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于大地
上帝死了，一时间天崩地裂，万物失去了依托。可是不对，上帝的“天”是崩溃了，人类居住的“地”却依然存在，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这时才显出它是唯一的实在，是人生唯一的依托。从上帝之死，尼采引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忠实于大地”。
“我向你们发誓，我的兄弟们，你们要忠实于大地，不要相信向你们宣说出世希望的人！他们是下毒者，不管他们是否故意的。
“他们是生命的蔑视者，是垂死者和自毒者，大地已经厌倦他们，但愿他们快快灭亡！
“对上帝的亵渎曾经是最大的亵渎，可是上帝死了，而这些亵渎者也就一同死了。现在，最可怕的亵渎是亵渎大地，对不可知之物的内脏大加尊崇，超过尊崇大地的意义！”
尼采一再呼吁：不要在地球之外寻找一个捐躯和牺牲的理由，只为大地而牺牲。“不要再把头颅埋进天界事物的沙碛中，而要自由地昂起这头颅，一颗人间的头颅，它为大地创造了意义!”
尼采所要建立的新道德，就是以“忠实于大地”为宗旨，“它不是引我出世和升天的路标”，而是一种“地上的道德”。过去有多少道德都飞离大地，飘失而迷途了，现在我们要引导飘失的道德“返回大地”，“返回肉体和生命”，“这样它就可以给大地以它的意义，一种人类的意义”。
“忠实于大地”，用尼采另一个形象的表述来说，就是要“倾听健康肉体的声音”，这是更真实更纯洁的声音，“它说着大地的意义”。
大地，生命，肉体，——这就是现实的人生。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这现实的人生，而不在于任何超验的世界。在尼采看来，道德的使命并非要把一种超验的目标强加于人生，给生命戴上绝对命令的枷锁，而是要顺应生命之自然，为人生探寻和创造一种现实的意义。“不要在道德上超过你们的能力!不要寻求违反你们的可能性的东西!” 尼采着重生命的自我超越，但超越以生命的肯定为前提。“忠实于大地”，就是要肯定生命，肯定人的尘世生活。
基督教道德的要害恰恰在于否定生命，否定人生。尼采无数次地指出，基督教是违背自然的，“上帝这个概念是作为与生命相对立的概念发明的” ，上帝是“生命的最大敌人” ，是“迄今为止对生存的最大异议” ，“'上帝的疆域’在哪里开始，生命就在哪里结束……”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就已经开始批判教会对于人的尘世欲望的压制了。尼采的特点在于，第一，他直截了当地把基督教归结为一种道德观念：“基督教的教义仅仅是伦理，只想成为伦理”，即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绝对标准。而且，很少有人如此醒目地揭穿这种伦理的反对生命、向生命复仇的实质。第二，尼采并不满足于指出基督教伦理压制人的生命本能的事实，还相当透彻地分析了基督教伦理得以长期统治欧洲的心理机制，即在于使人产生一种罪恶感，由这种罪恶感而形成一种懦弱顺从的奴隶性格。
要造成一种普遍的罪恶感，还有什么比把生命本能、自然冲动宣布为罪恶更好的办法呢?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传统道德采取的都是这个办法。而只要把生命本能视为罪恶，伦理就必然带有宗教性质。
尼采的批判实际上也不限于基督教，而扩大到了佛教、印度教，指出历来一切伦理都具有这种反自然的性质。在生命本能中，性本能又被视为最不洁、最见不得人的罪恶。
当这样一种人人必有的经常的情欲被宣布为耻辱，把它变成内心痛苦的根源，也就使人人内心的痛苦必有化经常化了。尤其是在女子教育中，传统道德更是竭力使她们对性欲无知并且视为最可怕的耻辱，而结婚却闪电式地把她们投入性生活之中，两相冲突，在她们心理上造成病态的症结。这是一般女子比男子更懦弱顺从的重要原因。
尼采认为，作为生命先决条件的性欲之满足，自己快乐同时又使人快乐，实属自然界中不可多见的好意安排。这只是一个典型事例，说明传统道德对于凡能使人享受到生命欢乐的行为都加以贬斥。
生命原是一股快乐的源泉，却被道德的侮蔑弄脏了。结果，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的自我享乐实在太少，这是“祖传的罪过”。基督教把生命的欢乐变成了犯罪的恐惧。自然冲动本不可遏止，可是人们不能轻松愉快地加以满足，却是心怀疑惧和顾忌，害怕幻想中的“罪恶”，陷入不可自拔的内心冲突之中。压制本能，导致肉体的衰弱；顺应本能，又产生精神的自责。
