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少的贵族造反。革命者把自己看成是已经解放的少数进步精英，在向最高统治者上书提出改良方略遭到拒绝，在和平的方式走不通的情形下，就通过秘密组织兄弟会造反，如意大利烧炭党，以为一两次的暴力行动夺取政权就能够达到革命的目的，1836年拿破仑的侄子路尔就曾杀进王宫，但最终仍以悲剧收场。这种贵族的造反是脱离群众的革命运动，最终全都失败了。十九世纪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就是典型的脱离群众、没有群众基础的贵族革命范例。
反沙皇革命运动前的俄国局势
自从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后，欧洲各国王公纷纷追随意图仿效。但是，以推翻封建王朝政权为目的的法国大革命震动了全欧洲，它直接威胁到欧洲各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因此欧洲各国不断组织反法联盟，妄图扑灭法国革命，俄国一直是反法联盟的主力军。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刚刚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根基此时也开始动摇，接连不断的农奴起义，难以阻挡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和跨国贸易利润的诱惑，更加剧了俄国的农奴经济制度的危机。毛纺织业的巨额利润，羊毛价格暴涨，英国为扩大牧场实现强制性的“圈地运动”，资本原始积累“羊吃人”悲剧性地消灭了英国的自耕农，英国的粮食越来越依靠进口，无形中促使了其他国家扩大开垦荒地去增加粮食产量向英国的出口。
受新型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影响，一八○一年亚历山大一世一上台，就在政治上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内政，建立现代官僚体制，并于一八○三年颁布了《自由农民法》，象征性地解放了五万农奴。在对外方面，继续参与反法联盟，用武力干涉法国革命。但在单独与法军作战时却连吃败仗，不得不脱离反法联盟，被迫于一八○七年与拿破仑谈和，并与英国断交，在承认法国对波兰统治的条件下，换取了俄国在波罗的海和里海的活动霸权。
俄国在参加了拿破仑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体制之后，也就自动地停止了自己向英国的谷物出口，此举对俄国的经济必然造成巨大影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俄国又偷偷地让英国船只进出俄国港口，此举激怒了法国，从而导致拿破仑一八一二年远征俄国。
亚历山大一世虽然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但是战争却严重地打击了俄国的经济。沙皇转向保守，放慢解放农奴的步伐，实行屯田政策，集中劳力到边远地区大面积垦种荒地，欲弥补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此举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有意将经济上的危机转嫁到农奴的身上，激起了农奴更强烈的反抗。
长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沙皇军队士兵服役的时间太长，一直是沙皇军队中不满情绪的主要根源。由于军费的短缺，为安定军心，沙皇只得先解决少数老兵的生活，引起了年轻军官们的不满。大多数出身贵族的年轻军官们，从西欧战场回来后充满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他们对受苦受难的农奴深表同情，要求沙皇彻底废除农奴制、解决土地问题并彻底废除沙皇的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农奴一直生活在俄国的最底层，农奴的名字被列在地主贵族的名下，地主贵族可以任意使唤、打骂、惩罚他们，还可以把他们出卖、抵押、转让。沙皇的残暴迫使这批以年轻军官为主的
知识阶级走上了革命的途径。在严酷的专制威胁之下，他们秘密结社转入地下活动。南方乌克兰的军官们组织了"南方结社"（及"斯拉夫人联合会"），北方彼得堡的军官们组织了"北方结社"（及"救济同盟会"），共同计划举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起义，指望组织一次成功的军事暴动就能在俄国取得象法国一七八九年那样的胜利。
十二月党人起义
一八二五年的十一月，没有子女的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莫名其妙地死了。谁来当这个封建帝国的皇帝呢？经俄国的贵族和大臣们商议，按照惯例应该由沙皇的二弟康斯坦丁来继承皇位。于是，贵族和大臣们当即举行了效忠康斯坦丁的集体宣誓。
可是，万没料到，当时任波兰总督的康斯坦丁对继承皇位毫无兴趣。他耽在华沙不想回国，还写信回来声明放弃皇位继承权。这可急坏了俄国的贵族和大臣们。在这个混乱的时刻，沙皇的三弟尼古拉写信给华沙的二哥，表示自已愿意出来继承皇位。经康斯坦丁同意后，俄国政府通告全国，并定于十二月十四日再次举行一次宣誓仪式，向新沙皇尼古拉表示效忠。
