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作者周善甫简介 ：周樊(1914-1998年)，又名凡，字善甫，晚号六松堂老人 ，纳西族，云南省丽江县人，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
周善甫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桃李遍及海内外。晚年致力于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系统研究，先后出版《简草谱》、《春城赋》、《善甫文存》、《大道之行》、《骈拇词辩》、《老子意会》 等百多万字的论著，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善甫先生因此被誉为一代国学大师。
大道之行
莫道已穷千里目，当知才上一层楼；
扶遥直出风云外，指顾与君说神州。
三、大哉孔子
孔子，在其有生之年便已受到很大尊敬，太史公便记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甚至有小批人曾跟随他风尘仆仆远适异国。饥寒交困，险阻屡遭，却矢志靡他。以至到孔子去世，“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意（日本左抄本作“之”）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似此从学之众，尊仰之诚，作为一个学者，应是旷代无俦的了。
他为何得到如此尊仰呢？一不是为有上帝的顾命，二不是有帝王的扶持，三不靠自已有特异的法术、超群的技艺，或特別能说会道，相反，他终身都谦逊地“循墙而走”，从未自标高明。虽然他也以博学多闻见称，但也不出奇，而竟受到如此由衷的尊仰。那就非别有大成不可了。
那，其所得有的大成究竟是什么呢？并非别有奥秘，说来也颇彰著，就是他能准确地继承和宏扬了先古文化的优越传统。
孔子出生于周室东迁后220年，时当周室式微，诸侯称霸之会。终其一生，在秦楚吴越干戈弗宁的日子中度过。人民的处境已大非昔比；而更大的祸乱，尤有山雨欲来之势。故济世之道，便为人们所普遍关注。于是沉溺于冥想者有之，斤斤实务者有之。而他却独能实事求是，向历史实践的成果中去求索。这无疑是最正确的道路。
因之，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惊人的毅力，对前此三千年间的大量文献，作了系统的搜求、校对、删正、注释、阐扬的工作。如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等的成果，如今还昭然俱在。其工程的巨大，用功的诚恳，是不难想象的。
由于他情志的殷切，治学的严谨，天赋的敏慧，生活体验和知闻的广博，倾毕生之力，终于使他获得了重大成果。而归纳这一成果，也不是什么玄奥的哲理或艰深的学问；而竟是“夫妇（普通男女）之愚，可以与（去声，参与）知（认识）的”，人人都“不可须臾离”的常规正道。这是他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处。
这个“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的君子之道，也无非是前述“虞廷十六字”的演绎：把人的生性分开为作“人心”（和其它动物一致的本能欲求）和“道心”（人类所特具的灵性）两个对立的概念来认识。并要求“执两用中”不容偏废。孔子虽不赞成禁欲，但更着意于道心（径呼为“性”）的修持与发扬。这样孔门之“道”,在《中庸》开篇，便劈头盖面地定义为“率”（依循）性之谓道”就是说只要顺着人的本性去做就行了。
所谓“人的本性”也不驳杂。孔子将它归结于一个“仁”字。通俗说，就是对别人的关爱之心，而与私欲对立。人是经营社会生活的，一切高于禽兽的成就和幸福，莫不得诸社会生活；而社会的安宁与发展，又全靠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爱。人类经万代实践的切感，卒以铸成人类所特具之“性”。所以人人都有本乎人性的仁心。故不倦地诚意行仁，便是做人的正道。这原是浅显明确，无可置疑的。
道之显现曰“德”，故人人都有内在之“明德”，可以而且应当显现出来。但人毕竟也是动物，也必得竞存。故也不能没有“食、色”一类的动物性。而且由于人类具有更高的手段与条件，故也具有较兽类还强烈的私欲，并常常把本有之明德蒙蔽了。这也同样是不容抹杀的现实，所以必得时时存养省察以修持之。
实践这种修养，存于已曰“学”。故《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动词，彰现）明德”。施于人曰：“教”。故《中庸》首篇就说：“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如此，孔门要义就归结到思想品德的教学上。认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得从教学做起；否则都属舍本求末。而且孔子本人所矢志以行者，主要也在教学，于是他“有教无类”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大开平民教育之先河。因之他是作为一位学者、一位教育家出现的。而近代不少人，却总是把他当作政客来批，无疑一来就认错了人。
