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映的电影《黄金年代》中有这样一幕：连续24天的大雨让松花江决堤，整个市区洪水泛滥成灾。汤唯饰演的女主人公从一家旅馆的二楼翻身跳入楼下的小船中逃难而去。电影里的片段改编自女作家萧红的真实故事。作为民国时期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萧红和其他民国奇女子一样，也有一段独属于她的人生传奇！从出生到去世，萧红的生命时长不过短短31载，但她短暂的生命里却先后遭遇了三次感情的背叛，最终客死异乡写下遗言“我这一生最大的痛苦与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的确如萧红所言，她的不幸从出生那一天就已注定。因为父亲重男轻女，萧红的童年时代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父爱。8岁时母亲去世，父亲迎娶继母过门，此后的日子里，爷爷成了家里唯一爱护萧红的亲人。16岁那年，父亲为萧红指定了一门亲事，他希望萧红可以与好友的二儿子汪恩甲结婚，但追求自由的萧红在假意答应了父亲的要求之后，偷偷带着结婚的嫁妆钱跑去了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萧红这样大胆的举动自然是惹怒了父亲，没过多久萧红变被父亲抓回家软禁了起来。
而汪家也因不满萧红的行为选择了退婚。在被父亲软禁了9个多月后，萧红最爱的爷爷因病事故，对家庭再没有留恋的萧红再一次趁机离家出走了。她去了北平的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继续攻读高中学业。好景不长，没多久萧红就用光了所有的积蓄，她的生活也随之陷入到困顿之中。就在萧红感到绝望的时候，汪恩甲出现在了北平。也许是生活所迫，也许是萧红真的爱上了汪恩甲，最终萧红选择了和汪恩甲同居。汪恩甲承诺萧红会继续资助她读书，她也不必担心生活上的开销。
可结果却是萧红在与汪恩甲同居的过程中怀孕了，而汪恩甲在欠下旅店600元房费之后，扔下萧红一个人消失了。汪恩甲离开后，旅店老板扣押了怀孕的萧红，老板称要在萧红生下小孩之后，将她卖去妓院抵债。走投无路之际，萧红拿起笔向自己常读的哈尔滨《国际协报》发去了求助信。信中萧红诉说了自己被困旅馆的遭遇，她希望能获得《国际协报》的帮助。可她不知道的是，别说600块，就是60块，《国际协报》的编辑们也筹不出这么多钱来。
救萧红，他们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报社的编辑们还是决定给萧红送一些书籍过去安慰她，此行给萧红送书的人名叫萧军，一个日后萧红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男人。当萧军第一次敲开旅馆的门映入他眼帘的场景是：萧红穿着一件已退了色的青衫，脚上的鞋子已然变形，隆起的腹部和头发中明显的白发，让眼前这个女人看上去狼狈不堪。萧军的本意是送完书马上就离开，可就在他转身之际，萧红问他“可以留下来聊一下吗？”两个人就在小房间里开始了谈话。
这时，萧军才注意到，满屋子都是萧红随手作的诗和画。他不禁开始对眼前这个窘迫的女人产生了别样的感情。临走前萧军把身上仅有的五毛钱留给了萧红，自己徒步10公里走回了家。在人生最无助的时候，萧红和萧军相识并相爱了。1932年8月7日，在连着下了24天的暴雨之后，松花江决堤，整个城市洪水泛滥成灾。旅店的老板也逃亡离开了，萧红在萧军的帮助下，挺着大肚子从旅店的二楼翻身跳入楼下的小船中，就此离开了。
一场大雨成为了萧军和萧红的感情的催化剂，之后两人逃往萧军的临时住所共同生活。没多久之后，萧红在萧军的陪同下在医院诞下了一名女婴，孩子出身后，当时21岁的萧红把她送给了一对夫妇抚养。多年之后，萧红写过一篇文章《弃婴》来回忆这段人生经历。出院后，萧红和萧军搬到了道里新城大街的一处住所生活，两人生活所有的来源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向朋友借钱来维持。但那时的萧红和萧军是无比快乐的，他们在一起挨饿中不断继续着文学创作。一年之后，萧红和萧军联名发表了散文集《跋涉》。
作品一经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因为小说中对社会黑暗的揭露，萧红和萧军被当时的特务机关所秘密关注了。为了免遭迫害，萧红和萧军从哈尔滨逃亡去了青岛。在青岛生活了两个月之后，他们又再次从青岛出发去了上海。来到上海之后，萧红和萧军把两人分别创作的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不断寄去给当时的大文豪鲁迅先生审阅，没想到就是这一来一往的书信联系，让萧红萧军和鲁迅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随后他们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得以将两本书出版，其中萧红的《生死场》更让鲁迅先生喜欢，这位文学巨匠对萧红的评价是“她将取代丁玲成为最伟大的女作家，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再之后萧红和萧军成为鲁迅家中最频繁的客人，他们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如痴如醉地进行着文学创作。