正在策划起义的年轻军官们的秘密团体认为这是起义的大好时机，因此乘机煽动。他们宣传说康斯坦丁并没有辞位，只是他的立宪思想被保守派所排斥，而尼古拉并无意去实现亚历山大要“缩短人民服役期限，增进人民福利”的遗言。“北方结社”在准备起义时编写的《教义问答》的小册子中说，如果士兵们向新沙皇宣誓就是反对上帝，谁听从新沙皇，谁就是上帝的敌人，还言明起义成功後将缩短兵役为十五年，并且将要设立议会和解放农奴。
十二月十四日那天清早，由“北方结社”成员禁卫军上校多鲁贝兹哥领导的三千多陆海军士兵，整队开进彼得堡的大街。他们全副武装，刀剑出鞘，一直走到元老院圣伊萨克广场中央，围绕着彼得一世的铜像，排列成一个战斗的方阵，然后宣告起义。他们高呼口号：“拒绝宣誓！”“反对宣誓！”“康斯坦丁万岁！”“立宪政体万岁！”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正要登极的尼古拉。但是他们的呼吁并没有立即得到其他的军队和周围民众的相继响应。
尼古拉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会有人出来反对他，他马上命令骑兵去冲散起义队伍。起义士兵一次次打退了骑兵的冲锋，沙皇军队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起义的队伍巍然不动。
尼古拉看到硬的一手不行，就用软的。他让披着黑袍的彼得堡总主教和彼得堡的总督前去广场劝降。彼得堡总主教说：“孩子们，上帝是仁慈与和平的，你们把枪放下吧！”起义的士兵不理睬他。总督摆出了一副贵族的架势，对着起义的士兵们教训起来：“士兵们！你们的行动就是叛乱！叛乱是要杀头的！沙皇尼古拉陛下是仁慈的，他饶恕了你们，你们解散吧！快解散吧！…”起义的士兵高呼革命口号把他们哄走了。
尽管士兵的起义吸引了广大的群众。到了中午，彼得堡的工匠、农奴、城市贫民，纷纷涌向广场。修筑大教堂的工人拿起了木块砖瓦，愤怒地向沙星的军警掷去，起义队伍扩大了，但毕竟为时已晚。
尼古拉调来了炮兵，恶毒地下令向起义者开炮轰击。霰弹炮的炮弹爆炸，立即使广场成为一片血海，起义士兵血肉横飞，他们死的死，伤的伤，看到起义必将失败，许多军官愤然自杀，起义军被迫退出广场。尼古拉命令在冰封的涅瓦河上掘开一个大洞，把躺倒在广场上的起义士兵，不管死活，统统都扔进了冰窟窿。紧接着就在全城进行大搜捕，逮捕起义领袖和士兵。
半个月以后，即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南方结社”领袖莫拉维耶夫在俄国南部的乌克兰领导的一个连士兵又发动了起义，但结果同样也被沙皇镇压下去了，许多起义领袖遭受被捕。一八二六年七月，尼古拉下令枪毙革命领袖，运动中最出色的组织者和思想家均被判处死刑。其他一百多名参加运动的士兵被判处苦役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
因为彼格堡和乌克兰的起义正好是在俄历十二月，他们又是由相同的组织发起的，所以历史书上把这次起义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把领导这次起义的成员称为“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总以为，只要他们一宣布起义，自动地就会激励起千百万群众自觉地投身到起义的行列之中来，这样他们就能够成功地在首都宣布成立共和国和临时政府，然后国家就将会接受这个新政权。由于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局限性，在对待人民群众激发起来的革命高潮上面表现出恐惧，在起义过程中，在策略上表现出犹豫不决，以及他们所拟定的革命目的也是狭隘的。他们没有将起义与普遍高涨的人民反沙皇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没有组成反沙皇的革命统一阵线，起义没能得到群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没有各阶层的民众的内外呼应相互配合，结果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短短的时间内一场贵族造反失败了。
在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１８２５－１８５５）开始实行严密的秘密警察和酷刑拷打的“尼古拉纪律”制度，成立“第三厅”镇压“反俄罗斯的活动”，钳制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压制反沙皇革命运动，有计划排斥欧洲文化，在大学禁止教授哲学和西欧宪法，视社会科学实行将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反动统治。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反沙皇革命运动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十二月党人在起义失败后，少数人仍然不断地组织暗杀沙皇的行动，一八六六年“厄古拉伊寿丁小组”组长狙击沙皇失败，沙皇更加猖狂地镇压革命。暗杀行动一直持续到一八八一年第七次才成功暗杀亚历山大二世。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以思想运动为主的革命道路。
