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四月十日，北京的刘家正沉浸在他们的中国梦中。这对夫妇来到城市，租到了一所公寓，并且幸运地拥有了两个漂亮的孩子。他们并不富有，但是这一切都正在好转。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他们相信日子会渐渐变得好起来的。第二天早晨，陌生男子闯进了他们的家抢走了他们的儿子刘景军（音）。他的孩子被拖进了小汽车随后扬长而去，从那之后刘家就走上了寻找孩子的路。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找到自己的孩子，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这对夫妇发现还有许多和他们有相同经历的人。自1980年开始，拐卖和非法交易人口逐渐成为中国的一大问题，其主要的受害者是孩子。关于被拐卖儿童数量的估计只能由事件发展的程度得到粗略的估计。在中国政府的报道中，每年至多有近万名儿童被拐卖，但是美国国务院称这个数字接近了20000人。有些独立机构甚至将这个数字定在了70000人（在美国每年有100到200名儿童被拐卖）。
大部分被拐卖儿童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中国拐骗儿童的案件并不是为了索取赎金而是进行人类交易。这些孩子通常来自贫困和边远的家庭——这些家庭没有能力去找寻孩子的下落并且把他们救出来。有些孩子被卖给了那些所谓的收养家庭，这种家庭迫切需要一个孩子。其他的孩子只能做苦工，从事卖淫或者干脆在街上流浪。有些健康的孩子甚至被人贩子残忍的打残，孩子们残疾的身躯和可怕的疥疮可以在上街乞讨时获得更多的钱财。
有些被拐儿童被卖到了海外作为收养的孩子。中国的收养机构希望能够从收养孩子父母那里得到实际的捐赠——这笔费用通常高达5000美金。在某些例子中，收养机构直接从人贩子手里购买儿童。大量的拐骗案件都是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大型犯罪组织所为。根据中国警方所提供的案例，10人甚至100人以上的犯罪团体作案并不少见。对于被拐儿童数量的官方估计得来并不容易，而是很难让人信服。皮毅军（音）是刑事司法学院和儿童犯罪方面的专家他说：“关于社会安全阴暗面的资料很难得，公共安全部门（比如警察局）对公众发布的数字只是破获案件中的数量。”这意味着中国官方关于拐骗人口的统计数字仅仅针对于业已被破获的案件。由于许多父母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孩子是被拐骗了而不是走失了，许多案件申请被归为失踪人员，因此并不被官方统计所计入。
在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一日早晨，刘女士正在她的家中，他们两岁的孩子跑出门去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耍。当她在门外找不到孩子的时候叫来了刘先生，夫妇找遍了也没找到男孩便报了警。警察来之后，“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刘先生说，“警察说：‘别紧张，放轻松。他也许就是跑到邻居家去了，你们再在周围找找。’”。其他被拐儿童父母也讲述了类似经历，除非有实际的证据，否则警察不会在24小时内接受关于人员失踪的报案。
朱女士，一个12岁被拐儿童雷晓霞（音）的母亲，她的女儿是五月二十四号在山西省走失的。她和所有有关单位讲述了女儿的事情，三所不同的警察局、她女儿的学校、甚至当地的教育机构。但是都得到一样的答复——“他们说：‘我们会帮你调查，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些调查的结果令人很不满意。朱女士说：“在我们报案之后，警察出动并进行了小范围的巡逻，但那之后从来没有再来过。”他们也没有去火车站或者公共汽车站检查监控录像，后来有人说朱女士的女儿被拐那天在学校出现过。但警察忘记检查了学校的安全录像带，之后这些记录被自动删除了。雷晓霞现在还没有被找到。即使警察认真调查，最终有好结果的也是很少的。人贩团伙都是高度组织化的，被拐儿童被送到很远的地方，经过几手人贩子这都使得追踪他们的行踪的机会变得渺茫。
李勇（音），在1988年大约五岁的时候（他不记得他真实的年龄和生日）被拐卖给另外一个家庭。他只记得当时被送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了。“我被拐之后，就被带着坐小汽车、长途巴士、火车。”他说，很多年之后，警察追踪到一个和李家拐卖案有关的人，但是线索就此而止了。这个卖家，人口贩子，在“旅途”中一直看着的他的人还没有被找到。有效地调查人口拐卖案件需要持久的努力，以及与当地机构大量的合作，高科技的追踪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犯罪团伙出现在警察的视野中，这些协助犯罪的头目和那些人贩子都会面临强硬的审判，甚至可能会被判死刑。
有些被拐儿童家长接受了事实，静候着警察根本可能就会不会打过来的电话。而其他的家长选择利用网络手段或者干脆上街寻找他们的孩子。“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刘先生说，他是一位合同工，“在我孩子被带走之前我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因特网，而现在我经常去网吧。我买不起电脑所以只有到网吧去发帖子或者搜索有关我儿子的信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国家长组成了一个网络服务生态系统。有些网站，像“宝贝回家”采集并向公众发布信息、照片以及从数以千计家长那里得到的信息。他们同样也收集大街上流浪儿童的照片以供这些丢失孩子的家长找寻他们的孩子。许多家长也开始走向街头，刘先生在本地通过网络联系了其他被拐儿童的家长，现在他们开始一起开展活动了。其中一位儿子被拐的家长将自己的大卡车贴上了被拐儿童的照片。这些家长在闹市区停下他们的卡车，帖起他们孩子的海报，传递给路人们卡片和小传单。
当刘家的小女儿足够大的时候他们会带她来帮忙递传单。现在她还太小了，并不明白自己的小弟弟究竟怎么了，只是还没有忘记罢了。她有时会梦到自己的弟弟，每当此时他的父亲都说：“这些话语在我们耳中总是如此刺耳。”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中国的拐卖儿童案件频发，但皮毅军教授认为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未免太过简单化了。与其他可能被盗的东西相比，不像是电脑或者是汽车，孩子很容易找到但是却很难追踪：“除此之外只要人贩子联系好了买家，他就可以很快转手获利。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中国拐骗人口很正常。中国大量存在的买家使得非法人口交易依然存在。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的数量很少，而且对于超生的家庭需要缴纳罚款，对于生育能力正常的家庭没有理由去买一个孩子。通常的买主都是不能生育的夫妇或者是只有一个女孩子的家庭，他们希望确保能有一个男孩子。有些家庭为了给自己精神或者身体上有残疾的儿子找媳妇所以买来年龄大一点的女孩。
中国善于保持沉默的文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的孩子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被拐卖的。”刘先生说，“在我们家乡，如果有人买来一个媳妇其他人什么都不会议论。我们的孩子太小了，他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他长大的时候他还不会意识到周围的一切有什么异样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现象。在李勇被拐卖到江苏的家庭之后，他操着方言告诉他的邻居自己的真名字并且希望能够回到原来的家中。但是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向有关机构报告这件事情，之后一切都太晚了。许多中国人相信卷入这些事情会让他们陷入麻烦，而一些偏远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还很低，对于不育的夫妇或者年老无子的夫妇买一个孩子居然是可以接受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刘先生并不将其归因于人贩子。“我们丢失孩子的父母十分憎恨这些人。有时这是整个社会的症结。我指的是整个中国没有强硬的法律，如果我们在法律上更有力度，这类事件就不再会发生了。”
刘先生和他的妻子还在寻找他们的孩子，朱女士和她的丈夫依旧在寻找他们的女儿。他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去工作，他们会坚持到得到好消息的那一天，就像是数以万计全国寻找孩子的父母一样。“我们好像死了心的活着一样”，朱先生啜泣着说“如果找不到孩子，生活就没有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