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卦，正通天下。上天下火的卦象，六二与九五位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表明正位而天下通和。《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意思是说：君子看到天火各就其位，天下政通人和，就应该懂得发现事物之间的规律，分门别类地掌握它。“子路”一篇阐述为政的原则和规律，就如同师法天地自然，一如“同人”的卦意。
『1』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凡事带个好头，教导百姓勤劳努力。”子路问还有没有要注意的。孔子说：“不要心生懈怠。”
子路曾被孔子认为可作三军统帅，以及管理赋税方面的事务。所以子路问政，应该不是国君一类的为政原则，而是国防部长兼财政部长性质的臣子的为政之道。
“先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身先士卒”，凡事冲锋在前给别人做榜样。另一方面，是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所以“先之”用“带个好头、做个好榜样”来解释最为恰当。
“劳之”指使百姓勤劳努力，是从百姓的角度来要求的。孔子对所有问题的作答，皆注重“攻乎异端”、“叩其两端而竭焉”。体勤则心正，人的恶习多由骄逸懒散而起，所以孔子教子路注重培养百姓的勤劳之风。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农民脱离土地、工人失去工作便可能是动乱的开始。
综上可知，孔子为政的概念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权利、义务的配合。百姓与官员在任何时代都是既矛盾又相互需要的统一体。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希望官员尽职尽责、服务百姓，孔子就以“先之”来要求。从官员的角度看，他们希望百姓安居乐业，思想淳朴，所以孔子以“劳之”来要求。相反，当官不作公仆，却作威作福，而百姓又好刁蛮闹事，爱作乱造反，社会就不可能太平。
另外，子路风风火火的性格，估计没什么耐性，所以孔子又补充回答了“无倦”，指出凡事不能急噪，要善于打长久战，因为政治行为中充斥了各种悖论，都在考量为政者的技巧和耐心。先之、劳之、无倦，是孔子提出的为政应注意的三个方面。
『2』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先定岗定责，使人各司其责，宽赦他们的小过错，选拔优秀的人才。”仲弓又问：“怎样知道他们是优秀的人才而选拔他们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优秀人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
有司指职位。先有司指先令人各司其责。
仲弓是孔子认为有领袖之才的人物，因此孔子没有教他事事冲锋在前，而是让他先明确岗位职责，对一般“公务员”的小错误要能宽容，然后注意提拔贤才。
做事不是做对就是做错，没有谁是不犯错误的。为政还有个经验积累的问题，犯错是学习的必然过程。领导者对属下的一些小错误可以指出来，只要他们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就可以了，旨在吃一堑长一智。若是过分计较，会给下属造成很大的压力，做事畏首畏尾。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事事都按程序办，会增加很大的机会成本和管理成本，而一些踩红线的灵活作法，到底算不算犯错？如企业开新闻发布会，给记者的“车马费”就涉及现金无发票报销的问题。所谓的操作灵活性，有时是一个成败几率、利弊取舍的抉择，领导者只要掌握一个度，尽量趋利避害就好了。
所以“先之”是注意榜样的作用，但具体在哪些方面作榜样是各不相同的。本章提出“先有司”的观点，令人人尽职尽责，然后提拔贤才，带动风气。
『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说：“如果卫国国君要您去执政，您会首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份。”子路说：“有这样重要吗？老师真迂腐啊！名能怎么正？”孔子说：“仲由，你太粗野了。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保留意见。名份不正，政策下达就不顺畅，政策下达不顺畅，就难以落实执行。不能落实执行，礼乐就不能建立。礼乐不能建立，刑罚就不能中肯。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正当的名份，才能对外传达政令，这样的政令才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这又是一段饶有趣味的谈话，我个人感觉《论语》的记录非常忠实，为我们了解孔子及其弟子的性格提供了不少素材。子路心直口快，嘲笑孔子以“正名为先”的思路过于迂腐，而孔子则便批评子路说话粗野。想此二人对话时的神情举止，定比话剧还要精彩。
以子路的性格，在掌权之后，必定是急急下令整改一番，哪会有什么心思正名份。而孔子的一席话则表明“正名”的确是为政最紧要的事情之一，尤其是孔子作为卫国的“空降兵”，要资历没资历，要人脉没人脉，政令如何有效执行？全靠“大老板”的授权，给予足够的行政权威才行。例如刘邦对韩信筑台拜将，赐予他生杀自由的“尚方宝剑”，韩信才能令行禁止，自如地统帅三军。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现今的富贵者们，都有多少罪恶隐藏在水面之下啊？所以法律并不是万能的，需借助道德力量辅正人的心态。
这里孔子提出先正名分的观点。
『4』樊迟请学稼（jià），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pǔ），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执政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执政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执政者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真意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举家来归附，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稼是种植庄稼。圃指菜地，引申为种菜。襁（qiǎng）是背小孩的背兜。
