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85岁了，她漫长的生命，是一场身在敦煌的文化苦旅。
她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研究、守护莫高石窟。
1995年夏天，暴雨后的傍晚并不浪漫，莫高窟前的宕泉河洪水蔓延，为保护洞窟不受雨水侵蚀，樊锦诗带领大家一起抗洪。
她抬头看见宕泉河东面的三危山空中，突然出现一大片金色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变得黯淡无光。
这样的佛光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见到，樊锦诗也只见到过这唯一一次。
冥冥中，她觉得前方的路越来越清晰，这佛光给了她信心与力量。
这年，樊锦诗57岁，已经是她来敦煌的第三十二个年头。
几十年前的莫高窟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她住土房子，喝咸水，吃土豆和萝卜，身上永远有抖落不干净的尘土。
寂寥戈壁滩的生活，让樊锦诗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模样。
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想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北大的食堂饭菜，她就会感到失落。
在很多人看来，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放弃大好前途，离开家人骨肉，将自己大半辈子献给莫高窟，这样的樊锦诗无疑是伟大的。
珍贵源于稀少，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勇气。
樊锦诗却觉得自己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数次错失离开敦煌的机会。她将自己大半生留在敦煌，归结为宿命。
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保护工作整整六十年了。近期，在那个她无比熟悉的敦煌，座谈会上正式命名编号381323小行星为“樊锦诗星”。
“樊锦诗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为4.64亿公里，遥远又浪漫。
在向北京大学捐资1000万元支持敦煌学研究后，樊锦诗又用自己所获奖金与个人积蓄，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资1000万元，她的心始终挂念着那片土地。
樊锦诗，已经85岁了。
她回忆过往，觉得自己与敦煌的关系开始于年少时的一种幻想，美丽又遥远。
在中学课本上，樊锦诗读到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洞窟里的大量壁画与彩塑，让她印象深刻。
在泥沙环境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樊锦诗，其实是个江南女子，祖籍杭州，出生于北平。在她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就搬去上海谋生。
她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母亲也是知识分子。
一家人搬到上海后，父亲改行经商，他的外语很好，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樊锦诗自小身上便有一种读书人的气质。
跟随父亲，她读了中外各种文学作品。樊锦诗从小喜欢听评弹、和家人一起去听戏，到了戏院能吃到美味点心，腹有诗书气自华。
年轻时的樊锦诗（右）与姐姐
身处战争年代，任何人都做不到一直安然无事地生活。
在上海这座繁华城市，樊锦诗从小目睹何为“十里洋场”，也目睹过日本人大肆屠杀平民，有些乡民踉跄逃命的途中，就被日军扫射击毙。
上海沦为孤岛，绝大数地方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贫民无家可归，有上万的人被冻死、饿死。
满目的可怜人。
抗战胜利后，樊锦诗到上海新沪中学读书，各方面功课都位居前列。父母对她的学习成绩向来放心，几乎不过问，唯一担心的是她的身体。
幼年得过小儿麻痹症的樊锦诗，身体一直很弱，还差点为之丧命。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肥肉，长得胖乎乎，家人都叫樊锦诗“小胖”。
年轻时的樊锦诗
有天，她脖子肿起来，高烧不退，到医院打了几天针，没见成效，于是医生建议开刀。樊锦诗从小体质虚弱，母亲担心女儿承受不了，就找了中医。
在中医的治疗下，樊锦诗身体逐渐恢复一些，可还是虚弱。她坐在教室上课，脸上滚烫，汗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流。
同学送她回家的路上，樊锦诗发现自己完全不能走路，直到晕倒在地。
家人以为孩子得了软骨病，后来诊断为小儿麻痹症。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孩子一旦得了这种病，很难逃脱瘫痪甚至死亡的命运。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樊锦诗的腿慢慢有了知觉，也能走路了。
