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清区东南20公里的五峰山之阳，南大沙河上游的北岸，有一处周代古邿国的遗址-仙人台遗址。它在1995年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这处遗址发现于1975年秋，1978年秋济南市文物处曾做过调查， 1987年秋又作了较全面和深入的复查。1995年3月至5月，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面积共计610平方米。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周代墓地。除周代邿国墓地外, 还发现和清理了岳石文化、西周、东周和汉代等不同时期的房址、灰坑、窑址、墓葬等90多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铁器和铜器等遗物300多件。
邿国是周代东方一个附庸小国。由于国小位卑，所以文献记载极少。这一墓地的发现不仅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更为邿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丰富的材料，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邿国地望的传统认识。同时，也为商周考古的研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料。长清仙人台遗址在199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来源：大众日报
现馆藏于山东大学博物馆的一对青铜方壶，素为该馆“镇馆之宝”，其全身布满华丽的纹饰，器腹四面都有高浮雕蟠龙纹，双耳为立体兽首形，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每年都会被借到北京参加展览。这个裹挟着钟鸣鼎食周礼余味的青铜器，出土自济南市长清区的周代仙人台遗址，距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
仙人台遗址位于长清区五峰山之阳，南大沙河的北岸，距长清城区20公里。
3月12日（2013年），我们驱车来到长清区五峰街道北黄村。驻足在钓鱼台水库旁的公路上，可清晰地看到一块隆起的黄土平台，自东向西探入水中，好似一只卧眠于水上的猛兽。蒙蒙细雨如丝飘落，为仙人台平添了几分神秘幽茫。
沿公路旁的土路向南走,弯弯绕绕地穿过一片小树林,就来到了仙人台下。近处打量，三面环水的仙人台顶部距地面约有8米，距水面10余米，土台上满是枯黄的野草和光秃秃的核桃树,除高度外，与周围的庄稼地并无两样。北黄村老支书张传胜带我们从坡缓的南侧小道登台，雨水已将地表土浸湿，脚底有些打滑。
没费多大力气，我们就登顶仙人台。站在仙人台上，四下美景尽收。钓鱼台水库，水面壮阔，清波微荡；南侧隔水相望的“王山子”规整灵秀，松柏苍翠；远处群山云遮雾绕，仿若仙境。张传胜说，天气好的时候，这里向北可以看到五峰山南坡上大名鼎鼎的德王墓林，往东甚至可观“海内四大名刹之首”的灵岩寺，山环水绕，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
仙人台的东南侧，一高一低两个直径近一米的大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探头望下去，深不见底。张传胜说，这是一进一出两个盗洞，应该是1996年正月初一夜里盗墓者所挖。“初一下午村里人过去玩，看见有几个人在转悠，还以为是来套兔子的，没想到初二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两个大洞。”所幸当时仙人台已经被山东大学考古系师生系统发掘，没有给盗墓者留下可乘之机。
问及仙人台名字的来历，张传胜也说不清楚，只知道过去仙人台上建有尼姑庵。而此处邻近道教名山五峰山，当地人把这个高台称为“仙人台”，很可能与周围广泛分布的道观有关。漫长的岁月将历史湮没于尘埃，周围村民一直把这里当做自然形成的土台，在上耕作生息。
1958年，钓鱼台水库在此修建，原来居住在黄崖村的居民搬迁为3个村落，北黄村便是其中之一。但水库修建期间仍没有人发现仙人台的玄机。直到1975年，这个掩于山林的古遗迹初露端倪。
1975年秋季，北黄村村民张建新抄近道游泳到仙人台准备收割庄稼。由于接连的雨水，仙人台的浮土被冲刷得较浅，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生土层。张建新用镰刀勾住仙人台北面的崖土想借力上岸，不料却听到“铛”的一声，黄土中竟露出一个绿锈斑斑的铜器。张建新赶忙将它挖了出来，又在它近旁处挖出了另几件器具。