事实上，压制仍难免内心的痛苦，因为禁欲并不能使欲望消失，罪恶感依然存在；顺应仍损害着肉体的机能，因为带着罪恶感顺应，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反正是身心俱伤，人生乐趣扫地以尽。所以尼采说，伦理“把人的灵魂和肉体都弄得衰弱了”。“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反自然本身作为道德获得了最高荣誉，成为法则、绝对命令，高悬在人类之上！……不是个人，不是民族，而是整个人类，都错用了这把尺子！” 造成普遍的对生命本身的恐惧，这正是基督教伦理发生巨大作用的心理机制。
尼采并不主张人欲横流，他常常无情地批评纵欲。他还嘲笑以性爱为唯一乐事是受压制的情欲所找到的一种滑稽剧的出路。问题在于：“怎样使欲望精神化、美化、神圣化?”也就是使之升华。但基督教道德从来不问这个问题，“它的策略、它的'治疗’是阉割……它在任何时代都把纪律的重点放在剿灭。”而“从根柢上摧残情欲，就意味着从根柢上摧残生命”。总之，它的唯一能事就是与生命为敌。
基督教所谓“改善”人类的方法犹如驯兽，竭力使他病弱而不能为害。“他躺在那里，有病，虚弱，对自己怀着恶意；充满对生命冲动的仇恨，充满对一切仍然强壮幸福的东西的猜忌。”看起来活像“一幅人类的讽刺画，一个怪胎”。经过道德的驯养，欧洲人已经变成“有病的、衰弱的、残废的动物”，变成畸形者、半人、弱人、劣人……
基督教反对生命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贬斥艺术和美。尼采认为，，它们使人依恋和热爱生命。由欲望升华为激情，由激情升华为艺术，生命的欢乐源远流长。基督教却对欲望、激情、艺术一概否定，对生命欢乐的源和流均加堵塞。在这样一种仇恨一切蓬勃生命现象的伦理背后，尼采发现了一种求死亡的意志，一种颓废的原则。
说到底，基督教伦理无非是要让人感到生命本身是有罪的，不洁的，没有价值的。它是警探，在一切有生命的地方寻找罪恶。它是法官，妄图审判生命本身。它是刽子手，专司扼杀生命之职。基督教尤其是精神虐待狂，它要使人永远受着罪恶感的良心折磨，而把没有良心痛苦的情形宣判为堕落。
尽管基督教伦理对生命做出否定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仍然是某一类生命所作的评价，问题是哪一类生命。尼采指出，这是衰退、虚弱、疲惫的生命，对它来说，生命是受苦，于是它为自己的受苦而向一切生命复仇。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强调伦理的症候学价值。从某一种伦理，可以推知奉行此种伦理的人的生命本能是否健全，有无旺盛的生命力。
由此尼采“制定一个原则”：“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也就是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迄今几乎每一种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相反都反对生命本能，它们是对这种本能的隐秘的或公开而肆无忌惮的谴责。”“当我们谈论价值，我们是在生命的鼓舞之下、在生命的光学之下谈论的：生命本身迫使我们建立价值；当我们建立价值，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 尼采通过心理学的分析来揭露一种伦理之肯定生命或否定生命的根源。
一个病人往往对四周健康人的欢乐怀有嫉恨之心，同样道理，一个内在生命力衰弱的人，也会对洋溢的生命热情产生反感。所以，主张一种否定生命的伦理，恰恰证明主张者本身的生命已处于被否定的状态。必须看到，尼采所说的生命本能是指广义的生命力，而并非指严格生物学意义上的体质强弱。一个强壮如牛的人也可能缺乏内在的生命活力，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也可能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例如尼采把一个人对信仰的依赖程度看作他衰弱程度的体现，这里的“衰弱”就完全是指内在活力的衰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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