可以说正是由于鲁迅先生的“指点迷津”，才让萧红的文学作品有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萧红来说，鲁迅是如父亲一般的人，他们之间亦师亦友，许多萧红心中不愿意告诉旁人的心事，萧红却愿意说给鲁迅先生听。例如她和萧军之间的感情问题。明明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之前宽裕了，可他们的生活却不似从前那样快乐了。萧红曾问萧军“对待感情，你怎么看？”萧军回答说“爱便在一起，不爱便丢开。”萧红以为，或许距离可以产生美，于是她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只身前去日本。临走前萧红和萧军约定，一年之后我们在上海再见。
在日本的日子，萧红依旧醉心创作。三个月后从上海传来了一个让萧红悲痛不已的消息：鲁迅先生逝世了。两个月后，萧红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回来的第一时间萧红就去拜谒了鲁迅先生的墓地。之后萧红写下了《回忆鲁迅先生》一书用来缅怀恩师，这部小说也被文学界一致认为是回忆鲁迅先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同年，为了躲避动荡的时局，萧军和萧红一起从上海辗转来到了武汉。就是在武汉期间，另一个男人出现在了萧红的生命当中。
他就是作家端木蕻良。端木蕻良非常欣赏萧红的创作才华，他对于萧红的一举一动都格外上心。而此时萧红和萧军的感情隔阂在进一步加剧，有时萧军甚至会动手打萧红，而且当萧红在朋友面前谎称脸上的伤痕是摔跤所致时，萧军会直言“就是我打的。”更让萧红不能忍受的是萧军的身边时不时会出现不同的红颜知己。一边是端木蕻良的温柔体贴，一边是萧军的感情偏移，萧红在自认已无法挽回和萧军的感情之后，她对萧军说到“三郎（萧红的萧军的昵称），我们永久的分开吧！”
四个月后，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武汉举办了结婚仪式。和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和端木蕻良举行婚礼时，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婚礼上，萧红说“我和端木蕻良之间没有罗曼蒂克的感情经过，他知道我肚子里有萧军的孩子，我感谢他对我的付出，我只愿我们生活和普通夫妻一样，没有争吵，彼此尊重。”可事实证明，端木蕻良是萧红人生中又一次悲剧的开始。在和端木蕻良婚后不久，萧红便生下了和萧军之间的孩子，是个男婴，出生四天后便不幸夭折。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1940年萧红跟随端木蕻良一起从重庆避难去了香港。因为生产的后遗症和一路颠簸的逃亡，萧红的身体每况愈下。没多久，萧红就被查出患有肺结核而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在生病的日子里，萧红开始了她的长篇小说《呼和兰传》的创作。而端木蕻良因为忙于工作，对生病的萧红经常疏于照顾。久而久之，端木蕻良便把萧红托付给了同事骆宾基代为照顾。在萧红生命最后的44天里，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是24岁的骆宾基，而端木蕻良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
在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萧红对守护在她身边的骆宾基说道“如果三郎在，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的！”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于香港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在她去世的病床旁，留着萧红生前写下的遗书“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尤其是最后的一句“不甘，不甘”似乎诉尽了萧红一生的委屈。按照萧红的遗愿，她希望自己死后一半的骨灰能安葬在鲁迅先生的墓碑旁，以便在天国也能聆听先生的教诲。
另一半的骨灰要葬在能看到大海的地方，但由于现实的种种原因，最终萧红的骨灰一半被端木蕻良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剩下的一半葬在了临海的浅水湾山坡上。回顾萧红如烟花般短暂的一生，她在追寻幸福的路上一路受伤，不幸的生活成为了她创作的源泉，也使她成为了民国女子中不得不提的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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