张建新将这批文物送到北京，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对他带来的宝贝进行了鉴定，确认这些青铜器是周代文物，并建议张建新回当地献宝。从北京回来后，张建新将青铜器分别捐献给山东博物馆和济南市博物馆。此后，济南市文物部门曾两次进驻仙人台，但并未进行考古发掘。直到1995年3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1992级本科生和1994级研究生的毕业实习在这里进行，埋藏于土台之下的秘密才得以揭开。
担任此次田野考古实习的领队任相宏教授说，他所带的课程中有一门非常重要的青铜器研究，却一直缺少实物标本。因学校经费有限，买不起出土的真品，学校只好在1985年前后买了一批复制品供教学使用。“我们要教学生辨别真假，可手头全是假的，几乎没有真品，怎么辨别？因此，这次实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挖一点青铜器。”由于长清地区曾经出土过青铜器，且古迹较多，发掘地就选在了长清。
1994年10月，进行前期考察选址的任相宏在长清博物馆仓库参观，两件精美的青铜簋让他眼前一亮。“胎很厚、特别大气，我特别感兴趣。”查阅原始账，任相宏得知，这两个青铜簋正是当年张建新在仙人台北侧挖到的宝物。
“鼎、簋等礼器的随葬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鼎与簋配套使用。一个墓穴中出土两个簋，则必有三个以上的鼎相配。”这个发现令人兴奋，但任相宏不敢大意，他又到仙人台实地考察，,现场情况与村民的描述基本一致。
尽管有些专家并不看好这里，但任相宏还是坚持来年春天的考古实习就选在仙人台。“当时心里也有点担心，还准备了一个备选遗址，如果仙人台确实不行，就立马转移。”任相宏的脸上有几分得意。
1995年3月5日，任相宏带领20多人的师生队伍进驻仙人台。学生们在遗址周围分组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古调查，他和两个学生留下来，想要证实他之前看到的青铜簋到底是不是出自这里，仙人台到底值不值得进行考古发掘。
任相宏对当初张建新发现青铜器的土台最北侧进行清理，不多久就发现了墓葬形制的结构，很容易就可分辨出墓坑、椁室、器物箱。在随葬的器物箱里，发现了一柄青铜短剑和一块利石，应为磨刀石。短剑通长29厘米，剑格宽4厘米，精致玲珑。两条龙首尾相应构成圆形剑首和扁体剑格，躯体相互盘绕构成圆筒形把柄，龙体透雕，柄心中空，龙体上还镶嵌有若干五彩通透的颗粒状宝石。构思巧妙，设计独特，工艺精绝。
“虽然残墓在库水荡切下破坏严重，但看到了青铜器，大家都非常兴奋，这证明选点时得到的信息是对的。”任相宏说，他们对仙人台地块进行了钻探，发现了6座大规模墓葬，情况非常理想。
3月18日，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耕土层下去后,就出现了明显的墓葬迹象。他们仔细排查，也没有找到盗洞的痕迹，喜悦之情在考古队中蔓延。
任相宏回了趟济南，准备了些防雨器具，又买了3个铁皮橱子准备用来装出土的青铜器。“按一个墓出土3个鼎、2个簋、1个酒器来推断，每个墓葬至少能出土6件青铜器，6个墓葬大概可以出土30多件。可没想到，实际发掘的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任相宏乐呵呵地说。
在清理过程中，一个学生忽然惊呼,发现一个形似竹柄折扇的痕迹。“折扇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以前都是团扇,难道这里的墓葬是宋代以后的墓穴？”任相宏仔细查看这个遗痕，结果令人惊喜，这不是折扇，是春秋时期车马轮子所用的辐条。墓穴中有车马器随葬，墓主人一定是王侯贵胄，该墓群还可能出土更多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青铜器。新发现再次令考古队人心沸腾。
当时的发掘条件极其艰苦。白天，师生们要耐心细致地清理墓穴，力争不破坏每一件千年珍宝，晚上还要轮流值班,防备盗墓者闻讯而来,盗走宝物。任相宏回忆，“平均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
仙人台三面环水，风力十分强劲，值夜的师生常常全身裹满黄土，分辨不出谁是谁。轮流休息时，就披着大衣，在墓室里靠一靠。这样艰苦的条件，大家当时都不觉得辛苦，甚至女生也纷纷提出一起值夜。
在大家齐心协力下，考古发掘工作迅速推进，两个月的时间就将6座墓葬全部清理完毕。
任相宏介绍，6座墓葬中，除早先村民张建新在北侧无意中挖掘的墓坑放置礼器的北边箱被破坏外，其他5座墓葬均保存完好。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坑墓，没有墓道。按年代先后顺序看，墓葬排列是自东向西，先左后右的，整块墓地应是按一定的葬制进行布局的。墓口面积最大的20多平方米，最小的10平方米左右。墓坑四壁垂直，深浅不一，最深的6.2米，最浅的仅1.3米。椁室四周有一个二层台，在二层台和椁室之间，用木板构成器物箱。椁室底部中央有椭圆形腰坑，坑内殉犬。