由于他的道是顺乎人性，基于民族心态的。又有从格、致、诚、正，到修、齐、治、平的妥实梯级可以阶登，因之人人都可立即实践躬行。不待具有客观条件，一般都乐于信受奉行，而成为显学了。
以上即儒家学说的根本。这一根本，可以用“仁”字表达之，因其基于人性之所应然，也便当为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之所同尚。实乃“放之四海而皆准；质之百世而不惑”，“修之则存，逆之则亡”的至德要道。尽管孔门论点，很多都遭到批判，而这一根本，却一直没有人怀疑和否定过。因为反之而主张不仁之恶，毕竟是难出乎人嘴的。
但，这一根本；又如前面所陈，仅只萌孽、成长于华夏这一特定的大地之上；并非他处亦有育成。因而谨持鞫育这一根本，以进世界于大同，乃为凡有血性的华裔无可旁贷的天职。
至于孔子教育的中心课题，则是列于六艺之首的“礼、乐”。关于礼乐，他仍祖述周公行之有效的典则，进而把它理论化了。按说，礼既概指人际交流中应有的举措，则只要本仁爱之心率性而行。即便是道，何必再要啥礼？要礼，反觉虚伪了。可是自已和别人都还有个同于其它动物的生物性；而且一般总是呈显性，有似地心引力之于物体。总有向下沉落的趋势，就不得不有所节制了。主动而有节制地，用共同惯用的形式，互相表达善意的举止言行就称礼。
从纯真的程度说，有节制的“礼”，比率性而行之“道”，应属较低档次，但它既出于平衡人性与物性之所应然，实亦群居生活所必要。故举世也没有全无礼仪的邦国。即使打场足球，也非有双方都乐于遵守的规则与仪态不可。甚至竟可以礼之隆替，来衡量其人、其家其国、其种族的文明程度。在人际关系中竟至是不可“须臾离”的。不容由主观论其存废。因之，孔子以居仁为上乘之境界；而以执礼为一般的要求。所以说“克己复(实践)礼，天下归仁焉！”
由于“仁”是根本，根本便无二致，无论何时何地，就只一个仁。而“礼”却类似生长于根本的干、枝、叶、花，有其适应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孔子就说过“殷因于夏礼，周因于商礼，其损益可知也。”指明不同朝代就有不同的礼。先后之间，既有因承，也有损益。礼意固不可废，而礼制则当因势就宜。全批全保，都非实事求是的态度。
故于我前言之两大文化，其礼制也便大有不同。在非农耕文化的区域，人们每以自利自保出发，以权利为本位，行为每属被动，故其礼多演为宗教性的仪文，或政治性的法律；而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土，人们每从和平谐进出发，以义务为本位，行为每重主动。故其礼每演之为伦理性的道德。二者各循其社会现实所应然，周公制礼，恺撒立法，未可离其发展之程度，强论孰是孰非。
若就体现人性之要求而言，则自由地率性而行的“道”是高档；主动地循规蹈矩的“礼”是中档；而被动地禁止触犯的“法”则毕竟是低档了。故孔子择中以礼乐隆教化，乃是循乎民族文化传统所应然的卓识高蹈。也便是有中国特色的人道观念的体现。不像今日西方所倡言的“人道”之仅出于消极的怜悯，乃是积极的仁恕与敬重。而总的理想则是“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记》)中间何曾有什么礼治和法治老是对立着斗的问题。
孔子当时之特别着意于礼者，还出于周室东迁之后，出现诸侯争霸的局面，封建之制日趋崩溃，出现了许多不合仁义的非礼之事，生活弗宁，让民间多有对西周和平之局的怀思，有待力挽狂谰。结合平民阶层正待登上历史舞台，便从政治伦理的理想出发，托古改制，以考订为名，创立了礼的理论骨架。并由后儒整理记录，成为“三礼”，由后世尊奉为《五经》之一。指导着三千年的政治与社会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伟大贡献。
孔子还深知：礼，不仅是理论同题；更重要的，在于实践。不是像法律一般可以用条文刻定；而应就史立方(范)。所以他又以极大的意志，写成了另一部鲁史——《春秋》。这不仅开了由非官方的平民写史的先河，而且对列国君卿大夫的行事，进行了严正的褒贬。我以为，这不仅是“史”，还合是前所未有的“时论”。因为《春秋》所记，即说较早的葵丘之会，比孔子出生只早百年。仅属“现代史”；到吴子季札来聘，就发生在孔子7岁时，便属“时事”了。至于吴师败楚，申包胥哭秦廷等事件，是发生在孔子45岁的中年；到吴败越，勾践逃会稽等事件，则正发生在孔子已执笔写《春秋》的时候。书中半数篇幅所记，简直就是“新闻”。故孔子又是世界最早的记者和评论家。难怪古来便称他为“素王”（无冕皇帝）。旋复经鲁史官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成为一部信而有礼，美而足鉴的要籍，不仅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文化真相；更可贵的是可以作为识礼知方的具体借鉴。故后世不称为“史”，而称之为“经”，是理有应然的。
