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玺印使用方法及遗痕

研究中国玺印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探讨玺印的使用方法。在人类最早使用玺印的西亚两河地区，用印方法比较简单，只将有标识意义的印章打在泥板、泥器上，而中国古代玺印的使用方法，则要丰富许多了。

为了探讨玺印的使用方法，搜集分析用印遗痕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由玺印这种器物的独特功用所决定的，它们往往通过抑印后的痕迹(如拓扑出的陶文、烙文、泥封，如钤朱的纸张上)来证实自身的效用与价值，用印痕迹反映了至少两种物质文化的结合，因为中国古代玺印使用方法的丰富，遗痕及存在遗痕的物质资料也是非常丰富的，这也反映了中国玺印文化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响。

以下，文豪老师以用印方法与有关遗痕相结合来进行分类叙述。

抑印

抑印即是将玺印用力压抑在另一物质上，以显现出印面文字或图形内容。这一般反映了两种物质文化的结合，即玺印与被压抑的受体，但也有例外。抑印有徐缓压下的，也有强力砸打的，这要取决于受体的硬软程度。抑印法又分如下几种：

1.印陶

玺印起源于印陶，新石器时代中期时即有在陶胚上抑印纹饰的作法，这时的用于抑印纹样的陶制、木制、石制拍子，有的一块一块地在陶胚上压抑出纹样，后世印章即肇源于此；还有的如圆柱状，滚动式地在陶胚上压抑出连续纹样，在西亚两河流域中也见到过这样的印章。到了殷商时代，出现了最早的单枚文字玺印印陶。在东周时代之后，单枚文字玺印印陶已比较常见，到两汉时代，在一些大型器物(如陶瓮、板瓦)上，出现用滚筒式连续抑印的文字玺印。使用在陶胚(包括砖、瓦)的玺印质地是多样的，既有金属的，也有陶质及其他质地的。印陶(包括砖瓦)上的用印遗痕除了用肉眼直接观察外，也可以用拓墨法揭示。

2.封泥

又称为泥封，文献中最早见于《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东观汉纪·邓训传》记：“训好以青泥封书。”《汉旧仪》还记载皇帝之玺以武都紫泥封。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记：“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诏是也。今之米印及印仓廒印近之。”从现在考古发现，可推测出封泥有这样一些用法：①竹简木犊等文件信函的封简；②各种罐、筒等储藏器的封储；③一些工程土石方考验的封标(估计为绳索把已完成土石方圈牢，而后由官署在绳结处打封泥)；④封固门户；⑤封守钱串；等等。封泥之制为世人认识较晚，在清末四川、山东等地出土的封泥，曾被人误认为是“印范”。封泥从战国时即出现，秦西汉时达到使用高峰，自东汉而魏晋逐渐减少。魏晋之前的封泥公私印皆有，画印也有，但以公印占最大舵数。在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唐代封闭贡物罐的封泥，全为公印，这样将封泥使用的下限向晚推移了。战国到秦代封简竹简木犊的封泥，往往不带“封泥匣”，而汉代之后的封泥，往往带有木制中凹的“封泥匣”，这是近年考古发掘中得见的新知识。早期封泥本身常常是近方形、圆形小泥块块，泥质细腻，为青、紫、褐、红等色的胶泥。有些封泥在抑印之后曾经烧烤变硬。封泥的上面为被玺印压抑出的文字与图形内容，其背面常常有简、筒及绳结痕迹。唐代的封泥只是泥皮皮，面积较大而易碎。我们多次说到，传世的玺印和考古出土的玺印，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随葬用印，这种随葬用印无论怎样接近当时的制度规定，总是与实用玺印有一定差别；而历代抑印在封泥上的，则是当时的实用玺印遗痕。这使我们在研究玺印文化时，愈来愈重视封泥资料；封泥中大量公印遗痕，更是研究职官制度史、政治制度史的重要资料。

