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几篇文章，感觉有些话需要说。
但又好像不太好说，只能说着看了。
孙立冰立意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写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起码表达的是自己的一个立场倾向。我虽然比较赞赏这个立场倾向，但并不看好这种主观主义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因为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严格来讲，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经济机体本身。马克思主义说，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政治经济学反应的正是一种社会阶级意识。当然，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反应的就更应该是一种社会阶级意识，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还是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阶级意识。至于到底反应的是哪个阶级的，除非个别高人，一般人是不好判断。不过话说回来，今天的社会也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相信本本了，或许也还真可能就是一种超阶级的意识。似我辈这等太愚钝的人可能暂时还看不透。
谈到资源配置。孙立冰说，西方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其研究对象，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
有没有这个挑战呢？ 我认为有，但或许也没有那么严重。
看其它文章，比如赵磊、刘雪梅李明的文章，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没有自己的资源配置理论。不但有，而且很有，相当有。你看一个价值规律、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问题，不就是资源的配置问题吗？并且，还不止这点，马克思的整个资本论，讲的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理论。你说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论也好，你说是利润对资源的配置论也好，你说是剩余价值对资源的配置论也好，资本论讲的不就是这个吗？但结果呢，市场配置、利润配置、剩余价值配置的最终结果，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渐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迅速的贫困化无产阶级化，就是为了争夺市场和利润盲目扩大再生产周而复始的越来越迅猛的经济危机。
难道，这不正是《资本论》所讲的资源配置理论吗？
只不过，现在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最基础的ABC已经不怎么强调是了，是不是故意不强调不提不得而知，但一定会有人在故意不再提。所以，他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关键的落脚点并不在社会主义，而是在市场经济。他们也研究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看样子是早已把马克思说的市场配置、利润、剩余价值配置的弊端给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就只能是把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矛盾过程，在中国重新走上一遍了。并且，现在好像结果已经来了，现在不是已经经济危机了吗？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不是已经开始越来越靠信用卡负债过活了吗？
当今这个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研究社会主义是不吃香的。但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包括它的学，只研究怎么样从消费者的兜里往出配置钱，只研究怎么样少雇佣劳动力配置钱，甚至只配置现在的钱还嫌不够，它的中央银行配合着房地产行业，还要研究怎么样配置消费者未来几十年的钱。而却没有人研究大家怎么样一块“有钱”。这还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吗？它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不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吗？
所以，我认为很多政治者和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是理解偏了。以后重点还是要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学，不就是为了要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来吗？不讲怎么样共同“有钱”，还是继续资本主义市场利润配置资源那一套，钱都上资产阶级手里了，群众拿什么消费？你怎么配置？
包括《资本论》的教学，实际也还是个社会主义的教育问题。讲资本主义的不好，就要立社会主义的好，就要讲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怎么讲？是先搞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还是直接就来个特色。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一般，你这个特色特殊能讲清楚吗？大家对这个一般都做了什么没有？至于，是不是只有玩儿《资本论》才可以有话语权，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重点还是要讲社会主义经济，重点不在社会主义，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包括，最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争论，实际根子上还是个要社会主义的以人民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还是要以资产阶级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的问题。你人民银行配合资产阶级圈地卖房发钞按揭群众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往资产阶级口袋里装，如果人民币现在还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财政手段，我无产阶级国家发行同样的钱把这些住房买回来，甚至在房产商困难的时候平价少花钱买回来，然后分配给已经需要结婚的进城青年住，广大进城适龄青年立即免费或少量租金得到住房，还避免了大量社会青年的贫困化，如果这样，我无产阶级国家为什么要你个只为国内外资产阶级服务的独立的中央银行？所以，现在很多政治者专家教授，并没有把心思放在怎么才可以社会主义的研究上，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是怎么回事研究过没有？如果像现在的中央银行一样，发行这么多货币，按照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能做多少事情，研究过没有？如果真那么做，全国还愁没有人敢生孩子吗?还会有人提恢复富人的多妻制生孩子吗?谁说社会主义的货币金融学比资本主义的落后？