《春秋》论事，多以“礼也” “非礼也”为论断。合礼与否，又每以“正名”为要求。正名就是要名副其实。居其位，便应行其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妇、兄弟、朋友皆宜各尽其本份。这不但对当时王室式微，诸侯“越位”是切实之论；即对后世，也属健全组织，分任义务的正当要求。虽曾被专制统治者利用它来为其权力地位张目，颇受近代学者所诟病。但因噎废食，全面鄙弃正名，却不妥当。如足球赛中守门员守门，单位上出纳员出纳，都系行所当然。不容因为“孔老二”所倡率便例加轻蔑，如今我们便大吃名不副实、假冒伪劣的苦头了。
至于常与礼相提并论的“乐”，自古至今都是表达情感的有效手段。尽管现代人已经只把它当作寻欢散闷之具，而在古人心目中，其身价却远为隆重得多。如《礼记·乐记》就说：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认识到，音乐是能清楚地反映世道人心的，书中还就其作用说：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发乎情，止乎礼，礼乐配搭，卒成治道。这是何等高超的立论！所以孔子以之作为人生的至德要道而谆谆提及，而本人也有很高的音乐造诣。经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 “不图为乐之于斯极也！”
要是礼崩乐坏，则也诚如《乐记》所说：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今日读之，尤觉悚然，看来不是耸听之危言。
故以音乐为治道，不仅在音乐本身，是陈义和境界的升华；也可把干枯可畏的政治伦理化，乃至艺术化了。就算仅属理想，这种理想，也是只有在中华文化的胎息中才能结出的胚珠。至少当西周的升平之世，是曾有较好实践的。读《诗经》某些佳什，确能获有此种直感。直至今日，我们还能从各种宗教礼乐活动中得其仿佛。
仅从以上这些粗浅的陈述来看，已足略窥孔子学说之渊源及其造诣之高深。它显然是前此3000年整个华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意识大流；而不是个人苦思冥想或掐指一算的主观意念。足以说明他之作为第一位平民学者、教育家和评论家，而早在有生之年，便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尊仰是理所应然的，儒学之为显学，也是事有必至的，而不是可以凭任何帝王的权力，可以强加之于亿万臣民的。过去曾那么讲，乃是极大的误会或谣诼。
那么，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关系怎样呢？对，这又是个值得弄清楚的问题。近代若干史学家和文化人，一般都有个未加深究的看法：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本有个“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只因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中国的一切学术都受到长期的压抑和摧残云云，于是把“孔孟之道”视为最堪痛恨必须根除的反动思想。其实这也是别有目的的中伤之论。
当时列国出于争雄的需要，一时都喜延揽各种人材，加以管、晏、孔子等已经打开了平民治学的先河，甚至贏得成就。于是出现了不再由贵族垄断学术思想的新局面，这自然可喜。可是，首先还得看看，当时所齐放者，是些什么家数？其次要弄清，所争鸣者，是何等内容？第三要审详，是不是各执一见，非一决是非不可的对立关系？不弄清这些问题，而贸言谁凌轹谁，那只能是“想当然耳”之论。
查西汉刘歆的《诸子略》中，谓先秦至汉初，各家著作诸子百八十九家，一千三百二十四篇。可知当时所谓“家”，不过遍指凡有著作留世的人，无怪就数以“百”计了。至于能自成一家之说者，便不很多。故刘歆又曾归纳成：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学派。以简驭繁，还是对的。故后世多据此论列。而十家之中，“农”、“小说”（还加个“兵”家）乃是业务技术的分科；“纵横”、“杂”更不过应时就势之言论；“名”近逻辑或因明，乃治学手段，儒墨俱常用到，“阴阳”乃道家之次说故都不足以“学”言。若论在哲学范畴能自成一说，且影响及后世的家数则不过儒、道、法、墨、名五家而已。（西汉司马谈还多留“阴阳”一家，称“六家”。故司马迁有“论六家之旨要”的话。与此大致相近。) 所以我们尽可就此五家，概言所谓“百家”的要旨。
五家之中，其立说与儒家显有不同的是道家。而道家言论中最与儒家相背离的则可用《道德经》的一段话代表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
“仁”乃儒家思想之核心；“礼”乃儒家言行之准则。而道家却鄙夷如此，两者显然大有违逆。解绳从结解，我们也便由这最违逆处去辩析：
