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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明陵(一)神道
清人(佚名)绘《大明十三陵图绘》,石牌坊至龙凤门一段神道。

       神道,又称神路,是陵寝建筑的前导部分。明十三陵的第一个景点即是长陵神道,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像生,龙凤门等组成。古代帝王陵区布局,最先建陵的皇帝修建的主神道通常会直达其陵前,以后的帝王则在主神道的基础上,向其他方向延伸辅神道,通往各自的陵前。长陵作为十三陵的首陵,其神道即作为陵区的总神道使用,建筑规模最大,位置亦处于陵区纵向中轴,它如同大树的主干,去往各陵的辅神道有如分支,传枝散叶蔓延开来。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石牌坊和大红门略去未能前往,此不作述。
清人壬锡福绘《大明十三帝陵图》,石牌坊至龙凤门一段神道。

清人(佚名)绘《明十三陵图》,石牌坊至龙凤门一段神道,与上图相仿。

百年前的长陵神功圣德碑亭


       长陵碑亭位于神道中央,形制为重檐歇山顶,四面各辟券门,下设礓碴台阶。亭壁下为石雕须弥座,再下承以条石台基,四壁及须弥座、台基均为明时旧物。亭内竖有螭首龟趺神功圣德石碑一块,水盘浮雕海水江崖。碑首正面题有篆额"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正面所刻碑文长达3500多字,由明仁宗朱高炽撰文,明初著名书法家程南云书丹。碑文作于洪熙元年(1425),直到宣德十年(1435)十月才镌刻立石,全碑原为朱漆敷体,现已脱落殆尽。在碑阴面还刻有清乾隆帝《哀明陵十三韵》,详细记录了长、永、定、思诸陵的残破情况。碑东侧刻乾隆帝御制诗,西侧为嘉庆帝论述明亡因由的御制文。

       碑亭四隅立有4根汉白玉石雕华表,上端穿有石刻云板,顶部均蹲有一只坐龙,俗名望天吼(又望南者名“望君归”,望北者名“望君出”)。华表又名恒表、和表(古时“华、恒、和”音同通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过路行人留言的作用,传说起于尧舜之世。西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第八》载: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华表是否尧舜遗识,尚无定论,但其主要功用,确为“表识”。文献记载在战国时代,已有在墓前“树表其上”的习俗,初时所树多为木柱,至东汉石质华表开始盛行,并渐行分化,衍生出今日的华表、录事的神道碑以及石像生前的石望柱三种形式。
美国摄影家西德尼.D.甘博民国期间拍摄的长陵神功圣德碑亭

      华表和碑亭相互映衬,显得十分庄重浑厚。在碑亭东侧,原建有行宫时陟殿,俗称“拂尘殿”、“弹尘殿”。《燕都游览志》载其规制,“围墙,正殿二层,群室六十余楹。皇帝谒陵至此更衣。左右槐树,正寝二殿群围房各五百余株。”建筑毁于清初,今已无迹可寻。
亭北须弥座石望柱两根,柱身及基座均为六边形,柱身遍雕云纹,顶为云龙纹柱帽,均为明代遗物。

江苏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神道石柱

      石望柱源自华表,墓前树立石望柱作为神道的标志,在东汉时开始盛行。《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李贤注:“墓前于道建石柱以为标识,谓之神道。”石望柱上常刻有“%@#¥…&神道”字样,实即早期的神道碑,南朝特别是梁代曾留下很多神道石柱,历经风雨至今矗立。唐代自乾陵始,神道碑和望柱分离,石望柱渐成一种装饰石雕,并定制石像生前立石望柱以为开始,历代沿袭不改。唯明初祖陵、皇陵、孝陵别开一例,将石望柱立在石兽、石人之间,至长陵又恢复古礼。
百年前的长陵神道

      长陵石像生,排列在从石望柱起至龙凤门止的千米神道两旁。石像生,又称翁仲,传说秦时有阮翁仲身高异常,兵守临洮声振匈奴,死后始皇帝遂铸铜像,置咸阳司马门外,匈奴来使见之,以为翁仲犹存,逡巡不前。于是后人就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称为“翁仲”。上述传说始于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其实这个传说的来源,应该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索隐按: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铜人,翁仲,翁仲其名也’。......正义《汉书·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
      长陵石像生保存相当完好,按《明英宗实录》记载,置于宣德十年(1435)。史载当年正月乙亥(初三)宣宗病逝,癸未(十三)“营建大行皇帝陵寝于天寿山。”在营建景陵的同时,四月,英宗诏令“修葺长陵、 献陵,始置石人石马等于御道东西。”其中石兽共分6种,每种4只,均呈两跪两立状。但清人图画中,均作两立两跪式。
清壬锡福《大明十三帝陵图》细部