3.仓廪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仓米的管理为历代所重视，从东周时代起，即有一些反映仓廪管理的公用印。仓米印现在又称为“仓拍子、米拍子、粮拍子”等等，用它将印文的内容拍抑在粮囤表面的粮粒堆上，使得粮粒表面出现文字，以防有人盗粮。现在见到个存世的汉代巨印，可能为仓米印，仓米印的字道受粮食颗粒大小的制约，如果粮粒大于麦粒，则仓米印的字道比较粗壮；如果粮粒为粟粒、芝麻一类比较细小，则仓米印的字道稍窄小，即使如此，也比一般的玺印大出许多。近年山东出土“右盐主官”巨印，大约为盐仓管理用印，其用法及意义如同仓米印。历代的仓廪印以木质为多，所以易朽烂而难以传世；至于仓廪印的用印痕迹，当然只能以肉眼短时间地观察如仓粮面上的文字，历史上曾经使用的情况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

4.制范

这种用印方法或遗痕，往往要涉及两种以上的物质文化资料。具体方法大致是这样的：将印章面上的文字压抑在模型上，再由熔铸出的金属器上表现出来；另外还有将玺印压抑在母范之上，再由母范翻印到模型上，最后仍然由熔铸出的金属器物表现出来。最早的例子经有的研究者指出为东周时代秦国青铜器《秦公簋》等上的铭文所见。近年在山东出土的青铜马饰上有“十四年十一月平绍”，即为印谱上此印制范的遗痕，陕西出上的西汉“樊氏”印，也应当是制范所用。这种用法在后世也有用在瓷器上的。其用印遗迹资料的识别，拓印方法与印陶相似。制范法与金属器皿铭文、金属铸币工艺等有密切关系。

5.錾戮

前四种方法可以是徐缓压抑的，而錾戳则是以较强力量砸击从而使印文出现在另一金属体上的。战国楚国的金质“陈爯”、“郢爯”等等，就是较早的例子，这时的“郢爯”印戳是青铜制的。唐宋之后，一些金银器上也有印戳錾现的文字，以表示土匠，工场或物主。这种用印遗痕资料的识别，拓印方法与印陶相近。錾戳法与金属器皿、金属制币等上的冷锻出文有密切关系。

烙现

烙现是金属玺印借助火烧热力，将印文、图形等内容烙记在另一种物质材料上。这种方法起源很早，但施用范围不如抑印范围广。

1.烙革

以往的研究者对一些战国、汉代巨印用法不得其解，经清末罗振玉先生指认汉“灵丘骑马”印为烙马印后，大家才知道巨型玺印中有一些为烙马印。它的用法是以烧红的玺印灼烙在马的表皮上，以表示马的品质、属主或数量，其中最雄奇瑰伟的代表为战国燕国的“日庚都萃车马”巨玺；烙马印的行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两汉魏晋时代存在着私人部曲制度(家族武装)，部曲的兵卒身份几乎形同役使奴隶，毫无人身自由而只是豪强的一份财产，所以在当时，部曲的统帅们亦有可能在兵卒身上烙以印记，在上世纪50年代一些边远待开发的民族地区对农奴们仍存在类似行为，如西汉“曲革”印，大约即具有这种烙印性质。无论烙在马皮上、人身上，当时的印记当然保存不下来，这只能根据遗留的印章实物来推测它们的用法。

2.烙竹木

最早发现在战国时期大型墓葬的木槨烙以文字印记，例如河南出土楚国木槨墓上所见，大抵有记事、记墓主、记木材来源等几种用法。这种烙竹木的玺印实物也有所发现，例如山东出土战国“左析正木”玺(这种古玺文字在印陶文字间也有发现)，传世西汉“柜司空”印，烙竹木印的遗痕可以是历史遗留竹木构件上烙记的拓扑显现，也可以直接研究遗留存世的烙印本身。在竹木材质上烙以印记的作法一直延续到现代。

3.烙漆

最早发现于战国时期漆器上，秦、两汉时期亦多见。常用以记载市府名称、简单地名、工匠名称、数字等等，例如在湖南、广东出土漆器上即见到文字烙印，这种作法一直沿用至今。具体烙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烙在漆器的竹木质胎骨上，再以髹漆，这样漆汁盖在印文之上，印文被漆汁覆盖于下；一种是在完成的漆器上烙印，这样印文显现于漆汁之上。漆器上的烙印肉眼易辨，但是不易拓取，只有依靠照片或摹本得以反映。对照漆器上印文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存世的古玺印中指认某些可能是烙漆印。