墓室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面向上。棺内铺撒朱砂。经现场鉴定，6座墓中，3座墓主为成年女性，一座为成年男性，另有两座墓内不见人骨，墓主年龄、性别无法确定。
6座墓葬都随葬有铜器、玉器和陶器等。除早期被挖掘的墓葬外，5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品320多件(套)，其中礼器80件，铜乐器29件，铜兵器57件，铜车马器36件(套)，玉石礼器20多件，石磬24件，玉、石饰品十余件(套)，陶器60件。此外，还出土海贝1800多枚。
出土如此多的随葬品,是考古队始料未及的。那墓主人究竟是何身份呢？
任相宏说，青铜器中，有7件铸有铭文。根据出土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和铭文记载，查阅相关文献后，考古人员认为，这是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邿国贵族墓地，其中中间偏南的6号墓规格最高、随葬品最精美丰厚的，应为邿国一代国君之墓。
六号墓为国君墓的根据有二：
1．根据周代标志身份的“列鼎制度”，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享用铜鼎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即周天子用9鼎，诸侯7鼎，卿5鼎，大夫3鼎，士1鼎。M6随葬15件鼎。除1件特大者外，其他14件都是两两相同，它使用的应是7鼎之制，合乎诸侯之礼；
2．墓中出土的一对铜方壶，通高63厘米，通体装饰华丽纹饰，器腹四面均饰高浮雕蟠龙纹，双耳为立体兽首形，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据目前所知，春秋时期这类方壶一般都是诸侯王所拥有，如著名的秦公壶和陈侯壶等。其他出土文物像车马器、玉器、乐器和兵器等，也显示出该墓的规格要远远高于其他各墓。
这一发现，在山东乃至中国考古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中国考古学及中国古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因而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根据周礼中标志身份的“列鼎制度”，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享用青铜礼器的数量有严格的限制，天子用9鼎，诸侯7鼎，大夫3鼎，士1鼎。6号墓竟出土15件鼎，这又当如何解释呢？任相宏认为，周代晚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一些小国国君在礼器的使用上有所僭越，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春秋·襄公十三年》载:“夏，取邿。”
《左传》中则记有襄公十三年“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襄公十三年即公元前560年，邿国发生内乱，分裂为三，鲁国出兵救援邿国，乘机吞并之。这一年代，与仙人台墓群的年代是相吻合的。
邿国是周代东方的附庸小国，国小位卑，亦无重大活动，文献记载贫乏，仅在其被灭国时有所提及。何况春秋笔法言简意赅，自汉代许慎的《说文》至今，后世学者对邿国的地望一直未能定论，或认为在山东省济宁市的南郊一代，或推断在山东省平阴县的亭山一代。根据仙人台墓葬群的发掘，可以确定《左传》所载鲁国所取的邿国正是在如今的长清地区，而且从器物铭文中“邿”、“寺”共用的情况可以判断，邿国与寺国确实是一个国家，而同样音近的师国则不在此处。这一发现纠正和补充了文献记载的错漏之处，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对春秋时期的史学研究有重大贡献。
“仙人台遗址墓葬虽然数量不多，但持续时间长久，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的偏早阶段。从墓葬流行的器物箱、腰坑、独木棺、棺床、殉犬、铺撒朱砂和随葬品讲究成双成对等葬俗来看，具有深厚的土著文化特色，邿国应为东夷古国。”任相宏说。
1995年，仙人台遗址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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