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若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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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这个出版品牌创立两年了，出了18本书，除了有《候场》这样印量50万册的畅销书之外，其他书也几乎都实现了加印。但品牌主理人却说，每做一本书，都像一次前途未卜的投资，畅销书自有运气在里面。
“对了，我们搬家了，搬到了崇文门”。
这是铸刻文化第二次告别“昨日的世界”，从烟火气十足的蒲黄榆到光怪陆离的崇文门，不到一年时间。
2021年3月19日，铸刻文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为“蒲黄榆”的推文，谈到汪曾祺在《榆树村杂记》中对“蒲黄榆”地名由来的解释，以及选择这里作为办公地点的原因。这算是铸刻文化成立一年后的首次“官宣”。迄今为止，这篇文章还“霸占”着其官微阅读量Top3的位置。
在这之前，铸刻文化和单读出品的《把自己作为方法》早已盛名在外，口碑好书也让“铸刻”被更多人所熟知。如今，刚刚两岁的铸刻文化“共3条人”，出版图书18种，其中，除了《候场》这样印量50万册的畅销书外，其他书也几乎都实现了重印。为此，创始人陈凌云调侃自己的搭档王家胜说，“从此，提到蒲黄榆不只有汪曾祺了，还有你，'王加印’！”
虽然铸刻文化“活下来了，还算活得不错”，但陈凌云和王家胜毫不掩饰地表示，每做一本书，都像一次前途未卜的投资，畅销书自然有运气成分在。不禁令人好奇，在所谓的“运气”之外，铸刻文化到底要做怎样的出版？而两位创始人又如何走上了“中年”创业之路呢？
一入出版“深似海”
“陈凌云老师啊，人特别好”，早在采访之前，笔者就不止一次地听过同行的如此评价。他曾在某知名文化品牌工作多年，编辑过《退步集》《常识》等作品，但本人比较低调，很难在网络世界找到关于他的更多信息。跟他见过面、聊过天，真正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幽默。
和陈凌云的聊天，从他20多年前入行时说起。相较于如今“书商”的自我定义，年少时对文学的喜爱和向往，或许才是陈凌云出版故事的底色。少年时代，除了爱读金庸、古龙等作家的武侠小说外，对陈凌云影响最大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主人公克里斯朵夫的心灵成长故事，塑造了他性格里浪漫和浮夸的成分。
2000年，陈凌云毕业于杭州商学院，学的是跟文学几乎不沾边的市场营销专业。9月，他辞去了刚干了3个月的销售工作，从杭州来到北京。就像所有来京“朝圣”的文艺青年一样，他经常徘徊在万圣书园周边。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但觉得总归要跟文字沾边。他进过广告公司，想做文案，但两周后就被人辞退。又面试了几份工作后，最终在2001年5月被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简称“北京贝贝特”）录用，做校对，然后做编辑。
他进入的北京贝贝特，也是在2000年9月成立的。以教材教辅出版起家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广西师大社”）决意进军人文社科出版领域，而要做这一块，必须站到文化风向的最前沿。他们先是在北京，后来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成立异地分公司，形成了领行业风气之先的“贝贝特”模式。
在北京贝贝特度过了3年编辑学徒期后，陈凌云被提拔为艺术馆主编，职能相当于编辑部主任，陆续出版了陈丹青、梁文道、蒋勋、约翰·伯格等作者的作品，并逐步在人文和艺术出版领域形成了品牌影响力。2010年，北京贝贝特推出了新的出版品牌“理想国”，陈凌云担任编辑总监，后来是公司副总经理。
聊到编辑总监的工作，陈凌云将编辑团队的统筹管理比作餐厅大厨，“做书就像做菜一样，大厨主要做统筹和协调，要做哪些菜式，每道菜大概做成什么样，从具体的选题策划、编辑出版到视觉呈现，协调大家完成。”
如果说陈凌云是“大厨”，那么，铸刻文化的另一位创始人王家胜则自称自己是负责“颠勺”的。
2006年3月，也就是在陈凌云入职北京贝贝特的5年后，中文专业毕业的王家胜开启了自己的北漂之旅。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了3个月文秘后，他正式踏入出版业，先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了4年多，参与编辑了“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后于2011年年初正式入职理想国，与同年入职的七八位同事成为了理想国“一年级生”。
从人文馆编辑，到负责新设立的社科馆、通识馆，前后9年时间，王家胜完成了从学徒编辑到成熟社科编辑的蜕变。他将自己定义为通识书编书匠，经手出版了《打开：周濂的100 堂西方哲学课》《市场的逻辑》《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漫漫自由路》《耳语者》《布达佩斯往事》《八月炮火》《轴心时代》等作品，也从网络写作中发现了贾行家、云也退等创作新面孔。在与文本、用纸、制作、工艺、投入产出比计算等具体出版环节的“耳鬓厮磨”中，他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做书的门道。