民粹主义和民粹派——社会革命民主主义者
为了争夺远东和亚洲大陆之间未被征服的土地，沙皇与英国交恶于１８５３－１８５６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进入农奴解放变革期，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发动一场俄国革命已不再是幻想，而是日渐具有可能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出现了一个革命思潮－－民粹主义。一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都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主流，当时主导这场社会运动主要的是一批以留学生为主的激进派知识份子，也称之为民粹派。他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认为自己是有“批判地思维的人”。他们既不加入商业阶层，也不参加官僚队伍。当时虚无主义的出现，否认上帝、灵魂及最高价值，抛弃一切传统并否定权威，他们愿意自我牺牲，愿为理想付出生命，代表人物有——赫尔岑、巴枯宁、普列汉诺夫等。
在沙皇反动专制高压下，别林斯基、果戈里、冈查洛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揭露黑暗，宣传革命理想。而这一批知识份子却饱受侮辱和折磨、充军与处死。
毕竟当时的俄国现实社会还不是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仍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者也知道没有农民的参与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农民和土地问题是俄国的根本问题。但是，尼古拉一世推行的俄罗斯三位—体思想：“专制、正教教会、国家主义”（即：专制、东正教信仰、农奴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为维持沙皇的统治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农民很穷，尽管他们受到贵族老爷的残酷压迫，但他们对沙皇依旧保有传统忠诚和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还愿意接受“贵族老爷”的统治，他们还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还认为沙皇代表神圣的俄罗斯，同时他们大多不愿离开自己的故乡到边远地开荒，甘愿平静地在村庄里做好自己的点滴小事，这也是残暴的尼古拉一世三十年统治之所以未倒的原因。事实上，最让沙皇和俄国统治阶级坐立不安的还是农民的骚乱，俄国农民有大规模起义的历史，十七世纪“普加乔夫起义”的阴一直没散，农民潜在的动乱因素一直没有消除，农民从来都认为土地是属于农民的，因为是农民在耕种土地，废除农奴制已不是应不应该或可不可能，而只不过是迟早的事而已。
根据农民表面上反映出来的现象，民粹主义者把“批判地思维的人”同人民对立起来，把人民群众描写成在历史上不能有独立创造性的“惰性”力量，人民需要得到他们的启蒙和教育。
一八五五年亚历山大二世（１８５５－１８８１）上台后，于一八六一年废除了农奴制，但是新的制度却使农奴失去了经济自由，只有“死於自己财产上的权利”，地主反而获暴利。废除了农奴制的这段期间的农奴反抗事件反而更多了，多达二千多次。农民虽然按规定领到一块份地，因超规定部分土地要属于地主，从而使地主从农民的份地中夺去了最肥沃的部分。农民要承认领取份地必须向地主缴付高额赎金，起码首先就要交百分之二十五赎金，其他部分可向国库借，分四十九年偿还。高额利息不但让农民直不起腰，加剧了农民对地主的依赖，地主一下子就榨取了农民几十亿卢布的赎金。农民转成自由雇佣劳动者无疑对资产阶级地主开拓边远荒地加强粮食出口有利。
社会运动和革命道路的选择
针对俄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俄国知识界出现了亲斯拉夫派和亲西方派。前者主张维持正教，恢复密尔（农村公社）的自治体，重振民族传统，“斯拉夫式改革”的主张即：在农民同贵族，君主政体，正教教会之间维持封建宗法关系的基础上走俄国历史发展特殊道路。自由主义者和农奴制拥护者总是想用普鲁士的改良方法来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而顽强地抵抗革命改造的企图，他们提出的“西欧道路”即：主张俄国全面欧化，根据西方的精神来进行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和议会政治。