有人借此批评孔子看不起农业，骂学习农业生产的樊迟是小人。我却以为孔子骂樊迟不是因为他请教如何种田，而是他请教的对象搞错了：不去问农民，偏要向不精通农业生产的孔子请教，好像故意要试试老师懂多少知识似的，摆明是“将军”嘛。古代是重农轻商的社会，哪有统治者会轻视农业生产的呢？但是对读书人来讲，他们自“士”以后，背负的就是治理国家的担子，所以孔子并不主张他的弟子都去学习农业生产，因为自有其他精通种田的人会去做。樊迟向孔子请教种田、种菜就是不懂学习内容的轻重缓急。“先”未必是在专业领域超前，而是以领导者的德能为先，否则三百六十行，做领导的累死一生也难以行行精尖啊。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先重礼、义、信的重要性。
『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办不好。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应对各种礼节和外交事物。诗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非常注重学以致用、融会贯通。读书读成书呆子，不能联系实际加以运用，是很可悲的事情。好比学诗，不懂得学习诗歌中所蕴涵的礼、义的精神，而只知道死记硬背诗句，即使懂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是政治行为中最常见的偏差之一。本章与上章结合，意在强调礼、义学习的重要性。
『6』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从政者如果品行端正，即便他不特别下令办的事情，也能办成。如果他品行不端正，就算他三令五申，也不会有人听从。”
一个人人尽知的硕鼠，高调宣扬“反腐败”，要求其他官员“廉洁奉公”，该是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家庭教育为什么说身教重与言教？因为孩子天生就有模仿能力，那些整天搓麻将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子女不赌博呢？天天看都看成“麻将王”了。
这里孔子提出了先正其身的重要性。
『7』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治局势，就像兄弟一样相似。”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卫国是康叔的封地，周公旦和康叔是兄弟。孔子的时期，鲁国政权被三家操纵，而卫国也面临大臣孔悝与出公之父蒯聩争夺政权的危机，两国的政治情况有些相似。所以孔子说，鲁国的国事和卫国的国事，就像兄弟一样。
从前后文来看，本章的是前节“先之”内容的过度，为“无倦”主题铺垫，指出国家治理是有章可循的，可以多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其他各国的治理经验，以发现治平天下的内在规律。
『8』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屋。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时说：“他善于居家度日。刚开始有一点财产时，他说：'算合适的了。’稍为宽裕一点时，他说：'算完善的了。’当富足时，他说：'算是很完美的了。’”
卫公子荆是卫国大夫，字南楚，卫献公的儿子。
中国有句古话：“量体裁衣，看菜吃饭。”根据当前的情况来选择恰如其分的发展方案。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步步为营。实践也证明，希望短时间内“超英赶美”是不切实际的。
本章以居家过日子作比方，说明国家治理应循序渐进的道理。
『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随行照顾他。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看到这里真让人感慨良多，孔子的为政理念的确是把握住了治国的根本。那时卫国的状况，不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情况吗？如果孔子还活着，八十年代他一定会赞同改革开放“富之”的举措，到了今天更会赞同建设和谐社会的“教之”的理念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确实走了太多弯路。比如建国初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感情取代了仁、义、孝、弟等传统美德。“文革”时期，长幼之序、孝慈之心几乎丧失殆尽，人与人之间充斥着阴谋、告密、攻歼。改革开放以后，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发展不协调的一面，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思想观念不断侵蚀人心，导致各种腐败丛生，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与日俱增，人与人之间也变得的冷漠、充满隔阂。所以，现在“教之”的思想道德重建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
《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管子·牧民》又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是经验丰富的治国贤臣、孔子乃大成至圣先师，英雄所见，如出一辙。《尚书·大禹漠》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厚生就是“富之”，惟和就是“教之”，建设和谐社会。
『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内就可改观，三年就会有成效。”