再不折腾就“老”了
这两年，资深出版人创办出版品牌的不在少数，或从体制内“出走”，呼朋唤友一起搞事业；或一两人“轻装上阵”，有资源在手，一年几本书不在话下。创业理由无外乎——想做点不一样的、自己喜欢的书，陈凌云和王家胜亦如此。
2019年，陈凌云忽而感到人生已过半，再不自己做点什么，就要“老死”在那个化工小院了。“我眼见着院里一些两三岁的孩子长大成人，谈婚论嫁，那一霎那，我感觉自己在这里已经长出了青苔”。同时，他也很清楚，到了40多岁的年龄，再跳槽难免“高不成、低不就”，“去其他公司做个总编辑、副总编辑，你肯定会要求比较高的工资，但自己真的能给新公司带来与之匹配的资源和成绩吗？”他并没有犹豫，2020年，和包括王家胜在内的几个朋友凑了点钱，成立了铸刻文化。
但两位也有与其他创业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好像看不太出他们是在创业。既没有孤注一掷的意气风发，也没有活不下去的焦虑、紧迫。“我们第一步肯定是先做出几本书，生存下来，其他一切都是空谈。”毕竟出来单干就得从0开始，很难依托原来的资源。虽然刚开始他们也对品牌有过一定设想，但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产品方向，先“做做看”。陈凌云说。
而在王家胜看来，出版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小商贩家庭出身的他，从入行起就会认真考虑每本书的成本，除了日常的案头工作之外，他还身兼铸刻文化的财务、印务、人事等职能，每一笔支出和投入都经过他的精打细算。
在“落户”蒲黄榆之前，陈凌云和王家胜一直借驻在单向空间东风店。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他们的好友兼前同事罗丹妮出任单读的编辑总监，全面负责单读的图书出版业务。于是，业务刚起步的双方便顺势开启了“取长补短”的深度合作。双方共同策划出版新书，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或合作的其他出版机构发行，铸刻文化相当于投资者角色。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双方共同参与选题策划、审稿、设计、营销等工作，不同项目各自的参与程度不一。
在目前合作的项目中，李诞的《候场》“自带光环”，市场表现最好，迄今总印量达50万册。作为双方合作的第一本人文社科图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的市场表现和口碑都远超他们的想象：首印1万册，半年加印10次，目前印量近20万册，豆瓣评分8.5分，成为名副其实的“双效”书。
此外，《说理》《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大地上的尺规》等铸刻文化独立出品的图书也基本都实现了加印，“'西瓜’这样的艺术书都加印了4次，还是作者鱼山目前卖得最好的书呢！”对此，陈凌云不无得意。
《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鱼山/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铸刻文化 出品，2021年6月
做书就是不断打开认识世界的窗口
考虑到外版书的出版周期较长，目前铸刻文化基本只做原创书，主要集中在文学、人文和艺术等领域。陈凌云坦言，“在资源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事情，只做原创，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好，是理智的选择也罢，至少目前我们活下来了。”
对于陈凌云来说，做文学书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是偶然，却也恰好契合了他少年时代对文学的热爱，他说“感觉现在的自己和高中时的自己相遇了。”陈凌云在《西湖》上发现彭剑斌的作品时，“觉得他写的东西好得不得了，就是自己梦想写成的样子。”于是，先后出版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不检点与倍缠绵书》两本小说集。而这，距离彭剑斌上一次出书已经过去了近10年。这次新书出版，相当于重启了彭剑斌的写作生涯。在陈凌云看来，或许这才是出版工作最让人兴奋的地方。
另一个青年作家孙一圣的《夜游神》，虽然目前销量不算高，但被业界评价为“作者的风格崛起之作”，入选了《南方周末》的“2021年度十大好书”。陈凌云谈到，不同于人文社科书有可参照的客观评价标准，文学和小说更多是出于感性，就像“两个气味相投的人互相喜欢”一样。即便在当下一些读者看来，孙一圣的文字风格不够光亮、顺滑，但他相信，孙一圣在文字和语言方面的探索，或许终将使其在当代文坛有一席之地。
《夜游神》，孙一圣/著，上海文艺出版社，铸刻文化、单读 出品，2021年9月
