宋整个防御体系的崩溃，更意味着南宋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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