      古籍中曾对石像生跪立形态有过描述的,是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棂星)门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石兽二十四:四马、四麒麟、四象、四橐驼、四獬豸、四狮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远者蹲)。”这一记述以棂星门为起点,由北向南罗列,与今天石像生的排列相符。清人画作中,石像生排列及形态的错谬,可能是画者未能实地考察而误会史籍所致,又或是亲至其地却又失漏所记,故而成此。(另:石像生的排列,《昌平山水记》记为狮子、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于今相类。《帝陵图说》则记为獬豸、狮子、骆驼、麒麟、大象、骏马,颠倒颇多。而《燕都游览志》更分列为七,狮子、犀牛(獬豸)、骆驼、老虎、大象、麒麟、骏马,多了对儿老虎。上述著者都曾多次走访明陵,记载仍如此缪误,无怪乎历史的真相真心只能猜了。)

      石像生开头为狮子獬豸,均为两坐两立,俱雄兽,主性征明显。狮身有缨络、铃铛、带饰等雕琢,獬豸浑身无甚雕琢。
烫发狮子,一头花卷儿

悲催的小脸儿


       獬豸,也称解廌或解豸,上古神兽,外观似羊(或说似鹿,反正吃草吧应该...),头顶正中有长独角,短尾羊蹄,喜居水边(好像犀牛...)中国另一个有名的独角兽,是甪端,据说能日行一万八千里,通四方语言,成吉思汗西征,在印度见到一只,耶律楚材乘机忽悠大汗,说甪端现乃上天警示,成吉思汗因势班师O(∩_∩)O。中国的所谓上古神兽,包括麒麟、辟邪、天禄、貔貅、犼等等,有角无角或多角,人闻臆造,多不能辨。
明代风宪官獬豸补服

       汉杨孚《异物志》中描述獬豸,“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是公正执法的化身。“法”字在古文中就写做“灋”,后为便于书写,才将“廌”字从“灋”中被隐去,简化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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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外篇:关于石兽性征问题的探究

      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东汉末年,魏武王曹操因天下凋敝,下令制止厚葬之风,并禁止墓前立碑及石兽等物,之后薄葬在魏晋两朝普遍实行。
      及至东晋,陵寝制度稍有恢复,南北朝时,葬风日盛。据《南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宋长宁陵(宋文帝陵)“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其后此类荆楚风格的石兽开始盛行,今天丹阳南朝陵墓石刻,尚有11处遗存。(南朝帝陵前为双角天禄、独角麒麟;王侯为无角辟邪。其形制可能采自襄阳地区的东汉墓葬。天禄、辟邪作为神兽安立墓前,兴起于东汉,记载多见于帝都洛阳以及豫楚交界处豪强云集的南阳、襄阳,如宝丰县州辅墓天禄、辟邪,南阳宗资墓天禄、辟邪,襄阳坞某君墓天鹿【禄】,谷城县蔡瑁墓天鹿【禄】;另在四川雅安一带也有分布,如雅安高颐墓天禄、辟邪,芦山樊敏墓和杨君墓的天禄、辟邪。这几处地区多山地,这些石兽的原型若非如一般认为来自西域,那是否来源山地原始森林中的奇兽?东汉时对天禄、麒麟、辟邪的区别也无定论,如南阳宗资墓,以一角为天禄、双角为辟邪,刻于翼上) 。
       南朝石刻石兽,主性征一般被雕琢的异常明晰,雌雄分别明了,刻法大胆洒脱毫不遮掩,颇符合南朝贵族纵情声色酷好浮华的社会时尚。唐朝统一后,石雕工匠取自南北,技艺开始交揉。陵前石兽(主要是狮子、翼马),自武则天母杨氏顺陵立狮开始,已区分雌雄,但只雕琢雄性性征,也不如南朝所雕绘的那般激昂怒发,此后唐陵石兽一直有不甚明显的雌雄区分,延续很久。这一刻绘的产生,不知是否和则天后父亲武士彟曾任荆州都督有关。
左为陈文帝陈蒨永宁陵石麒麟性征刻画,右为武则天母杨氏顺陵立狮的性征细部。

       宋人思想渐趋保守,巩义宋陵的石兽,未见有明显性征显露。南宋绍兴“攒宫”无石像生,元帝尚潜葬亦无石像生,但官员墓石像生性征仍有刻画。明太祖建明祖陵、皇陵,陵前石像生重回南朝风格,率意显露细节毕现,不过碍于礼教陵前只剩下了一票儿热情奔放的雄兽。推测一来受丹阳南朝石刻影响,二来是淮地浓郁楚风所致。之后的明清陵寝石像生,雄性性征明显成为不变的定制,再未改变。
———————————————————番外篇结束———————————————————
回望神道1

