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小凤\创业就业事业部来 来源：原创
曾子，孔子学生，名参，字子舆。在孔子门徒中，曾参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他小孔子46岁，在弟子中最为年少，且师从孔子较晚，是以不在早期孔门“十哲”之列。
孔门十哲
孔子对曾参的评价是：“参也鲁”，曾参对孔子学说的领悟能力确实不及子游、子夏等人。但随着儒学的发展与影响的扩大，曾参的地位日益崇高，一跃而成为孔门“四配”之一的“宗圣”。宋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推举曾参为孔学之惟一的正宗传人，而近代的康有为等却认为他是导致儒学变质、走样的罪魁祸首。那么，曾子学说是否为正宗孔学，曾子对儒学的阐释是否使其走样变质了呢？
（一）：称“子”之谜
《论语》中，孔子之言统称“子曰”，诸弟子则多直称其字，除冉求、闵子骞在某些篇章中被偶尔称过冉子、闵子，唯有有若与曾参始终称“子”。其中，“曾子曰”有十四处之多，仅《泰伯》一篇就有五处，分量极重。我们所熟知的《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座》一章中，曾参之父即曾晰，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孔子对其志向深为赞许，说道“吾与点也”。
参公之像
这些，一方面足以说明曾子弟子是《论语》一书的主要编纂者，所以对师父曾参始终尊称为“子”，且连带对其父言行也有较大的渲染；另一方面，这也成为康有为等攻击《论语》为“曾学”，非孔道之正传的根据之一。康有为认为，曾子从师孔子时年龄最小，且“最为老寿”，“九十余乃卒”，所收门人弟子也最多。有若等人虽也有收徒，但都逝世较早，所以后代所传《论语》多为曾子门人所编纂，是为曾学。
孔子之后，孔门支派繁多。曾子作为孔子去世后在世时间最长的弟子，门徒众多。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提出“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而乐正子春与子思同为曾子的得意弟子。这样，就形成了“孔子——曾子——子思／乐正子春——孟子”这条孔学的传播之线，儒学八派也就基本上变为曾氏一门一枝独秀了。
但这些并不足以说明曾子篡改了儒学。首先，由于孔子向弟子传道授业时秉承“因材施教”的理念，并没有成书，因此各弟子所领悟吸收的知识不尽相同，而是各有侧重，这也是孔子去世后孔门派别纷繁的原因；其次，曾子一生惟尊孔子，子夏等人曾有意让较像孔子的有若继承孔子教席，曾子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其言辞也以“闻诸夫子”为荣，所以没有篡改的动机；第三，《论语》开始撰写时曾子业已过世，编者为其弟子而非曾子，而《论语》的编撰者除曾子弟子外还有有若弟子、子夏弟子等。曾子所传下来的孔子之学是正宗的，只是并非孔学的全貌而已。后世的程朱理学以曾子为惟一之正统，是其谬误，不能归之于曾子。
（二）“参也鲁”
《论语》先进篇十八章中，孔子评道：“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参也鲁”一句是针对曾子而言，似乎在孔子眼里曾参较为迟钝。曾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多有疑阙”，且曾子在对孔子学说的领悟方面不如子游、子夏等人。
曾子（左）康有为（右）
康有为认为《论语》“谬陋粗略，不得其精尽”，且将之归因于它的编写者——即曾子门人的“学识狭隘”，强调“其偏失已多”，已经失真。他赞同宋人叶水心“曾子未尝闻孔子大道”的观点，说道：“曾子之学术如此，则其门弟子之宗旨意识可推矣”。这些论说，与“参也鲁”的评价不无关系。
然而就笔者看来，曾子的“鲁”不仅不是儒学失真的原因，还是儒学得以广为流传的重要因素。尹氏曰：“曾子之才鲁，故其学也确，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曾子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有丝毫改动，在后期传授弟子时也必称“吾闻诸夫子”，这就使得孔子的言论以比较真实的样貌记载下来。再者，鲁钝之人，往往立场坚定，颇具毅力，曾子勇敢的担当了传播孔子之学的责任，一生都没有丝毫懈怠，才使得儒学得以成为经典。其三，如朱熹所言，“曾子以鲁得之，只是鲁钝之人，却能守其心专一”。曾子更加注重内心的修养的提升，其“反求诸己”“三省吾身”等观念深入人心，从某些方面说来，曾子正是以“鲁”得道。
（三）守身与弘道
在《论语注》中 ，康有为提到：“论语既辑自曾门，而曾子之学专主守约……所辑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约身笃谨之言”。如下文：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笑；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康有为评道：“观其临没郑重言君子之道，而乃仅在颜色容貌辞气之数；乃启手足之时，亦不过战兢于守身免毁之戒”，曾子兢兢于保身，已然偏离孔子之大道。从上文来看，曾子似乎显得有些迂腐，临死时最关注的居然是肉身是否完好无损，对君子的要求也仅仅在容貌、颜色这些外在的表象。
但我们知道，曾子是主张“孝”的，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全而生之，亦当全而归之”。孔子“仁”道思想太深广、抽象，往往使人不得其门而入，而曾子将其具体到孝道上来，则易于学习、遵循。颜色、辞气之说，是就君子所要达到的外在修养而言，并非本质要求。
更何况，这只是曾子的部分言论。我们再来看以下两章：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
这是曾子言论中比较大气、有力的两章，对君子与士的阐述，对仁的重要性的见解，在契合孔子的精神的同时还有所发展。“士不可以不弘毅”一章中对“士”这一阶层的独特的价值定位，是曾子的理论特色之一。弘能胜重，毅可致远，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对“士”的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的独到见解，及它所显示出的厚重感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连康有为也不得不承认：“真乃孔子之学也”。而这一理论也对后世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结语
曾子以他对孔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和“仁以为己任”的弘毅精神，终其一生都在发扬孔子之学。由于性格和资质使然，曾子对孔学的阐释更注重内在修养一面，他“求诸己身”的慎独精神，以及“三省吾身”的自省追求，成为儒学“心性派”的开端。他把孔子的仁道具化为孝道并加以深化，发展了孔子关于“孝”的理论。曾子有守身之言，亦有弘道之语，虽偏于守成，亦可谓稳健。曾子之学是对孔学的重要继承与发展。可以这么说，曾学是孔学的正宗，但不是全部，不能因后世的误解而否定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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