期月，即满一年，十二个月。这是孔子怀才不遇的感慨。以他的政治智慧，一年改观，三年有成并不是吹牛。孔子在鲁国摄行相事一年，“四方则之”，很有政治智慧。
『11』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说：“'有道德、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
《述而第七》篇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先进第十一》篇子张问善人，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可见，善人是道德能力相当高的人，他们治理国家需要用一百年才能消除人们的残暴，使严苛的刑罚废除。这个废除未必是不存在，而是说百姓都能心地善良，不会犯重罪了，是礼乐教化的成效。当代社会的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可人们内心的残杀之气也“极大丰富”了，同学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言不合就想着杀死对方。一个缺失礼教的社会，怎么可能成为和谐、幸福的社会呢？
『12』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圣王治世，也一定要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仁政。”
世通常是指30年，或指一个朝代。汉儒董仲舒在研究《公羊传》时提出“张三世”的理论，何休则在《春秋公羊解诂》中将此“三世”定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世）、太平世（大同世）”。他们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针对三世的不同，通过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行文中暗含讥、贬、诛、绝等条例，将自己的治国理念——理想的“王道”精神贯穿其中，即《公羊传》所说的“三世异辞”。孔子之所以被后世称为“素王”、“新王”，就是因为他借《春秋》“垂宪立则”而行王者之道。
王者即民间常说的千年一帝，指治世的圣贤之王。尧、舜、禹属于圣王，周武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时期的帝王，属于贤王。佛教将圣贤之王称为“轮王”，按他们的德能又分为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和铁轮王。轮王都是应时运而生的，能将国家由乱世转为治世，乃天生的治国能人，他们也需要至少三十年才能让一个国家达到“仁”。
综上我们就了解，国家的治理是有规律可循的。各国的政治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从庶民、富民、教民、胜残去杀到仁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随便可以达到的。一方面要有能力的领导人去治理，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既知治国之难，执政者就该有长远观，历史使命感，“无倦”，不能怠慢。
『1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切实地端正自身品行，对政事来讲，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品行，又怎么能端正他人的品行呢？”
当官首在正其身，无欲则刚，说话才能掷地有声。身上有污点、道德有亏欠，迟早都会被人告发，沦为笑谈，或被人要挟，那还谈什么治国？
《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愤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可见正心的意思是心地清净，远离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做到“无我”才能正心。有私欲，就容易将之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政以德就是空话。
『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yàn）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呀？”冉求说：“忙于政务。”孔子说：“你那是忙于事务，如果真是忙于政务，虽然不是我去做，我也能像列席会议那样一清二楚。”
晏是迟、晚的意思。“与闻”相当于“列席”的意思。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摄行相事，与闻国政，即列席各种国政会议。
这也是一段有意思的谈话。冉求说自己挺忙，有很多政务。孔子不屑地说：是事务吧！因为在孔子看来，政务首在正身、正德，现在冉求却在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忙活，好比董事长不去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却喜欢帮别人打字，且乐此不疲一样。
换句话说，如果从政者在忙于政务，全国人民也能清楚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我们考察领导干部有没有做政事，就看他符不符合率民以德、正心诚意的标准就行了。如果他只喜欢热衷于在媒体面前作秀，或忙着请各路神仙吃饭、开杂会，那便是忙于事务而不是政务了。事实上，越是贪官越懂得做表面功夫，总是很开拓进取的样子，其实他忙的都是关乎自己官帽前程的那一套。
『15』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能有那样的作用，是说它的影响差不多而已。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国君难做，不就近乎一句话而使国家兴盛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能有那样的作用，是说它的影响差不多而已。有人说过：'我做国君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只不过我说的话没人敢违抗而已。’如果说得对而没人违抗，不也是好事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而亡国吗？”