回望神道2

回望神道3

展望神道1

展望神道2

      远远望去,棂星门倏隐倏现。石像生的一个附加功用,就是用来聚拢视线突出神道的主体,现在这一作用已经为两旁植树所取代。

      将军石像。头戴凤翅盔,身披铠甲,分为胸甲、臂韝(护膊)、垂缘(护腹)、护肘等部分,并有战袍、丝绦、带饰、吞口兽头等雕饰。前两尊怒目虬髯,左手按剑柄,右手执短柄金瓜,威仪严肃;后两尊面目清秀,左胯佩剑,双手行叉手礼,恭立路边。《明会典》统称之为“带刀持瓜盔甲将军”。其原型可能是明代朝会时,负责御前侍卫的锦衣卫大汉将军、神枢营红盔将军。
金瓜将军背面,细节刻画明晰。

拿娘娘做个参照物(^_^),看啥,小心给你一下。石人俱3.2米。

叉手将军,他胸甲上的兽头是倒着的。

叉手将军今昔对照,民国时期的乱石堆已被整理,如今的条石框不知是否原有。


       将军像后,是品官及功臣像,与将军像等高。均双手持笏于胸前,着朝服,佩方心曲领。品官戴七梁冠,功臣为七梁冠加笼巾貂蝉。据《明会典·官员冠服》,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制,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颁诏、开读、进表、传制,则文武官各服朝服。都用梁冠、赤罗衣,青领缘白纱中单,青缘赤罗裳,赤罗蔽膝,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一品至九品。俱以冠上梁数分等第。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九品一梁。

       品官像背面,方心曲领的垂带,挽了个大蝴蝶结。革带下是编结的大绶。明制,一品官朝服的革带与佩俱用玉。绶用绿黄赤紫四色丝,织成云凤四色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玉。
细观七梁冠。上图为明官员五梁冠和嘉靖张璁七梁冠画像。


       神道功臣像四,俱七梁冠,当为侯伯。《明会典·官员冠服》记载,“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四柱,香草五墒,前后用玉为蝉。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四柱,香草四墒,前后用金为蝉。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二折,四柱,香草二墒,前后玳瑁为蝉,俱左插雉尾。驸马冠与侯同,不用雉尾。”
       貂蝉冠,起源于汉代。《后汉书·舆服志下》:“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之所以要饰以金珰附蝉和貂尾,是因为“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食洁,目在腋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簪貂时,侍中左簪,侧插在武弁左侧;中常侍右簪,侧插在武弁右侧,以示区别。
图片转自网络

       87版《王昭君》中的中常侍、尚书仆射石显所戴惠文冠。限于当时文献和出土实物资料中对汉代附蝉的情况不明,剧中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将金珰和附蝉安排在武弁上。武弁下衬的就是平上帻,有硬质的高的颜题。石显所戴貂蝉冠的貂尾簪在右侧,正是中常侍的服色。貂尾的颜色,后汉尚火德,因此尚赤,用赤黑色貂尾;新莽尚土德,因此用黄貂尾。

      南京东晋高悝墓出土的金珰附蝉实物,金珰上镂刻着蝉纹,那突出的两颗大圆丸代表蝉的突出的双目,下部又刻画出蝉的六足。
明昌平侯杨洪朝服像。景泰二年于谦赞。


       功臣像七梁冠加笼巾貂蝉图解,粗略之作。惠文冠发展后世,在宋代逐渐定型为朝服佩冠。《宋史·舆服四》载,“貂蝉冠,一名笼巾,织藤漆上,形正方,如平巾帻。饰以银,前有银花,上缀玳瑁蝉,左右为三小蝉,衔玉鼻,左插貂尾。三公、亲王侍祠大朝会,则加于进贤冠而服之。”明代貂蝉冠形制与宋代相似,笼巾呈四方型,附玉蝉(公)金蝉(侯)或玳瑁蝉(伯),但无三小蝉。冠上插有貂尾(实为雉尾)。梁冠顶部,一般还插有一支弯曲的竹木笔杆,上端连有丝绒作成的笔毫,名为“立笔”,以折数区分等级,是汉朝“簪笔”制度的遗制。
功臣像民国旧影


       棂星门又叫龙凤门。由四根石柱构成三个门洞,门柱类似华表,柱上有云板、坐龙。在三个门额枋上的中央部分,还分别雕有石刻的宝珠火焰,因而该门又称“火焰牌坊”。其石雕及台基部分均系明朝遗物,琉璃影壁为后世复建。
民国时颓圮的棂星门旧照,当时连一棵树都没留下,相较今日绿化保护的很好。

清末的神道景象。较为罕见的彩照。

行走明陵(二)永陵
行走明陵(三)景泰陵
行走明陵(四)明孝陵
行走明陵(五)德陵
行走明陵(六)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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