乃至我们无妨就老子所说的“失X而后X”的次第，排成为一个“道、德、仁、义、礼”的升降序列。再于上面加一层道家最为崇奉的“太极”，再于下面加一层，通称“仁义礼智”的“智”，叠立起来，便成右图所示的“七级浮图(塔)”（当中，道、德两级，系沿用道家的概念）。铆接为这样一座塔，想来儒道两家都可同意；而且与平常。“道德仁义”和“仁义礼智”的口碑相蝉联，应可成立。这样便成为一座显示文化境界的梯级。越向下，物质生活的欲求越浓厚；越向上，精神生活的意识越超脱。而即使最高处，只要不羽化成神，也还需要物质生活，但毕竟已十分淡泊；即使最低处，即使沦落（黑线）为禽兽，也不会全无性灵，但毕竟已很浅薄。从下到上，即是从实到虚，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自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从地到天，从阴到阳，从畜牲到神灵的过程，而人，便是这一个过程之间的体现。——是过程，不是定局！（见附图）
境界图：
孔子“明道而居仁”，就以“仁”字为核心立教。向下既要求过好身命所寄的物质生活；向上也要求提高心性所托的精神生活。这正是传诸尧舜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庸”之道。也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归结的平正安详的人生观。就当时的形势说：去“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未远；而诸侯争雄的局面可危。“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得不回头”，让他做梦都不忘周公，于是以积极的态度，以“仁”作为其教学的准则，此乃出於对客观的正确反应，无怪为多数学人所宗奉了。
比“仁”玄虚的，老、庄称之为“德”，可以庄周为代表。庄子略晚于孔子，而形势大坏，兵戈扰攘，更无宁日，连孔子那样坚定的人，也泣麟哀凤，叹息“吾已矣夫”而去世了。现实生活既那样痛苦而无望，便出现以否定为超脱的思潮。庄子的《南华经》。其立意之超脱，为文之精妙，不愧千古奇文，鞭辟礼义，自成一家之言：不过对于实际也非全加否定，他所理想的“至德之世”，乃是“甘其食，美其衣，乐其俗，安其居。”不但关心到衣、食、住、俗，还求甘、美、安、乐。所以他的文化境界，是已超乎仁，而未几乎道的阶段。
《老子》一书，一般敲定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当时动乱更加严重了，兵连祸结，民不堪命。升平之望业已全部幻灭，便激化为“非常道”的思想。提出了“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命题。认为一切事物的生长和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而且强调有生于无。书中再从德上扬，而达于“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乃阴阳所从出。越出“太极”便不但非复人世，亦且非复神灵了。这就让这一学说处于人文思想的极顶。其书伪托出于孔子所曾问礼之“老子”(李耳)，可知李耳也有相类似的宇宙观名世。难怪在稍后的年代里，李耳就“羽化飞升”，被中国所产的惟一宗教——道教尊之为“太上老君”了。
仁之下，便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所倡率的“义”。“义者宜也”，便考虑到了是否宜于客观现实，故提出了民本思想。以至讲到“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等话，无疑又往下求实得多，而对仁不免有所“修正”，但也还严于义、利之辨，故得以“亚圣”见称。
荀况又是孟子的学生，虽然仍称儒家，但又比孟子务实了。从形而上的观点看，他又降格而重乎“礼”。《荀子》三十二篇，不但《礼论》、《乐论》各有专篇；其它如《王制》、《君道》、《臣道》、《正论》、《正名》、《子道》、《法行》诸篇，也无非环绕于礼的讨论，其于名分，比孔孟谨严和落实。甚至因防过杜罪提出了“性恶”之论，就为法家铺设了理论依据。
韩非又是荀子的学生，格于形势，就更务实了。崇智计，重刑律，俨然为法家之代表。沿递至他的师弟李斯，便全然以具体得失为是非，有关道德的考虑就更微末了。
其它兵、农、医、工、巫乃至百工、商、贸，都以其专业智技，同处于“智”的范畴，在境界为最低。但也没有任何一家全然抛弃了道德考虑。在他们切实有关利害得失的讨论中，从不丢掉“君子”、“小人”的界定。
即举《孙子》而言，尽管所讲的是杀敌的方略，而在其卷首《计篇》的五校中，第一校竟是“道”，并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第四校曰：“将”(领)，并解释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乃至讲到最应狡诈的《用间(谍)》篇讲法时，也还说“非仁义不能使间”。何曾背离“仁义”这一根本？我还认为。直至今日，《孙子》之仍为全世界所公认的最佳兵书，也就正因其有这一根本，非西方之徒言攻伐者所可同日语。将要“儒将”，医要“儒医”。其它农、工、商、艺诸“百家”都莫不立意于这共同的根本上，这即是内无别致、外无与同的地地道道的中华特色!