在讲清楚这些问题以后，才可以谈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挑战的问题。
这个挑战有没有呢？
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去讲的资源配置，主要就是讲的利润配置和剩余价值配置。它基本没讲按商品效用的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挑战实际就来自这里。
西方效用经济学认为，社会也是按照商品效用或说具体劳动的效用配置资源的。现在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判断，这个说法是不是实际存在。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这个配置就是虚妄的、是不存在的。但是真的如此吗？如果效用问题完全是主观的，没有它的客观实在性，那就不存在它的挑战的问题了。既然承认是一种挑战，起码就说明效用问题不是完全虚妄的，它有它的实在性。
比如，这几年弄得沸沸扬扬的，移动通信领域的4G、5G问题。4G 和5G的区别，难道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吗？整个社会劳动（社会价值）通过部门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一部门不同生产者的具体劳动，从而存在不同有用性差别的部门不同商品的供给结构的投入调整，难道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搞明白的问题吗？过去说，不同部门的商品没有办法比较效用，这个没错。但同一个部门内的同类不同劳动或产品，难道也没有办法比较效用吗？4G、5G,可以比较效用不能？如果同一个部门的同类产品没有办法比较效用，那么在资本竞争中各部门内部产品是怎么样一代代改进的？又是怎么样形成效用竞争的？部门内部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又是怎么升级的？我们身边所有可以接触到的生产生活用具用品，从原始人那里发展到今天，它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今天的样子的吗？还是在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是今天的样子了？它难道不是一代代改进到今天的样子的吗？难道从这里也还看不出效用和效用的历史进步的客观实在性吗？如果还看不出，那么唯物史观讲生产力发展的决定，那作为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的生产力——生产工具，又何以可以发展？它每一次的发展，难道发展的不正是效用吗？
所以，完全的否认效用的客观实在性，在今天实际是很弱智的事情，简单看看移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最近三二十年这些童叟皆识的变化，就知道坚持这个论调的我们的理论家们捧着本本是何其的傻了。
我们知道，资本论的体系还是建立在竞争中的部门商品、部门不同具体劳动，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假设前提下的。是在这个假设前提下的体系描述。但如果现实中，尤其今天的具体经济运行确实存在部门内部不同生产者、不同具体劳动的效用竞争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勇敢的承认它，解除掉部门内商品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那个假设，并在这个基础上对资本论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增补。
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谓的挑战。如此而已。
除此真的并没有多少可以形成挑战的东西（不要错误的以为货币金融方面会有什么挑战）。因为，一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于按需生产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的关于产业革命政策性的应用经济学，便会应运而生。这哪里还会让西方经济学霸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讲台没完没了？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没有这个东西，搞实际经济管理的人遇得到类似的实际问题，就要跑到西方经济学那里找解释的工具和办法，如果这样，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只能靠边站了，你天天反也没有。何况大多数人还是在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在反——马克思自己的资源配置论你不敢讲，或忘记讲，社会主义怎么共同“有钱”你不敢讲，或忘记讲，西方经济学还有些用处的效用配置论你又不肯用不肯讲。那你反又有什么用？所以，我说很多同志，天天拿着本本，不懂得自己的优势，也不懂得人家在哪个地方还有价值可以吸取。天天拿马克思当阿弥陀佛当经念，这是不行的。
所以，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才需要真正的纪念恩格斯老爷子。因为正是恩格斯老爷子，才明确留了一个部门效用问题的课题给我们来做。
这个地方，我要引用我《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的第二个说明，说明这个问题。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710/150312.html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710/150576.html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710/151011.html
我在第二个说明中说：
受几篇文章的提示，最近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著作，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大纲”。正是这篇大纲引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文章中恩格斯在批判了萨伊和李嘉图之后，有这样一段话：
“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生产费用和效用），争论的双方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是否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假如以这个基础作出发点，那末物品的效用又该谁来决定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伤。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根据物品固有效用来决定的方法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结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反杜林论》中的另一段话：
