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耶稣诞辰纪念日趋世俗化。耶稣诞辰庆祝活动世俗化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庆祝活动越来越"欢乐化"，许多教堂或教会机构举办的庆祝会都有"同乐会"之目。20年代以后，耶稣圣诞节已经成为一个以欢乐为主题的节日。
（图片来源：网络）
把圣诞节解释为和平与快乐的节日，也许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在《申报》总编辑陈冷眼中，耶稣是一个和平使者，他的降生是和平的纪念日，和平之纪念日，自然"亲爱而和乐"。《申报》之所以特意出版耶稣圣诞特刊或增刊，或许与当时的民众厌恶战乱并向往和平与快乐的心理有关。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申报》上的圣诞广告仍较多，有时甚至是头版整版广告，也有专门的圣诞礼品专栏广告。1934年圣诞节，上海的商店橱窗内仍布置了极优美之圣诞风景，圣诞大餐也特别丰富，舞场则通宵营业，舞客倍增，圣诞老人也仍见于各色商业广告之中。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江浙一带避难租界的人纷至沓来，造成人口膨胀，市面畸形繁荣，而南京政府的政治影响不再那么有效，《申报》对圣诞节的关注又变得十分热闹，似乎战争时期的人们需要加倍的欢乐以忘却悲苦，耶稣圣诞节也就常被称为"狂欢节"。1938年圣诞节时，有人就认定"耶稣圣诞在西方各国是一个狂欢的节日"。男女老少，不分贫富，都得在各种程度上表示"热烈""狂欢"，所以，上海"为着国际的渲染，也早已不能例外"。这种狂欢完全抛弃了基督的精神，上海人尤其如此，"只要抓住了可以热情刺激和尽情享乐的机会，便随波逐浪地盲从凑热闹，正不必追问其所以然"。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租界也被日本人控制，但是每逢耶稣圣诞节，上海人仍旧如痴如醉地狂欢庆贺，以至于"附逆"了的《申报》也看不下去："昨晚是耶稣圣诞之夜，整个上海的享乐场所，都为之疯狂竟夕，狂欢之辈，竟忘了处身什么时代。"这是1943年12月25日"本报调查"新闻中的责问，报道把"享乐场所"圣诞夜的消费价格一一列举，描绘了"狂欢之辈"趋之若鹜的情形，并配以短评，对那些"狂欢之辈"如此狂欢享乐进行了强烈的抨击。然而，上海人的圣诞狂欢似乎并不因统治者的变化而改变，此前如此，此后也是如此，直到《申报》停刊的那一年。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更多了一个狂欢的理由，"大家似乎比往年加倍的兴奋些，购办礼物，计划宴会，来大大的狂欢一下"。尽管和从前比起来仍将逊色不少。1946年的圣诞节，上海警察局因冬防需要禁止通宵跳舞，但是仍有许多人在午夜之后狂欢。"首都"南京也在最高领导人的表率下共庆圣诞节。1948年的圣诞节是近代上海最后一个"狂欢节"，虽然前方战事正酣，经济亦复萧条，但是上海人依旧"展开了冬季的狂欢"。
耶稣圣诞在崇洋的现代都市人眼中，是与圣诞老人、圣诞贺卡、圣诞大餐、圣诞舞会、圣诞电影、圣诞礼物这些洋派玩意合为一体的狂欢节，符合一般人享乐的要求，是政治权力很难阻挡的世俗力量。文化名人吴承仕看到中国人热衷于过圣诞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既不是耶稣教徒，为什么不标明耶稣圣诞，而只说'圣诞'？为什么当孔子生日时候，不大声嚷嚷着'圣诞'，而且也不敢说孔子圣诞？"这确实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他自己给出了答案：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圣诞节"是半殖民地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二是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社会滋生出一部分力量，"用这基础而发生'圣诞商品'的需要，用这需要而到处见到各色各样的广告。于是形成了我们心中的'圣诞节"'。关于第一点，吴承仕认为，"圣诞节"这三个字是染着中国这个弱小民族的血写成的，换言之，耶稣圣诞节也象征着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压迫。
从《申报》民国以后的报道和文章来看，国人趋利避害、苦中作乐的心理，正是使耶稣诞辰从原本宗教意味极浓的节日，演变为"最快乐"乃至"狂欢"的节日的原因之一。另外，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一直在政治和文化层面遭遇抵制，因此耶稣圣诞在近代中国能成为一个节日，基于民众消费的物质享受可能是主要原因。中国人对于耶稣诞辰这个西国节日的接受也有一个过程：因为惊、异而名之曰"外国冬至"，羡、效之后，则"圣诞节"便成了狂欢节。也就是说，耶稣圣诞节的文化和精神内涵被它的物质庆祝形式包裹在内，而中国人是把圣诞老人、圣诞树、圣诞舞会、圣诞礼物、好莱坞电影、火鸡、朱古力、大蛋糕等物质庆贺形式当做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加以接受的，体现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领域内对西方现代性物质层面的追随，所以才会出现在政治上、文化上排击耶教、抗拒耶诞而同时又有更多的人热衷于欢度耶稣圣诞节的矛盾局面。
责任编辑：胡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