从上数下来，这些足以代表不同层次的著名人物：老——庄——孔——孟——荀——韩——李等。竟是有迹有象的师生承传关系：于“境界图”中洽然就列于适当序位，是异常显著和奇妙的。
至于另一显学墨家，从其“兼爱”、“非攻”的主旨说，也立足于仁，《墨子》一书，出现“圣王”（内圣外王也）一词，共124次，大体也尊重尧、舜、禹、汤、文、武六人，惟多偏重外王之义。尤非对立的学派。仅是在方法上有着分不分伦次，在从学者有着是否劳动者，在学业上有着是否切近实用等三项不同面已。其见异之处，虽为近日所片面赏识，但在当时则终归不实际，故很快消沉了。
不过，关于“境界图”还有两项必须说明：
(1) 作为个人的成就，它虽与“圣、贤、智、愚、不肖”的提法大致相当；但与“王、公、侯、伯、子、男、黎、奚”等的阶级贵贱，则毫无相涉。因庶人中不乏仁人，而公卿亦多暴戾。只是居实力地位者，尤具行仁之能力，故亦尤有行仁之义务，且亦足以久维其实力地位而已。
(2) 说某人处于某一层次。仅只就其立说或常态而言，具体表现则每有升降，终非坐定不变，如孔子的大弟子颜渊，孔子表扬他也只说“三月不违仁”。又如周处除三害，暴戾之徒亦可于一转念间成为仁人。因为人既生活于物质生活中，言其“小体”自也是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有如地心引力，总有引而堕落的趋向，有待随时存养省察，使不失本心，以葆有“大我”。在境界层次上，只会是一个活的、上下摆动的状况，才是实情。整体文化中之有“百家”，亦犹整套住宅中之有厕、厨、卧室、书房，以至神龛一样，主人尽可按其时需，自作进出，哪有“独尊一间，罢除他室”的事象与道理?
总之，“百家”之不同，仅是他们的为学治事，有着境界虚实的差异，在整体文化生活中各有其存在之应然而已。其根本莫不基于仁爱和平的民族传统心态，而且相互间还有互为依存的关系。所以都沿传至今，变化诚然是有，但何曾消亡灭绝？他们与儒家的关系，有如花果枝叶之于主干，而以孔子直接中华文化之根本焉。故太史公赞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在学术上不愧为“万世师表”，但其有生之年的政治成就却很寒伧，因为他正遇上竞霸称雄的时代！列国虽争致人才，而所求之才，却是为了富国强兵有济实务的方策谋略之士。孔孟之学乃天下为公之大道，自然便被视为迂阔疏慢之谈，而难求售了，故当苏秦、张仪腰金带紫；孙武、吴起挥斥方遒；韩非、李斯立法弄权之际；正是儒家饱受冷落，乃至受到燔灼活埋之时。孔子本人也阻宋郑、厄陈蔡，“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虽说民间对他不乏敬意。但终究赍志以没了。而近来却说他是“受反动统治者的赏识，才能压倒众芳，独跻显学云云。”实乃正与事况相背的谰言。
中华文化有若一条源远流长、水域广宽、为千溪百壑所汇注的巨大江河。其主流河道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一脉相承的民族传统。到孔子便总结前修，集其大成，立论垂训，高尚而不虚玄；务实而不逐利。以作“自天子以至庶人”的修身之本。并由历史明证，藉此大道，使得中华民族堂堂正正地存在和发展过两千多年来了。所以他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导师，是圣人。其学说不容以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的政治得失衡量之。
因之，有人声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乃极踏实的肯定，信非谀辞。而千载以来，人们所进奉于他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尊号，在西学东渐以前，无论朝廷、民间都概无异议，也属实至名归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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