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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及其疾病的历史
人类历史及其疾病的历史

  细菌及病毒这些微生物是传染病的病原,它们比人类更早出现在地球上。微生物是简单的生命形态,必须寄生于其他生物来生存。小至细胞组织内,大到汪洋大海中,都有它们的踪迹。大部分微生物对人类或其宿主无害,甚至有益处,只有少部分会引起传染病。

  自古以来,感染就是生命的基本法则,正常生命是无法避免的———生物必须靠合成蛋白质而生存,必须把其它生物的蛋白质、或者制造蛋白质的物质拿来“为我所用”。

 

  瑞典病理学家福尔克·汉申(FolkeHenschen)说得好:“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指出,疾病和传染病流行对人 类文明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 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

  大约在1万年到1万1千年以前,人类生产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到了农耕,全世界范围 内,高度发达的文明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农耕文明阶段,人群定居在一起,定居点越来越大,拥挤的居住条件、排泄物的大量堆积等等,最有利于微生物的繁衍; 更重要的是,人类已经把很多动物驯化,大规模的家畜家禽饲养业使人畜朝夕厮守,牲畜与人类之间相互传播微生物的机会越来越多。据美国社会史学家麦克耐尔 (W.McNeill)的研究,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 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这些恰恰是农耕文明以来人类所驯养的最重要的动物。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大规模致命的传染病,包括天花、流 感、肺结核、疟疾、鼠疫、麻疹、霍乱,包括近年来的艾滋病等等,都是从动物那里传染过来的。农业及畜牧业改变人类的生活,也逐渐让人类发展出对牲畜传染的 疾病有免疫能力,有些免疫力还可以遗传。

  在人类文明史上,传染病给人类社会投下的阴影,是其他灾难难以比拟的,因传染病致死的人,远比战争或其他天灾人祸加起来的总和还多。以战争而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部分战争中死于战斗的人都不及死于战争中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人数。

  古希腊、罗马:西方文明史两大转折的流行病视角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流行病大爆发是公元前430年至427年在雅典发生的瘟疫。据古希 腊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得记载,在公元前431年西方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战争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古希腊人从来没有遭到像天花这样的传染病的攻击,虽然那 时侯可能已有流感、结核和白喉等病发生;战争使得新型流行病从非洲传到了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一带,又在公元前430年到了希腊。它造成的后果非常惨重:雅典 军队的生力军1/4死亡;瘟疫继续在南部希腊肆虐,导致了城邦人口的1/4死亡。科学家们根据修昔底得描述病人的惨状推断,那场瘟疫有好多种疾病,包括鼠

  疫、天花、麻疹和伤寒等等。这次瘟疫造成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转折,因为雅典本来有称霸整个希腊半岛的雄心———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200多个城邦国家中最强大的两个,但这次瘟疫使它一蹶不振,再也称霸不起来了。

  罗马帝国时期,公元165-180年间发生了另一场非常厉害的黑死病瘟疫,史称“安东尼 时期黑死病”,15年左右导致罗马帝国本土1/3人口死亡。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公元211-266年间,罗马又遭到第二次传染病的大袭击。这两次瘟疫 横行之后,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罗马帝国迅速衰落下去,随着四、五世纪蛮族入侵,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土崩瓦解,这是西方文明史上又一次重大转折。它们 都与小小的病毒细菌密不可分。

  中世纪:“黑死病”改变了欧洲

  罗马帝国崩溃后漫长的中世纪,先有发生在亚洲的公元700-1050年间的日本史上的“瘟疫时代”,又有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暴发的天花,诺曼人杀死了所有的病人和看护病人的人以求解脱。但这些跟14世纪的那场大灾难比都只不过是儿戏。

  公元1347-1352年间,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可怕瘟疫席卷欧洲,意大利、法国、 英国等国人口锐减,许多地方,特别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1/3到1/2的人死亡。据史书记载,这场瘟疫共导致2500万人丧生,几乎毁掉了欧洲1/4的 人口。在随后的300多年间,黑死病仍然周期性地暴发。当时的欧洲人谈之色变,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

  “黑死病”实为淋巴腺鼠疫,通过藏在黑鼠皮毛内的跳蚤传染;它之所以获得这样一个令 人恐怖的名称,是因为其症状之一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对于那些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地死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过 去,一般欧洲人认为“黑死病”大暴发的原因是亚洲黑鼠的入侵,其具体来源,有学者认为是欧洲和阿拉伯之间的航海经商船只,有学者认为源于11世纪至13世 纪间的数次“十字军东征”。但英国最新的研究提出了对“黑死病”病因的质疑:利物浦大学研究人员将“黑死病”的迹象和特征与现代的一些病毒作比较后发现, 黑死病不是淋巴腺鼠疫,而是由一种类似埃博拉的病毒引起的,而且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染的。

  近代:新旧大陆间传染病的“冤冤相报”

