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

   新政派为了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力量，苏轼遂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以李定为首的一派谏官，藉手中职权，从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无中生有，兴起文字狱，陷苏轼于“乌台诗案”，幸得神宗英明，加之太皇太后的营救，才于虎口脱生，谪配黄州。

   黄州，宋为荒僻落后之地。作为贬谪之人，苏轼只能领到微薄的物质供给，正常的俸禄是没有的。初到黄州，偌大的家口生活问题严峻地摆在了苏轼的面前。苏轼便就手上现有的一点积蓄，粗作预计，紧衣缩食，勉强可支撑一年。转眼，已是来到黄州后的第二年，手头越发拮据起来。虽是闲居自得，但大江风月，岂可疗饥？面对生活压迫，苏轼希望能够自有一块土地，不辞劳作，就在黄州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好。在好友的帮助下，于州治之东一百余步的山麓地方，借领一块地方。得旧友襄助，轼感激非常。忆昔当年他只因折服苏轼题诗于其书斋，遂成苏轼幕僚，跟随其上任至遥远的凤翔。后浪迹江湖，不期却遇于黄州。这么多年来，苏轼不能提携于他，反在患难之中得他所赠，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

   得地后，苏轼将此地取名为“东坡”，并以“东坡居士”自称。东坡并非熟地，实乃一片废弃的营地。贫瘠且多碎石荒草，为了开垦此地，苏轼大费辛苦。他亲自耕作，能帮他抻把手的也只有黄州新交的两三个朋友。每天日出而作，戴月而归，日晒风吹，锄挖肩挑，平土引水，买种下秧，灌溉抗旱。待把这块土地收拾好之后，苏轼面黑身廋，完全已是一介农夫。他却不以为意，时常快乐不已。许是天意所佑，就在开荒播种的次年，风调雨顺，所种麦粟长势喜人，丰年在望。有了这块地，苏轼不再为生计发愁，一段时间过上了非常惬意的交友书斋生活。加之黄州团练副使的闲职，使他能够遍游黄州的山山水水。踏访赏玩之后，就将各种观感诉诸笔端。我们今天广为知晓的名篇《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在这时写成的。

   但是，躬耕东坡并不足以赡养偌大一份家口，所以，苏轼还想在黄州附近再置一点田地，才能够真正解决温饱问题。他就遍访黄州友人，时于乡民农人交谈，行走阡陌察看田亩。一次，他看完田，归家路上，天气突变，忽然下起了大雨。本来，他们带有雨具，看天色尚好，觉雨具无用，先叫人带回去了。这时候，除了挨淋，别无他法。同行者皆狼狈非常，独苏轼照样安步徐行，吟啸自若。雨止天晴，他很为自己保有这份坦荡的心怀而得意，作《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五年黄州期间，苏轼虽为罪官，而太守待他甚好，不以贬谪之人相看。按宋制，太守负有看管落职者的责任，但黄州太守全不以为然，给予苏轼完全的自由，而且每年重阳置酒招而饮之，宴酣之乐，吟诗作对，让苏轼忘却了自己是一个落魄之人。

   当初，苏轼获罪谪至黄州，而黄州五年生活，虽艰辛却远离政治风波，后来，召至京师，升擢连连，位至翰林，反而令他惶恐不已。所以说，幸与不幸，并非富贵荣华这些身外之物所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