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中世纪被称作欧洲的“黑暗时代”,尽管此种说法有待商榷,但基督教主宰了整个西方精神世界却是勿需争辩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神学史观(基督教史观)——此时,史学也不可避免地沦为神学卑贱的女侍,统摄于神学史观之下。在这一过程中,长久遗传下来的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包括道德史观下的英雄史观)被彻底颠覆,而转变为“宿命论”,英雄史观的发展进入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这一特殊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则为东罗马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 , A.D.500—A.D.565)。 普罗柯比被誉为拜占庭时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生活在古罗马帝国向中世纪拜占庭帝国转变的过渡时期,其史观的转变亦足以代表这一时期史观的巨大变化。在《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中,普罗柯比不遗余力地讴歌查士丁尼、贝利撒留的不朽“武功”,他们光彩照人,堪为世间楷模——不难看出,此时普罗柯比仍带有古罗马史家的英雄史观遗风。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在《秘史》(Secret History of Anecdota)一书中,普罗柯比对二人的描述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难以置信: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立刻成了人间禽兽,是“披着人皮的魔鬼”[20]:虚伪,贩卖正义,将罗马公民变成奴隶;屠杀,挥霍财富,败坏司法大臣的职能……截然相对的人性竟然被描述在同样的人身上,对此,普罗柯比得出了如下结论,“的确,导致这一切的不是人的计划而是决定人类事务的上帝之手”[21]。显然,普罗柯比已经逐步走上宿命论(即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道路,认为人对历史已经无能为力,一切皆决定于上帝旨意,那些英雄也只是“神的代表”而已。当然,普罗柯比史观的巨大转变肯定与基督教在拜占庭的不断发展和传播有着莫大的联系,伴随着这一过程,他本人也渐渐成为半有神论半宿命论者——而其观点亦足以代表这一时期大多数史学家史观的特殊性——基于其本身所拥有的典型性。
18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稳步推进……这投射到思想文化领域则为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总的来说,此阶段的西方史学是以理性主义为主导思想,确定了理性史观:理性的力量被认为是拯救黎民百姓的灵丹妙药、改变社会现状的唯一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其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并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此种大背景之下,沿着人本史观的轨迹,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通过理性主义的模式再一次迸发出岩浆,它以古希腊的英雄为典范,把伟人作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因为不管理性的作用如何巨大,它皆为人的理性,而伟人才有能力以自身的理性,统筹社会力量,规划社会事务,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其中的典型代表则为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 , 1694—1778),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巨擘,不仅于文学、哲学、数学诸方面有较高造诣,于史学上更是独树一帜,被视为“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25]。他批判神学史观,提倡理性主义史学,批判政治军事史,首创文化史,其著作中也贯穿着英雄史观,且十分显著。他的著作充满了对国王的歌颂和崇拜,这在《路易十四时代》中 尤为明显,《风俗论》中也有不少反映。在伏尔泰的笔下,路易十四于国内是一代雄霸、明君圣主,于国外也声名显著、威望崇高,“法国国王在非洲海岸更加受人畏惧”[26],“热那亚共和国比阿尔及利亚对法国国王更加卑躬屈节”[27],他甚至还夸张地写道,路易十四“只需在边境出现,边境城市就纷纷落入法国的手中”[28]。总而言之,伏尔泰对于路易十四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无处不在,且认为正是路易十四的高尚心灵使得他完成各种伟大功业。伏尔泰对于克伦威尔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克伦威尔在他笔下也成为了一个品德高尚、勤政爱民的护国主。对于伏尔泰的此种英雄史观,我们其实也不难理解:他摒弃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意说,反对以《圣经》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因而迫切希望通过书写甚至塑造历史英雄人物以为其提供反封建素材——毫无疑问,英雄的光辉最容易给人以内心的巨大刺激,以彻底冲破宗教的严密束缚,追求人类意志的理性和自由。因此,贯穿整个18世纪,在理性史观的指导下,英雄史观依旧不断存在和发展。
(六)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英国发端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北美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雄视天下,志得意满,近代西方史学也进入了全盛时代,以致整个19世纪都被冠名以“历史学的世纪”。此阶段,历史学的中心在德国,形成了名闻遐迩了“兰克学派”:标榜“如实直书”,强调原始资料,注意严密考证,被尊称为“科学的历史学”,风行一时,俨然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主流。在此种大环境之下,英雄史观存在的基础显然被大大削弱:夸大化的英雄事迹在以科学逻辑思维的大脑面前实在难以扎住脚跟,人们纷纷通过大量事实资料,以科学分析的方法来推演历史前进的轨迹,他们着实难以相信历史的方向仅仅奠定于英雄(伟大人物)的一时激情和个人魅力。尽管如此,英雄史观的余绪依然存在着生存的土壤,沿袭到了19世纪,英国史学家卡莱尔则可作为其中的代表。 