  在欧洲近代对外扩张即殖民主义时期以前,不同病毒之间的流传基本上限于以欧洲为中心地域、至多接近中亚地区的陆地上的流传,欧亚间的病毒交流也受到距离限制。而在这之后,不同病毒的流传就越来越趋于“全球化”了。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当地土著印地安人的人口,专家们估计在5000万到1亿之间。在 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扩张过程中,真正因为打仗或屠杀而死的印地安人并不占很大比例,大部分都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 喉等严重的传染病———这些杀人魔王使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毁灭了。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学家戴蒙德(JaredDiamond)从生理学研究 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从欧洲传播到美洲的病毒和病菌能杀死那么多土著印第安人以及大批非洲和大洋洲与世隔绝的土著人,但美洲却没有出现一种能够对 欧洲人产生致命威胁的病毒或病菌?在这里,中国俗语“水土不服”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着丰富的经验性智慧。自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起,旧大陆各个早 期文明就开始驯养各种野生动物:西亚地区1万年前就有了绵羊、山羊等家畜,中国人在9000多年前就开始养猪,旧大陆的家畜家禽有数百种,而新大陆的印第 安人却只驯养了驼马等少数几种动物,在哥伦布到达之前基本没有大规模饲养业。因

此,新大陆没有欧洲那样人跟动物间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当时美洲人的抵抗力非常弱。欧洲人带过去的传染病菌对于美洲人的杀伤力,远远胜过美洲本地的传染病菌对于欧洲人的杀伤力。

  如果说新大陆对旧大陆有什么“疾病报复”的话,那就是虽然讨厌却不致命的梅毒。是西班牙人把梅毒从美洲带到了欧洲,欧洲航海者很快就把梅毒带到了远东,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

  现代:全球化带来传染病的“全球化”

  到20世纪初,也还有过两次非常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一次是1918-1919年的“西 班牙流感”,专家普遍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全球有2500万-5000万人丧命;再一次是1920年的“昏睡性”脑炎,主要发生在欧 洲,然后传到别的地方去。迄今为止科学史家们还没有一个说法,完全解释这两次大流行病为什么如此暴烈。

  这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艾滋病、埃波拉病之类。

  近3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先后发现了近40种新传染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些早已在人间 存在并已被认知,但未被认识为传染病的疾病,如T细胞淋巴瘤白血病、毛细胞白血病等,只是近20年才发现了它的病原体,并被确定为传染病;第二类是某些可 能早已存在,但未被认识,近20年来才被发现和鉴定的疾病,如军团病、莱姆病、丙型及戊型肝炎等;第三类是那些过去可能并不存在,确实是人类新出现的传染 病,如艾滋病等。从严格意义上说,第一类和第二类新传染病并非是人类新出现的传染病,而是新发现的传染病;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疾病在未被发现之前并 没有象现在这样流行并造成公共卫生问题,以至长期未被认识,因此也属新出现的传染病。

  可以如此断言,历史上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对人类 自身提出了严峻挑战。人类文明每一次战胜这些挑战,就又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方式。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传染病分布区的扩展趋势引人关 注,人们发现其原因除了滥用抗生素类药品所导致的细菌抗药性、贫穷导致的营养不良和世界范围内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等因素之外,全球气候变暖也是一个重要的 诱因。这是人类为全球化付出的代价,全球化包括了疾病的全球化。

  人类与传染病之战

  国际上把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18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并且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了“牛痘”技术对于天花的防御作用。其实,防御天花 最早的办法是中国人发现的“人痘”术,公元10世纪从中国传到中亚,再传到欧洲;但这种土办法,成效不可靠,风险也高。而詹纳是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可以不 断地制造疫苗。1980年5月8日,第三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庄严宣布:危害人类达数千年之久的头号瘟神———天花已从地球上彻底根除了。这是人类传染病史 上的大事,也可能是科学史甚至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

  而法国杰出的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1865年发现了他称之为“病毒”的微生物是 传染病的病因,人类与传染病的科学战役才算真正开始,生物科学的曙光显现在地平线上。在巴斯德之前,人们只是模糊地知道一些卫生和清洁状况与疾病的某些关 联。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使人类对抗传染病的手段跨入了新纪元。到20世纪40年代,人类第一次有了青霉素这种被当时认为是神奇的药 物;战后,青霉素已经能够大批量生产了。青霉素的发明使很多肆虐上千年的疾病已经不再那么可怕,肺炎、淋病等很多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治愈。

  但是无论抗生素多么有效,也不能阻止或消灭所有它们所瞄准的细菌。1982年世界卫 生组织指出,细菌抗药性的增长使得为给感染者选择合适的抗生素已经成为“一种胜算极小的赌博”;1992年,全世界出现的一些死灰复燃的传染病反攻浪潮, 使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米切尔·库恩博士警告说,除非现行有效的反病毒措施能够成功地维持,并且提早结束有机体抗药性的遗传传播,我们人类才有可能接 近曾经梦想的“后病毒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也许是一场更为持久的挑战。

  人类对传染病之战远没有完结,但这丝毫不能成为悲观宿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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