后来，她感慨自己是幸运儿，从死神手中逃脱，大病初愈后依然可以正常讲话，走路，甚至是慢跑。
也许是上天有某种使命，要寄于她。
很快，樊锦诗高中毕业，她没有询问父母，自己做主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顺利被录取。
她很快就要离开南方，去到北京开启自己崭新的青春岁月。
60年代的北京大学
1958年秋天，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她独自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上海到北京。
对于选择考古专业，樊锦诗直言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在上海读中学时，父亲总是带着她到各大博物馆欣赏文物，看展览，得知大多数精致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
自此，樊锦诗便对考古有了美好的遐想与期待。
后来，她才得知没有多少人愿意读考古专业，因为又苦又清贫。
考古的北大师生
入校之后，樊锦诗参加田野考古机会比较多。为了抢救全国大规模建设工程中所发现的文物，培养考古文物工作人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了考古专门化教研室。
北大考古专业的老师们授课，无外乎都是亲自编写教材，有历史材料支撑，也有自己的观点。
考古专业的师生常常一起外出考察，有很多实践的机会，学术氛围浓厚。
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内心充满对知识的渴望，当时有不少名人来北大做演讲。有苏联作家卡达耶夫，中国学者吴祖光，相声大师侯宝林……
樊锦诗喜欢考古，也喜欢艺术。有次她和几个同学结伴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话剧《雷雨》，他们坐3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下车，再坐103路电车到北京人艺。
看完话剧后，他们错过了末班车，便三五成群地唱着歌，从王府井一路走回了北大宿舍，已经是凌晨四点。
那样激情澎湃的日子，樊锦诗从未忘记。
话剧《雷雨》剧照
1962年，读大三的樊锦诗读到一篇学者徐迟写的文章《祁连山下》，深受震撼。
“到敦煌去！是的，他也知道这并不是容易的事。那是在'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塞外，在河西走廊的尽头，在祁连山下！要到那种地方去，需要像古代的张骞一样的精神，像古代的苏武一样的毅力。
他一进这洞窟，便掉进了染缸似的，整个都掉落在色彩的世界中，奔马在四周跳腾。”
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陕西与敦煌等文化遗产地参加实习。
樊锦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敦煌。
那是她内心向往多年的地方，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圣地。
敦煌
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来到敦煌实习，走在石窟里，看着窟内光影交错的壁画与彩塑，从隋唐的人物到建筑，从女娲到飞天，她感到震撼，流连忘返。
这并非世外桃源，离开石窟，回到现实生活中，完全是相反的世界。
当地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没有电，没有可以喝的水，到处都是土和沙。
敦煌昼夜温差极大，气候干燥。樊锦诗原本就体质虚弱，她几乎每晚都失眠，营养也跟不上，进石窟实习的时候，她走路都困难。
那次实习还未结束，樊锦诗就因水土严重不服提前离开了敦煌，最后的实习报告也是在上海的家中完成的。
离开敦煌前，她心想：“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
1962年，樊锦诗与北大实习同学，在莫高窟合影
樊锦诗与敦煌的缘分，并未结束。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北大毕业，她与同学马世长被学校分配到敦煌。
马世长的母亲在得知自己儿子被分配到敦煌后，当场痛哭。
樊锦诗也不想去敦煌，她可是亲身领会过那片土地的艰苦。
其实北大考古系的老师们知道她身体不好，也知道她当时有男朋友，但敦煌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希望这两位毕业生能先去，三四年后再将他们替换回来。
樊锦诗的男朋友彭金章是河北人，两人是北大同学，他为人真诚忠厚。
两人志趣相投，他们互相吸引，靠近，结合。毕业后，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
年轻时的樊锦诗与彭金章
父亲心疼女儿，给北大学校领导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第一句话是“小女自小体弱多病”。这封信被樊锦诗拦截下来，她觉得太丢人。