一般人觉得日子舒坦，就说是“皇帝般的日子”。其实做皇帝可没那么舒坦，全国多少事情要处理，忙都忙不完。“为君难，为臣不易”便是孔子真正的君臣观，看重的是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那些认为做皇帝便是无人敢违逆其意的人，简直就是丧邦辱国，不配做一个君主。所以我们读《论语》时应深思其智慧，而不要刻意去误解它。
多难并不会兴邦，知难才能兴邦。孔子说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16』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使境内的人高兴，使境外的人愿意归附。”
拿城市来说，“近者说，远者来”就是城市吸引力，它与那个城市的环境、人才结构、治安、政府效率等息息相关。
拿国家来说，“近者说，远者来”就是移民吸引力和投资吸引力，也与那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稳定等方面息息相关。
以为政举措来讲，改革开放就是“近者说，远者来”的好政策。
以政治家的个人能力来讲，“近者说，远者来”指的是他的领导魅力——能否团结优秀的人才，和而不同。“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治理国家如果不能凝聚人心，选拔人才，自己即便有通天本领也是无所助益的。
“近者说，远者来”短短六个字，便道出了为政的中心原则和终极目标。
『17』子夏为莒（jǔ）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做莒父的长官，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只见小利。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莒是鲁国的一个城邑，在今山东省莒县境内。
“欲速则不达”好比说男女谈恋爱，刚见面就想马上结婚，行得通吗？事情想有圆满的结果，需要内部、外部的诸多因缘配合，因缘不具足，心急也没用。好比看病，不清楚病因就先维持着，清楚病因就马上治。
“因小失大”好比说城市环境建设，短期似乎带不来效益，但从长远看，能让这个城市具有更大的投资吸引力。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卫生方面的投入，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教育，事关百年兴衰，必须长线投资，否则就“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了。治国要警惕“毒品效应”——在云南边境的一些农村，不少农民因为身体病痛而去吸食毒品，最后难免泥潭深陷、家破人亡。同样，治国者不能因贪图短期的利益的而采取自戕举措，那将埋下亡国的祸根。
『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rǎng）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不一样：父亲在潜移默化中矫正儿子的错误行为，儿子也在潜移默化中矫正父亲的错误行为。但正直也在其中了。”
攘是偷盗。古文献中“隐”与“檃”经常通用。“櫽栝”一词，见《荀子·性恶》篇：“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杨倞注：“櫽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谓烝之使柔。矫，谓矫之使直也。”因此，“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意思是：父亲在潜移默化中矫正儿子的错误行为，儿子在潜移默化中矫正父亲的错误行为。
父亲杀人，儿子去举报，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父亲偷羊，儿子的处理手法就可以有很多种：劝父亲把羊还回人家，或自己付钱买下来。如果儿子选择举报，会令父亲在错路上无法回转。所以孔子说的父亲做了错事，儿子要用更智慧的手段处理，使事情有回转的空间。如果一个社会因法治而令人与人之间非常淡漠，亲情伦常都没有了，这还能算是大治的社会吗？所以情与理，德与法的力量必须兼顾，不要鼓励百姓走其中任何一个方向的极端。
『19』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在家恭顺有礼，办事认真尽责，待人忠信诚恳。即便到了边荒野蛮之地，这几个方面都是不能背弃的。”
人在不同的环境，往往有不同的表现。一个不近酒色的人到了泰国，很可能就想看看人妖表演。一个不赌博的人到了澳门，也可能赌个兴起。所以孔子这句话，不能轻易看过。
『20』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kēng）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shāo）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对自己的言行有知耻之心，即便出使异国他乡，也能够完成君命，就可称做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在宗族中以孝顺父母见称，在家乡以尊敬兄长见称。”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诚信守诺，做事有始有终。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那是小人啊。或者也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子贡说：“现在的那些从政的人，您看怎么样？”孔子说：“唉！只是些月底等发粮的人，哪能算得上啊！”
硁硁是象声词，敲击石头的声音。形容浅陋顽固，只知蛮干。斗筲之人，筲为竹器，容一斗二升。比喻领领俸禄，目光短浅的人。也有解释为器量狭小的。