托马斯·卡莱尔(Tomas Carlyle , 1795—1881)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囊括历史、哲学、文学诸方面,更是浪漫主义运动在英国的代理人,但他更以“英雄史观”而著称。卡莱尔把人类的历史统统归结为英雄和伟人的历史,宣称历史不过是伟人的传记,“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世界的结果,也就是他们的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29]同样,在卡莱尔看来,一个在真正的英雄治理下的国家和社会是幸运的,只要有一个英雄统治了国家,“那个国家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政府;什么投票箱、议会辩论、选举制、制定宪法,或其他一切机械措施,都不能使他改善分毫”[30],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找到它的英雄,这是时代的悲剧,更是由于人们无力辨别英雄的真假所致。众所周知,卡莱尔年轻时并不主张英雄史观,后来其史学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是有更深层次原因: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危机四伏,卡莱尔极力倡导英雄史观正是对资本主义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控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他才呼唤英雄的诞生,以便改变资产阶级碌碌无为的现状——就当时的社会现状而言,这具有进步意义。在12世纪,英雄萨姆森挽救了修道院,同样,卡莱尔也希望在19世纪也能出现一个萨姆森式的英雄人物,以挽救维多利亚时代忧患四起的社会状况。 同样,还必须补充的是,在19世纪,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余绪不仅见于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中,也同时表现在一些近代历史哲学家身上(如黑格尔、尼采,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反映。 “历史哲学”一词是伏尔泰最早开始运用,其于18世纪得到勃兴,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人物,如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孔多塞(Condorcet,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1743-1794)、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赫尔德(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1744—1803)等,直至19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依旧兴盛,黑格尔和尼采就诞生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二人也同时承载着英雄史观的余波。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主宰世界,他先把统治思想和统治个人分开,主要同一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分开,使之成为“一般思想”,并让它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进而又归结到思想的生产者那里,并做出结论说,哲学家、思想家自古以来就是历史的统治者;他更是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把二者的差距无限夸大,“以至于把英雄和群众截然对立,贬低群众,抬高英雄,这就陷入了英雄史观”[31],这亦如国内学者周泽之所说的,“黑格尔的历史观无疑是英雄史观,这不仅由他的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所决定,而且主要表现在他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抬高英雄和贬低群众”[32]。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把群众称为“群盲”,认为把社会发展的目标投向群众而不是英雄个体是一基本错误,“人们试图把群盲当作个体来理解,而且赋予他们一种比个人更高的地位,——其深无比的误解啊!”[33]他甚至还公开扬言,“反对群盲道德。一次宣战。”[34] 同样,19世纪俄国民粹学派[35]也受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英雄,其代表人物之一尼·康·米哈伊洛夫伊基在《英雄与群氓》一文中就曾明确地表示,“伟人往往可以照亮遥远的历史进程”[36]。但是,对于整个民粹派而言,英雄史观显然有点“英雄日暮”——“民粹派分子中就有坚决反对英雄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者”[37]。 总而言之,就整个19世纪而言,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影响有了明显衰弱,但其余波依旧在史学家及历史哲学家中发挥了一定影响。 同时,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高速发展,现代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工业化的稳步推进,这种种既将世界联为一体,也带来了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更是滋生了各国家间、各地区间难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利益的冲突,领土的纷争,信仰的差异等等),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和谐因素,而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则又一次找到了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人们会迫切需要伟大的英雄人物出现,以廓清寰宇,解决现实中无法调和的问题——此种趋势发展到了极致,则为后来强权人物、独裁人物甚至于法西斯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直到二十世纪,进入了现代史学时期,我们依旧能寻觅到英雄史观的踪迹——尽管现代史学已大量运用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方法,分析历史的发展轨迹,走上了所谓的更为科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