她心想，这是上天以这样一种方式，补偿考古实习的半途而废。
出发去敦煌前，樊锦诗从北大回到上海与家人告别。
父亲已经知道女儿的决定，便不再多说什么。
临走前，他只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
樊锦诗哭了，母亲在一旁默默流泪。
后来每次回上海探亲，父母都会在她的行囊里装满饼干，上海奶糖。他们不忍心问女儿的近况，她也不忍心说。
樊锦诗自我宽慰，到敦煌工作三四年后，就能调到武汉去与男友和家人相聚。
没成想，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樊锦诗在敦煌
樊锦诗告别了家人与爱人，去到了苍凉之地。
火车行驶在河西走廊，在茫茫的戈壁滩中，偶尔还能见到远处的绿洲，越接近敦煌，她就越感到寂寥。
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后，樊锦诗终于到了敦煌，她几乎是摇晃着身体下了车。
再次来到莫高窟，她急切地跑进洞窟里想看看壁画。
那些早期壁画奔放热烈的土红色调，唐代金碧辉煌的经变画，极富想象力的构图造型与色彩光影，这都是她在北大上考古课时，从未见到的。
莫高窟内的壁画
敦煌壁画固然精美，但现实条件非常残酷。
尽管上次来敦煌实习时，樊锦诗亲自体会过大西北的恶劣条件，但当她真正来此地生活，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苦。
当时的敦煌，几乎与世隔绝。
大家住在土房子里，身上永远有抖落不干净的尘土。
敦煌的冬天极其寒冷，零下20多摄氏度，用水需要凿开厚厚的冰层，取冰烧水喝。
吃饭几乎每天都是土豆片、萝卜片、白菜片。到了春天，吃榆树上结的榆线，撒上盐与面粉，往锅里一蒸，就是美味佳肴。
敦煌缺水，大家喝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的苦咸水。樊锦诗自从来到这里，头发就没有洗干净过，总是黏黏的，因为水碱性太大。
那时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
每到晚上，就会听到寒风呼啸，夹杂着狼的嚎叫，让人不寒而栗。
樊锦诗在敦煌时的住处
上厕所需要走到离破庙比较远的土厕，有天晚上，樊锦诗刚走出门，就看见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眼泛着绿光。
她吓出一身冷汗，连忙回到屋里，想起当地乡民说这里时常有狼出没。天亮后，她打开房门一看，原来是头驴。
后来，樊锦诗坦言：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
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樊锦诗会在深夜默默掉眼泪，内心孤独，想到上海的家人，武汉的爱人，北大的老师与食堂饭菜，她就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失落。
为了抗拒这种失落，樊锦诗强迫自己放下过去。
她把来敦煌前姐姐送自己的镜子放到行李箱，不再照镜子，放下首先从容貌开始。
时间一长，樊锦诗慢慢习惯了漫天的尘土；习惯了永远洗不干净的头发；习惯了又咸又苦的水；习惯了半夜睡觉时毫无防备掉落在枕头上的老鼠，她起身抖抖土，继续睡觉。
樊锦诗与同事在敦煌研究院办公室
樊锦诗与敦煌，渐渐变得不可割舍。
她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
日子过得充实，她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樊锦诗想到曾经那些虔诚的僧人，日复一日在逼仄的洞窟中，从未间断建窟、塑像、绘画，苦苦修行，在一片荒芜中试图获得终极意义上的解脱。
能全身心在敦煌守护莫高石窟，是因为在樊锦诗身后，有一个无条件支持她的爱人——彭金章。
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他们隔空陪伴，从未放弃对方。
她在敦煌，他在武汉。
两人写信表达思念，当年北大毕业，面对即将前去敦煌的樊锦诗，彭金章说：“我等你。”
樊锦诗哭了，她知道这三个字的分量。
毕业时，彭金章与樊锦诗在北大校园合影
没成想，这一别便是19年。
1967年，29岁的樊锦诗与30岁的彭金章结婚。
武汉大学的青年教师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彭金章的舍友当晚把房间让了出来，给他们当新房。
他们买了糖果、茶叶、香烟，招待同事们。
彭金章向来朴素，没什么像样的衣服，樊锦诗给他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呢料子的裤子。
后来到了上海，她又特意找裁缝给丈夫定做了一件中式棉袄。直到生病离世，彭金章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破了都没舍得扔。
结婚几天后，樊锦诗带着丈夫回到了上海，这是她第一次带彭金章回家。
樊锦诗与彭金章
当时上海的家已经被抄，一家人被赶到另外一个很小的地方居住。父亲看女儿喊丈夫“老彭”，也叫他“老彭”。
樊锦诗后来想，幸亏自己婚后那次带老彭回上海见家人，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自己的父亲。
婚假结束，她又赶回了敦煌。