革命民主主义阵营则主张走彻底消灭农奴制的革命道路。民粹派对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进行了批判，否定了“斯拉夫式改革”的主张和“西欧道路”。他们批判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批判西欧派代表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反对西欧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信仰俄罗斯固有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政治思想上，虽然他们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都以理论作为武器，不脱离现实斗争。一八六一年诗人米亥洛夫提出人民需要“土地与自由”的口号，赫尔琴主张“到民间去”，车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特有的“密尔”可直接进入自由的社会，但需铲除历史的障碍——沙皇制；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及军中宣传。一八七六年普列汉诺夫发起“土地与自由党”的示威被捕，有人被彼得堡总督鞭笞，引起查苏理奇刺伤总督，却判无罪。在民粹派的号召下，数千名青年下乡“到民间去”，向农民推展启蒙运动，号召用暴力推翻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由学生组成的“柴伊柯夫斯基小组”，他们扮成工人、办夜校，向人民宣传革命。但是，青年下乡“到民间去”，不懂得如何去做群众工作，他们的思想未能得到人民的接受，却被农民猜忌，把他们抓起来送给军警，被捕的青年大半被充军。一八七九年最後一次到民间去的运动失败。
在这之后的期间，巴枯宁与拉甫洛夫影响了青年的思想。巴枯宁主张无政府主义，教导人民有组织地暴动。拉甫洛夫主张知识阶级受人民的恩惠，因此应当为人民服务，另一位特卡契夫则主张组织革命家的团体，由少数人独裁，方能改造社会。尼查也夫主张革命家注定受难，不能有俗事牵挂；为革命不计手段。在民粹派的阵营里发生了对沙皇政府斗争的策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特别明显地表现于一八七九年六月底在沃龙涅什召开的“土地与自由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後数月，“土地与自由党”便分为对立两派，即“民意党”和“黑土党”。以“土地与自由社”和普列汉诺夫为一派，主张温和的启蒙方式，标榜土地，称为“黑土分配党”，而以尼察也夫的阴谋派为另一派主张英雄式的革命方式，标榜自由，称“民意派”，民意派党人以身冒险，走向了以恐怖手段全力暗杀沙皇和大官的道路。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开始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九十年代之后俄国的革命运动逐渐走向组织群众的方向，民粹派的势力在革命运动中逐渐丧失，到了一八八四年民粹主义则几乎完全停顿了。
赫尔岑
赫尔岑是贵族式的革命家，民粹派的思想先驱。由于亲眼看到农奴生活的困苦，赫尔岑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已充满了对于自由的爱好和对于生活在农奴制度下具有俄罗斯民族优良品质的农民的同情。他曾和友人到莫斯科的山上宣誓：要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一八三四年念莫斯科大学的时候，他因组织革命团体被捕，一八三五年被当作“对社会极为危险的大胆的自由思想者”流放，一八四二年归莫斯科，发表《自然研究书简》，规定辩证法为革命的代数学；写《谁之过》等小说抨击农奴制的罪恶，此时他和斯拉夫主义者辩争。一八四八年发表革命体验及精神幻灭的《法、意书简》（1847—1850），预言西欧文明的破灭，他说：“对文明的最後一句话，就是革命。”
一八四七年，赫尔岑离开了尼古拉一世的反动俄国，正好去迎接法国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他很快得出结论，在革命的假面具后面隐藏着中产阶级的嘴脸。当法国开始走向反动的时候，他看出，除社会革命以外别无他路。在流亡巴黎，他笔下流露出对“无套裤汉”工人、匠人的同情，他表示希望正在酝酿中的革命会给他们带来胜利。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後，赫尔岑感受到精神上的破产。由於亲眼看到举行起义的巴黎工人遭到失败，赫尔岑大为震惊，他开始诅咒资产阶级；他懂得，不进行新的革命，不消灭现存制度，就没有光明的未来。一八五三年在伦敦创刊《钟声》、《北极星》，秘密输入国内，呼吁国人打倒专制政体，提倡农村共同体（mir）。
一八六一年以前，赫尔岑曾表现过动摇，即脱离民主主义而转向自由主义，但是，在他身上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列宁指出：“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六十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一八六二年他提出「到民间去」（N.Narod），认为人民最需要的是“土地、自由、教育”。赫尔岑很重视对于在沙皇军队中进行革命鼓动工作，他曾积极地从事于在军队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并准备在一八六三年春季以前举行武装起义。他认为，把农民引向武装起义，这是不可免的。