“ 它（共产主义）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按）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互相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捶身其中。”
在这句话中有个角注，注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言论中，最直接表明产品效用实在性和效用衡量问题实在性的两次表态。
我们知道《反杜林论》的理论史部分是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应该是有审定的。说明马克思看过恩格斯的意见，但没有反对。
结合《反杜林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的两段话，可以看出效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之日起，实际就已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之列了，并且一以贯之，好像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使用价值的效用衡量问题都依然也还要存在，其地位都没有丝毫降低。这就要使那些根据马恩的片言只语顽固对待效用问题研究的朋友注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不要效用问题的研究，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叙述侧重点的需要，以前没有充分的展开罢了。并且，效用问题又是发展的。比如，在以前有阶段就好像仅仅从产品的合格与否来所体现的效用问题——合格的就可以买卖，不合格就不能买卖，来理解效用问题。但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按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相对效用比较来理解效用问题了，否则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安排生产计划，在被互相比较权衡后按效用最后决定生产计划，其中效用的被比较权衡就不好理解（不同部门效用没有办法比较，只有同部门才有比较的意义）。共产主义生产计划的最后决定，起码是考虑了部门同类不同效用产品的“比较和权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所以，对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作适当的研究是必要的。
看到没？恩格斯老爷子在这个地方，实际首先是肯定了产品本身所固有的效用的实在性的。然后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还要用这个固有效用在部门内部不同效用产品的互相比较衡量（同时包括生产它们的劳动消耗的比较衡量）中，最终确定生产哪些、生产多少。至于，到最后到底需要怎么样的办法衡量比较，则实际正是恩格斯老爷子给我们这些已经进入了或进入过社会主义时代的后人们留下的一个历史课题。
所以，搞清楚了以上问题之后，也就可以搞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市场配置资源的真正的本义了。社会主义是研究怎么样让大家共同“有钱”的。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正是恩格斯说的用什么办法权衡各部门部门内部不同效用产品的生产哪些种类，和各生产多少的问题。比如，如果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前就要衡量在移动通信领域是生产5G好呢，还是生产4G好呢，和各生产多少。以前有过指令性计划的衡量办法，但很笨。而现在就是市场配置的办法，本质上实际就是要消费者的效用选择决定各部门生产哪些、生产多少，然后部门变化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可以扩大到投资结构），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不断的升级变动。这里边当然还有消费者生活量的赋予通过价值规律对部门供给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但是次一位的。
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的真正的本意。最起码，必以此为基础。这实际就是对恩格斯社会主义生产部门内部不同效用产品生产衡量问题的一个回答。而且是越来越接近真理性的一个回答。
我们一定要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和市场配置结合的这个本意。如果超出了这个本意，搞成让市场配置大家的收入，最后让大众共同贫困，就是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了。那一定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有的本意，大家别弄错了。包括对大领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如果大领导说的不错，如果大领导说的是社会主义的话语，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话语，他就一定就是指的恩格斯的那个意思。
所以，就一定要正确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它的本质意义。它的本质意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在自己消费中的效用选择和消费赋予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时代，从产品效用上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进步，是通过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选择自觉实现的。社会主义消费的功能，不简单只是消费，它还承担着引导供给结构的功能。社会主义一切的资源调动，必以此为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基于产品效用的资源配置问题。
所以，如果明白了这个本质，实际有没有市场就无所谓了。市场只是人的交往能力还必须有个商业市场中介存在时的一个历史概念。一旦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到商业市场中介交往没有了，人们间的普遍直接交往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直接交往实现了、甚至生产和消费重新统一了，那么有没有市场也就无所谓了。具有真理性意义的，永远是按需生产，和按需生产中消费者的效用选择权——甚至哪天可能是效用创造，引导下的生产，如此而已。即使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也必是如此配置资源。
刘光晨
20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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