“知耻近乎勇”，行己有耻是个人进步最重要的心理动力之一。“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针对子贡的外交才华而讲的，指在国家层面值得称道的品行。“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则是地方、团体层面值得称道的品行。“言必信，行必果”只是个人层面值得称道的品行。从“言必信、行必果”、“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几种道德品质所涵盖、影响的范围不同，与现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异曲同工，都是要以提升个人道德素养为基础的。
从政者如果没有崇高的品德、远大的志向，肯定不会有大的作为。孔子说现在的“公务员”啊，都是些尸禄素餐、月底等发粮的平庸之辈，心无国民，算什么政治人物呢？
『21』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有很多注解将之解释为：“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做朋友，就只能与狂者、狷（juàn）者交往了。狂者敢作敢为，狷者对有些事是不肯干的。”
“与之”可以解释为“相与”、“伙伴”，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而交朋友通常用“友”。“与”在本章如果要译为“与人相处”，是很怪的，因为老实人、平凡人也不妨相处啊。所以关键就在于“中行”是指人？还是指一项品德？我倾向于指“中行”之德；若指人，应该像狂者、狷者一样加个“者”字。“不得中行而与之”是个倒装句，即“无中行可与”，“与”是“称道、赞赏”的意思，即：“没有中庸品行可值得称道的人”。本章可解释为：
孔子说：“没有中庸品行可称道的人，就一定有狂狷的品行吗？狂者还能勇于进取，狷者还懂得洁身自好啊。”
“必也狂狷乎”作疑问句看待会更合理。“狂狷”就像今天说的激进青年、愤怒青年。孔子说：不中庸的人就算激青、愤青了吗？激青还能积极进取，愤青还懂得洁身自好呢。意思是：你连激青、愤青都未够资格！历史上颇有狂狷的政治人物，如东方朔、魏征、鲁迅等，性格或谑（xuè）或怒，却能对国家、社会作出积极贡献。这样一解释，不仅本章意理清晰，而且前后文之间也逻辑通顺。本章是对上章“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的补充说明——现在那些公务员算什么啊？连激青、愤青都不如。
『22』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当巫医。’这句话说得真好啊！'人不能恒久地追求德行，就免不了要遭受羞辱。’”孔子说：“不需占卦就可以知道了。”
巫医是古代用卜筮、祝由（祈祷神灵）兼用草药为人治病的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爻的爻辞。
“不恒其德”有人解释为“不能长期保持自己的品德”，我觉得解释为“不能恒久地追求德行”更为恰当。如果你只有一项德行，保持它就能避免遭受羞辱了吗？ “恒”应该是不断追求的意思。“不占而已矣”和前文“斯害而已矣”句式一样，已作“已经、完结”解。
『2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说：“君子与人相处和睦，却各自保有多元的意识形态。小人即便与人观念相同，也无法和他和睦相处。”
和是调和，和五味而成珍馐（xiū），和五音而成舞乐。君子喻于义，虽不同而能容和。小人喻于利，虽同而多争怨。
“和”既是德，又是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和还是社会高度文明的理想状态。建立“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便是中国传统文化带给世界的最好礼物，中国的外交形象也可由此鲜明。
由这一章开始，转入讨论为政者的政治素质。
『24』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说：“周围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无法确知他的为人。”子贡又问孔子说：“周围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也无法确知他的为人。最好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乡人皆恶之”的人是有的，有些作恶多端、丧心病狂的人，真是人见人厌、鬼见鬼厌。但是“乡人皆好之”的人未必会有，有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好人”。在《阳货第十七》篇孔子骂他们“乡原，德之贼也”，盗德之名，实无德行。
孔子眼里品德高尚的人，是那些善者喜、恶者恨，敢作敢当的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正是从政者所应具备的高尚品行。一味做老好人，其实是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赚自己的名声。中国的官场自古都奉行“不得罪人”、“礼多人不怪”的陋习，结果贪污渎职沆瀣一气，真正做事的官员，反而大受排挤。
『25』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君子容易共事、难取悦。用不正当的方式讨好他，是办不到的。当他用人的时候，总能（不计前嫌）量才而用。小人难共事，但易取悦。用不正当的方式讨好他，他也很高兴。但等到他用人的时候，却是求全责备，百般挑剔。”
小人图私利，所以容易取悦。小人遇事好功、恶劳、避祸，所以对他所用的人百般挑剔，最好是十全十美：能办事，为他立功，又不会犯任何错误，不用他负责任。所以有个小人做领导好惨！没什么事的时候你可以拍拍马屁，用贿赂等手段讨好他，一但要做实事，就会被他骂个狗血淋头，左右不是人，什么责任都会推到你头上。君子就不同了，虽然难以用不正当的手段拉关系，但真用人做事的时候，他能够量才使用、举荐有能力的人，又能果敢担当，对事情负责。
『26』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孔子说：“君子胸襟开阔却不骄纵傲慢，小人骄纵傲慢却不胸襟开阔。”
