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分析工具：政治经济学
没有一个政府天然地就是追求社会公众的利益的，重要的是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与平衡。如果离开了权力的制衡，那么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就是必然的结果。在西方社会，权力制衡主要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来实现。在中国的古代，虽然没有政党竞争和三权分立，但也有一些权力制衡的机制，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趣。
在封建社会里，政治采取的是一个专制和集权的结构，其中最主要的集权就是皇权。那么在皇权下又怎么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呢？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对皇权的制约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言谏，文官对一些重大政策的讨论采取言谏的方式，比如魏征当年对唐太宗就是一个谏官，这种谏官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制约和平衡。第二个就是以宰相为首的文官系统是重要的对皇权的制约，中国在汉代就形成了相权对皇权的制约，但可惜的是，后来相权被皇帝削弱，到明朝时完全取消了宰相的官职。第三个就是庭议，如果我们说言谏是个人行为的话，庭议更像是一个集体行为。凡是重大的决策，在中国古代是要在上朝时经过大家讨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第四个就是伦理和文化。我们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对于皇帝要做一个好皇帝始终是构成一个很强的制约的，皇帝必须是贯彻儒家伦理的表率，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最后就是法律，法律实际上对于皇帝也是有一定制约的，皇帝是不可以随便地滥用皇权的。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对皇权的制约。那么皇权以下还有一个行政系统，这个行政系统又是怎么样达到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的呢？第一个制度是文武相制，文官系统和武官系统在功能上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它们又有相互的制约。很多时候宰相是拥有对军权的制约的，比如说出兵，不是说大将就可以直接指挥军队了。第二个制度是“政出多门”，就是同样一个职能，好几个部门都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行政权力。 “政出多门”和多头管理从一个方面来讲是低效率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制衡，它避免了任何一个部门对权力的滥用。第三又要讲到儒家的伦理和道德。中国古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种从科举制度开始对文官灌输的正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中是一脉相承的，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有影响。
尽管有着以上的一些权力制衡机制，但中国古代社会最终却仍然没有形成对于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每一次的王朝更迭也或多或少地与政府的腐败有关。“君主制像一艘造型优美的小船，它航行顺利，直到某个昏庸的船长使之触礁为止；而民主制则像一个木筏，它永不沉没，但糟糕的是，你的脚总是湿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