樊锦诗总说自己不是个好妻子，也不是个好母亲，是老彭给了这个家长久与温暖。
相伴多年的伴侣，互相懂得，他们从未对彼此说过我爱你，却总想着将自己最好的给对方。
樊锦诗与彭金章
一年后，樊锦诗怀孕了。
临盆前，她还在地里摘棉花，原计划在武汉生产，但是组织不批准，樊锦诗有苦难言。
医院的护士帮她给在武汉的丈夫，发了个加急电报。
彭金章找了一副扁担，装满为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红枣等物品，坐了三趟火车，又换坐长途汽车才到达敦煌。
等到老彭风尘仆仆地挑着扁担，出现在樊锦诗面前时，两人相对无言，只是默默流泪。
樊锦诗与彭金章
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樊锦诗内心的委屈化作哭声，那是她第一次放声大哭。
彭金章只待了十几天，就不得不回武汉工作。
樊锦诗靠那本《妈妈手册》一个人带孩子，休完产假后，她将孩子捆在襁褓里。
下班后，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她心里就踏实一些，没听到反而会很害怕。
有次下班后，她发现孩子从床上掉了下来，脸上沾满煤渣，差一点就碰到了炉子，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情让樊锦诗感到后怕，与丈夫商量后，他们决定将孩子送到老家河北老彭姐姐那里。几年后，二儿子也迎来同样的命运。
家庭与工作，身心无法会和，似乎是每个莫高窟人的宿命。
樊锦诗的大儿子与小儿子
1968年，樊锦诗的父亲突然去世，令她崩溃。
父亲作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被“揪出”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身心经受了莫大的冲击。
樊锦诗的父亲向来为人谦逊低调，做事很谨慎，厄运依然没有放过他。
那是一个清晨，她收到远在上海的弟弟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故了。
樊锦诗慌了神，立马向组织请假，买了最近的一趟火车回到上海。
见到两个弟弟后，她才得知真相。有人把父亲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不让他回家，接连被批斗，还轮番审讯。
父亲因不堪忍受这种屈辱，跳楼自杀了。
樊锦诗的父亲
那是樊锦诗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她清楚地记得，父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木上的那种声音。她知道悲与喜的差别，也懂了生与死之间的距离。
父亲一走，30岁的樊锦诗，自此承担起养活全家人的责任。
她只请了几天假很快就要赶回敦煌，樊锦诗将自己工作以来攒的两百多块钱都给了弟弟，并承诺以后每个月都给家里汇款。
父亲去世后，一家人天各一方。
樊锦诗在敦煌
当时，樊锦诗刚和彭金章结婚没多久，那段时间，她总感觉内心有一种悲苦，离开故乡和爱人，举目无亲，成为大西北的异乡人。
每当苦闷时，她就独自向莫高窟九层楼方向走去，在一望无际的沙丘上，樊锦诗可以哭泣。
哭过之后，她释怀了，仿佛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莫高窟
洞窟里那尊禅定佛的笑容，带给樊锦诗力量，她坦然顺从人生的必然以及自己内心的意愿，留在敦煌，守护莫高窟。
她习惯了日复一日进洞记录、研究，看见壁画上菩萨泛出微笑；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与清晨照进洞窟的光；习惯了和敦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不过对于“敦煌的女儿”这样的美称，樊锦诗一度感到不安与压力，她坦言自己曾数次想要离开敦煌，但无一例外，都错过了。
敦煌泥沙俱下的日子，让樊锦诗渐渐忘记了北京和上海的模样。
在外界看来，樊锦诗为了守护莫高窟，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忍痛与丈夫孩子骨肉分离，堪称伟大，可是只有彭金章知道妻子内心的酸楚，他说：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直到彭金章放弃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事业，来到敦煌，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这年，樊锦诗48岁，彭金章49岁。
樊锦诗、彭金章一家人
彼时大儿子已经读完高中，二儿子刚读完小学。那些年，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樊锦诗说：“老彭是打着灯笼都没处找的丈夫，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我。”
漫长的十九年间，他们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却互相鼓励，相依为命。任何人、任何事都没能将两人分离。
那是1986年，彭金章对妻子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他知道樊锦诗放不下敦煌，于是忍痛选择离开武汉大学。