都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可你还得看是什么宰相。有些“小人宰相”表面似乎挺豁达，可心里特能计仇，睚眦必报。俗语说得好：“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
『27』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孔子说：“刚正、坚毅、质朴、厚道的品行，就接近仁了。”
这里所说的“木、讷”就相当于孔子评价曾子的“鲁”，老实本分。做官如做人，有的官员给人感觉阴阴的，透着一股邪气。有些官员则一身正气，自然透着一股威严，让人能放心接近，但不敢在他面前耍阴谋诡计。
『28』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sī）、怡怡（yí）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问孔子道：“怎样才能称为士呢？”孔子说：“互助督促勉励，相处和和气气，可以算是士了。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兄弟之间相处和和气气。”
偲偲是勉励、督促、诚恳的样子。怡怡是和气、亲切、顺从的样子。
本篇以子路问政开始，讲了为政的原则、政治的一般规律、为政的注意要点，说明为政是很不简单的。本章再以子路问士作结论。孔子说知识分子、后备官员要做到与人相处和和气气，彼此鼓励督促。这似乎是针对子路的性格缺点来的，也是呼应前一节讲为政以德，叫我们别误解德就是拉着脸孔、装着道貌岸然，真正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待人是和气、爱人的。子路性格急噪，估计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了，所以孔子似乎是说他还没有从中央党校毕业，最好别去从政就是了。
『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子说：“有道德、有智慧的人领导、训练人民七年，就可以应对战争了。”
古人习惯用虎兕（sì）代表军队，调兵的信物就叫虎符，以表明兵事不可轻举，好比老虎不能轻易放出笼子一样。进行战争起码要满足几个条件：其一，为正义而战。名不正则言不顺，正义之师方可得道多助。其二，国有明君良将。一个没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会因战争的暂时不利而受反噬，各种反政府的势力、阴谋便趁机四起，一旦君子失其鹿，场面极难控制。另外，用兵贵在将将，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其三，国力强大。战争说到底打得是经济、科技等综合国力，事关全国上下、军民一心的努力。以上三条也是按重要程度而排列的。
子路擅长军事，他又是本篇主角，所以孔子在篇末便以打仗的内容做结论，其实不光是为了讨论军事，而是以打仗比喻为政。孔子说：士兵要上阵打仗，要经过善人训练他们七年。那么要从政呢？从政也如打仗一样事关重大，也不是轻易可以上阵的，必须经过一定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胜任。
『30』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说：“让没有经过训练的百姓去参加战斗，这是叫他们无谓送死。”
与上章相配合，孔子是说：士兵没有经过训练就上阵，等于叫他们送死；为政者若没有经过必要的学习、锻炼，也是害人害己。《先进第十一》篇谈到，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便骂子路“贼夫人之子”——简直是误人子弟！
古语云：身在公门好修行。实际上，身在公门也易堕落。以前看历史课本，以为王安石变法是受到保守派阻挠才失败，后来读到更多史料才明白：王安石根本不适合从政。请看他的名言：“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反映出他多么偏激、极端的心态。他还曾这样评价提携过他的前宰相韩琦：“韩琦别无所长，惟面目娇好耳。”这简直是在侮辱老领导嘛。苏轼评价变法说：青苗法、保甲法等新法虽好，可变法太快太猛，大刀阔斧的做法会令百姓难以适从。王安石非但没有谦虚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将他一贬再贬，丝毫不懂得“君子和而不同”。后来变法因缺乏可操作性，不少理想化的利民举措，一执行起来就变成官僚变相坑民的祸源，所以“熙宁变法”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抵制。保守派重新掌权后，王安石担心被保守派报复，居然疯疯癫癫，不多久便给吓死了。而司马光对新法的彻底废除，同样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和不理性。司马光和王安石正好代表了“过”与“不及”所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这场变法悲剧没有谁是胜利者，尤其苦了天下百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从政者能力、素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并不赞同弟子都走当官的路，漆雕开不愿出仕时，孔子为此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孔子又为一些有能力的政治人才无法施展抱负而感到惋惜。比如他认为冉雍可以南面而王，认为宓子贱可以做大国的宰相等。可见在孔子眼里，出仕为政是需要相当的德能的，不同层次的官职，需要不同的能力、道德品德来配合。
通过前面的篇章，我们了解子路的性格：冲动、好勇，做事有些鲁莽的人。他的志向是在三年内，将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治理成人人能战斗、个个懂道义的国家。现在他作为主角问政，我们就能大致了解，本篇是讲解一般的为政原则、规律，对为政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也进行了说明。本篇对应同人卦：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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