赫尔岑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无限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劳动人民，仇恨劳动人民的压迫者。他反对政府“上层”对外国卑躬屈膝，反对世界主义。他反对沙皇制度的民族压迫；他捍卫为反对专制压迫而举行起义的波兰人民的自由。赫尔岑尖锐而无情地抨击西欧资产阶级制度，证明资本主义的死亡是必然的。赫尔岑在民族问题上也采取了革命的立场。他正确认识到社会冲突的首要意义，认识到民族问题不如阶级斗争重要，因此他与大多数俄国民众不同，不顾在俄国“上流社会”失去信任，而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指出：俄国人民和波兰人民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沙皇政府。
列宁指出：“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段。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这还不是真正的风暴。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
后记
民粹主义在当时并非是群众运动，也从来没有形成群众运动，几乎是清一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人密谋者组织，而且经常是处于流亡之中，很大程度上活动的范围局限于受过教育的弱小世界里不间断的辩论。他们的社会运动没有激发起一场社会革命。并不是社会革命的条件不成熟，而是缺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方法和策略。从贵族本质上对农民潜在的动乱表示出恐惧，因为农民一旦开始活动，革命者就必须有所作为来满足农民的要求。联系群众与面对现实并不是完全相对等的。面对现实的革命运动不一定就自动地联系群众。当时有少数人也曾认识到革命斗争是一场既反对外来统治者也反对国内统治者的群众斗争，开始怀疑贵族和中产阶级领导新式国家走向独立和现代化方面所具有的能力。辩论已经不是要不要联合农民，而是是否能成功地与农民联合起来，问题并不只是在政权的变更，而是要解决人民社会的地位和人民生活的保障。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没有发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国版序言中所说的“俄国革命”，这场革命如果发生，也许真的会是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也许真的会导致俄国实现建立土地公有制的社会。
俄国十九世纪的改良和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成功关键在于革命者要与群众相结合，没有群众基础的革命运动最终必定是要失败的。起来造反的革命者并不是说他们的心目中没有群众，也没人怀疑他们是希望能够得到群众支持的，从他们的文章中不难找到论述要与群众结合的内容。但是，光有口头上的结合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要走到群众中间去。同样，只是走到群众中去做口头宣传也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懂得去做群众的工作，关心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需求，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要做到能够容忍群众中的某些落后的思想和行为，在“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形下，即反动统治者和革命者都是少数的情形下，广泛团结中间力量，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以便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领导发动的革命运动才有成功的可能。
（参考书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韩承文 徐云霞著”、“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十月的选择——９０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刘淑春 等编”、“世界五千年——顾汉松编著”、“简明哲学辞典----罗森塔尔 尤金编” 、“世界史大辞典——杨碧川”、 “近代现代世界名人辞典——商务印书馆”、“世界百科全书——光复书局编辑部”、“社会学辞典”、“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等）
责任编辑：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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