彭金章
彭金章同样作为考古学者，要放弃多年的商周考古教研事业，需要很大的勇气。
来到敦煌后，彭金章一切从零开始，做佛教考古。
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每天回家都是一身土。
彭金章打好饭菜，回到家中
七年时间里，彭金章几乎筛遍了北区洞窟里每一寸土，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
60多岁之后，他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著作，后又专注莫高窟南区洞窟内汉密壁画研究。
让樊锦诗感到心安的是，丈夫彭金章在敦煌，也寻到热爱的工作，重新找到自己的事业。
彭金章在莫高窟北区工作
夫妻二人在荒凉的大西北，为敦煌理想相伴而行，度过了漫长的日子。
有家人在身旁，樊锦诗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
彭金章与樊锦诗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
在即将退休的年纪，她重新与时间赛跑，继续守护最爱的莫高窟。
樊锦诗为了保护莫高窟，开始对开放洞窟微环境以及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监测，对壁画的材质与病害进行研究……
西部开放后，对敦煌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游客每一次进洞空气的流动，都会对壁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樊锦诗经常想，保护不好敦煌石窟，那自己就是罪人。
让她不安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嗅到商机，想对莫高窟进行商业开发，有意让其上市。
珍贵文物一旦陷入功利的漩涡，石窟壁画的保护将成为天方夜谭。
樊锦诗坚决反对，拖着年迈的身躯多次辗转北京与兰州，与相关部门沟通。她抛却学者的儒雅，拍着桌子据以力争。
作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她不想浪费钱，坚持只住20块钱的地下招待所。
在樊锦诗的奔走坚持下，莫高窟被商业裹挟的计划最终偃旗息鼓。
2003年，65岁的樊锦诗提出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以及敦煌相关的文物加工成数字图像，让敦煌实现永生。
“数字敦煌”研发过程
同年，樊锦诗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两人坐在一起谈敦煌学研究。离别之时，季羡林一再嘱托樊锦诗要注意身体，不要过度劳累。
在敦煌百年庆典上，季羡林用一个词形容樊锦诗：功德无量。
十几年后，“数字敦煌”成功面世，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欣赏莫高窟30多个洞窟内的所有景象，生动逼真。
这年，樊锦诗已经78岁。
她无愧于“敦煌的女儿”。
2017年7月，彭金章因直肠癌去世。
这年，樊锦诗79岁，她含泪说道：“没有老彭对我的爱和理解，就没有今天的樊锦诗，我根本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
她将一张丈夫生前最喜欢的照片放大，放在家中。
彭金章
2019年除夕夜，樊锦诗煮好了饺子，对着照片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
在晚年，失去一生挚爱，让樊锦诗承受了巨大痛苦。她中午去食堂打饭，晚上熬点小米粥，与丈夫在的时候一样。
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敦煌家中，准备晚餐
樊锦诗的漫长人生，横跨新旧两个时代。
她是旧时代的新人，新时代的旧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承担起了弥合时代裂缝的角色，用60年时间让满目疮痍的敦煌得到新生。
面对外界的赞许，樊锦诗却认为自己一辈子做莫高窟的保护与考古，是命运的安排。
“我命该如此，莫高精神说的不是我，而是前辈，他们不走，最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我现在也是，它成为了我的生活。”
59年前，在莫高窟大院里，敦煌研究院以樊锦诗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那短发女子眼神坚定，手里拿着草帽，挎着背包，看起来步履匆匆，脸上是为理想不顾一切的勇敢。
多年后，近80岁的樊锦诗已经白发苍苍，告别少女时代多年的她，望着年轻时的自己，说：“让我来摸一摸我的青春吧。”
樊锦诗爱人彭金章与《青春》雕像
那又何尝不是他的青春，为了妻子来到敦煌重新开始……
这一摸，大半生过去了。
敦煌的女儿，老了。
樊锦诗曾说，如果自己死时要留一句话，她会留：“我为敦煌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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