实际上，《夜游神》原名叫《野生人类》。收到原稿时，陈凌云和王家胜先读完了孙一圣近40万字的全部小说，重新筛选了15万字左右的篇目，再讨论后定下了了全书的框架和结构，后又多次调整篇目的前后顺序。原来作品第一篇是故事性最强、也最好读的《夜游神》，但为了给作品定下整体基调，同时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最终把两万字不到的《还乡》放在了第一篇。而为了让小说风格更统一，整体故事节奏更丰满，在编辑的建议下，新书临下印前孙一圣还对《漫长一枪》做了大幅修订。
这种对于做书的“执念”，还体现在选题上。虽然有资深出版人建议他们，刚创业不要去做摄影集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书，但陈凌云和王家胜还是冒险做了意大利摄影家老安的首部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这本书8开大小，定价298元，首印4000册。从编排、开本、标题到推荐序（特邀陈丹青、顾铮等人撰写），乃至每张照片的大小都不断推翻重来，做了一年多时间。陈凌云说，做这本书的乐趣在于，“跟着老安学习怎么看一张照片，给我们自己做图像阅读的'扫盲’。”面对这本书的销售压力，他则表示，“反正，做生意不就是赌一把？”事实证明，他赌赢了，目前这本书正在加印中。
《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意] 安德烈·卡瓦祖蒂/著、摄，上海文艺出版社，铸刻文化、单读 出品，2021年11月
在相对理性的王家胜看来，从事编辑工作最大的幸福在于——每接触一位有专长领域的作者，都是为自己打开一个认识世界的新窗口。而在这个过程中，做好文字工作是编辑的本分，要学习如何对自己经手过的文字和书负责。“如果文本工作做得好，读者或许感知不到编辑做了什么；但若没做好，一定会被读者挑刺。因为，'没有错误和瑕疵’是大家对于纸质书的一种合理期待。”
把好书卖好才是正经事
出版人或许都对《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的故事不陌生：赌徒杜普兰认识到，经营四开本《百科全书》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就押上全部身家，卖掉股份、房产和家具，最终冒险赚了大钱。他的贪婪促使其去投机、冒险，为自己赚取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
在陈凌云看来，出版作为一门生意，首先是去发现一个有价值的投资品，其次是愿意冒风险将其出版，最后是尽自己所能将其呈现得更好。“市场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出版人唯一能控制的是，把一本书做到什么程度以及动用各种渠道把它传播出去，而读者接收到这些东西后是否愿意再传播，传播过程中又可能遇到哪些不确定因素，都是很难控制的。”以《候场》为例，作者李诞自带流量的部分是相对确定的，但究竟能卖30万册、50万册还是100万册，出版商是很难估量的。
再如《把自己作为方法》，在此之前项飙主要在学术圈有名气，但恰逢他参加《十三邀》节目播出后，其学术思想和对现实世界的关照广受年轻人欢迎。作为出版方，他们判断《把自己作为方法》“可能会卖得不错”，但最终20万册的印量还是“远超大家的想象”。陈凌云也指出，即便《把自己作为方法》已经卖得很好，但若面对另一个同类选题，还是难以轻易判断能卖多少册。“我们并不能感受到完整的市场信息，如果某本书火了，肯定是它触及到了当下时代的某些情绪，但图书的畅销原因只能事后分析。”
两年时间，铸刻文化共出版了18本书，这样的节奏并不算快，“虽然少了一点，但我们的确也忙不过来”。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陈凌云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并形容自己“是务实的随性主义”，“做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我们能活下来并过得不错，只能说运气还不错，多少挣点钱，自己开心；如果还能给作者带来更多收益，靠写书把日子过得好一点、更有尊严一点，就更好了。”他说。
铸刻文化2020年和2021年推出的所有图书
至于铸刻文化做的书能否“反映或记录当下这个时代”，那或许是他们“承受不了的重量”。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有更多读者知道铸刻文化这个出版品牌，自然更好。毕竟，如果看过其Solan——以铸字刻版的古老心情，做今天新鲜活泼的出版，恐怕就很难把“铸刻”误读成镌刻、铸铁、铸剑。
★以下是采访中那些有趣的Q&A。
Q
与过去相比，当下出版环境最大的变化是？
Q
你们认为，编辑的核心价值是？
陈凌云：编辑分不同类型，因人而异：有的更偏重于策划，有的更擅长做营销，还有的更执着于案头工作。我想，好的编辑要具备一种兼容并蓄的心态，如果只想听到自己想听到的而屏蔽掉批判的声音，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大和自我欺骗。
Q
有过想要放弃改行的时刻吗？怎么说服自己坚持下来的？
Q
能给志愿从事出版或新入行的编辑一些建议吗？
Q
这两年最欣赏的出版品牌？
Q
疫情对公司的生存发展有影响吗？如果时间倒回2020年，是否还会选择辞职创业？
Q
最后，对铸刻文化的未来发展有何规划或畅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