4.火漆印

火漆印的作法和一般烙印方法有些不同，它是将加热融化的漆汁滴在文函、器物、装袋的封口处，而后趁热火漆汁未凝固硬结而将印文抑烙其上，常表示是由哪级官署或哪个人进行封闭的，与古时封泥的作法意义有相似之处。目前所知这种方法起源于清代，一直沿用到现今。这种火漆印块上的内容可以用墨拓取验。

钤色

钤色是印章印面蘸以某种颜色，钤印到另一种物质材料的表面，颜色质地有蜜质、油质、硃砂和水质等，其颜色绝大部分为硃红色，沿用至今已为现代人所习惯；而历史上尚有钤黑色、紫色、蓝色等等，与不同的使用意义有关。现代人们习惯于认为在纸质文书、字画上钤红色印文为钤印，殊不知在一切物质材料上，比如绢帛、竹木、金属、皮革(新鲜肉皮与制革)、邮政上的墨油戳记、甚至食品上的色点戳记等都属于此列。关于中国玺印钤色使用的起源历史，一向为印史研究者所注重，因为这种方法是现今(包括国际间)最常见的印章使用方法，完全有必要追溯其源头。早先的研究者从实物资料遗存分析，认为这种方法始于隋唐时代；后来的研究者们注意到文献记载，如《魏书·卢同传)“肃宗世(北魏孝明帝，公元516--528年)……人多冒军功，同阅吏部勋薄，……乃表言，……请总集吏部中兵二局勋薄。……若名籍相应者，……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明造两通，……仰本军印记其上，然后印缝，各上所司统将都督并皆印记，然后列上行台。”(北齐书·陆法和传》载：“梁元帝(公元552-554年)以法和为都督、郑州刺史，封江乘县公。法和不称臣，其启文朱印名上，自称司徒。”后来根据罗福颐先生的研究，指出在敦煌出土经卷上所钤朱印“永兴郡印”为南齐隆昌年间(约494年)之事，实则此印为隋代钤用；而在陕西出土北朝晚期“卫国公印”，这样就将印章用硃色钤盖的时代上推至南北朝时期。有专家曾经指出，在湖南战国楚国墓葬出上的绢帛上和湖北江陵马山战国楚国一号墓的丝织品上曾出现多处硃红色玺印钤盖的痕迹，这才是中国玺印钤色用法的较早的实例。这样，钤色出现的时间比南北朝、隋唐等说法大为提前了；同时，也解决了存世的某些战国小玺、阳文玺的用法问题，因为由于它们的细微是难以抑盖出清晰的陶文或封泥的，但蘸盖印色则可以明晰地显现出来。战国以来许多小玺印铃色于绢帛等有机质织物上，而这些织造物极为容易腐朽，以至于存世极其罕见。玺印的钤色遗痕(织品上、纸张上)只有依靠照片、摹本(包括摹本的再翻刻)显现；自宋代开始，研究者们将各代各类玺印钤盖集谱(又称之为“打本”，单枚的又称之为某印的“印蜕”)，印刷术又使各种各样的印谱化身千万，但是这仅仅是后来对古代架印资料的集见方式之一，并不能依此说明古代玺印就是这般使用的。需要着重指出一点，印章的钤色运用，是中华民族“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直接渊源。

佩印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从东周时期开始，有一些玺印并不是抑盖、烙现或者钤色使用的，而是一种人们随身佩用之印。有的为表明自己的身份，如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佩五国相印；有的带有宗教色彩，比如在《抱朴子》中记“古之人人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也有的大约有供玩弄或其它意义。凡佩印，其印面文字不应当是反文，而应当是正文，佩印除了依实物分析而外，不会在另一物质载体上留下遗痕。另要注意，文献中常见的“佩印”一说，有的实际是指抑印、钤色等功用，而未必如本文’‘佩印”即佩而不抑之意。

以上介绍了中国古代玺印丰富多彩的抑盖灼烙钤用方法以及同样丰富多彩的用印遗痕，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印章的民族或国家是很多的，但像如此多种多样的使用玺印的方法，只有中华民族独有。中国玺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直至今天仍存在着旺盛的活力，以上所介绍的各种用印方法的大多数直至今日还在沿袭应用着，这本身就成为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这些用印方法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继续与发扬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