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璽印文字通常以古璽印（指先秦印）和秦漢印爲主要對象。在先秦時代印章大都稱爲璽。秦始皇才規定皇帝的印稱璽，一般只能稱印。在漢代，除皇帝外，皇后、諸侯王等最高級貴族的印也稱璽。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印，如太守、將軍和公卿的印稱章(西漢初似多稱印，見於傳世封泥的一些郡守印文可證）。其他官吏以及列侯、關内侯等人的印，跟平民的一樣，都稱爲印。戰國時代的東方國家（指位於秦國之東的那些國家)多把“璽”字寫作“鉨”，因爲古代璽印多數是用銅製造的。
在戰國和秦漢時代，璽印不是像後代那樣蓋在紙上，而是蓋在用法類似現在火漆的“封泥”上的。封泥可以封緘書寫在簡牘上的公文、書信，也可以封緘盛有東西的器皿、囊橐等物，甚至還可以封門户，用途很廣。在製造陶器的時候，也往往在器坯上打上製造部門或陶工的璽印。有些陶器上還打有吉語或格言印。此外，人們還把璽印烙在木材和漆木器上，戰國楚墓椁木上曾發現過烙印文字，秦和西漢前期的漆器往往烙有亭、市的印文（同時代的陶器上也往往有這類印文）。有的璽印是專用於在畜牲身上打烙印的，如燕國的“暴（？）都萃車馬”印和漢代的“靈丘騎馬”、“常騎”等印。在戰國楚墓中還曾發現過蓋有長方形朱印的絲織品。傳世漢代長條陽文印中，如“張文孟縑”、“大鄭布”、“巨侯万匹”等印，也應該是工商業者用來蓋在出賣的紡織品上的。這種用印方法跟後世在紙上蓋印的方法已經很接近了。研究璽印文字，對古人使用璽印的各種遺迹應該重視。《漢印文字徵》兼收封泥文字是很有道理的。保存在古代陶、漆器上的大量印文同樣是研究璽印文字的重要資料。
戰國、秦漢的璽印文字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從印文内容看，它們提供了官制、歷史地理、社會經濟和思想習俗等多方面的研究資料。不少資料可以用來補充流傳古文獻的缺漏或訂正其錯誤。從清代以來，學者們已經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近人陳直的《史記新證》和《漢書新證》就引用了很多漢印。
從文字學的角度看，戰國、秦漢璽印文字的重要性更爲突出。已發現的戰國古璽數量相當多，璽文中不重複的單字數大概比同時代銅器銘文中的還要多，對戰國文字的研究是一批極爲重要的資料。王國維論定《說文》中的“古文”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所使用的文字，就是以古璽文字爲主要依據的。秦漢印數量更多,是研究秦漢時代實際使用的篆文的一批最重要的資料，可以用來訂正《說文》篆形的很多錯誤，還可以補充不少《說文》未收之字。秦漢印文有些含有濃厚的隸書意味，有的就是早期的古隸，所以對研究隸書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價值。漢印文字的一些簡俗體也值得注意。例如看到了漢印“屖”旁的一些很容易跟“隹”旁相混的簡化寫法，就可以明白“穉”字爲什麽會訛變成“稚”。
篆刻藝術的愛好者，也需要從文字學和美學等角度對璽印文字進行研究。
在過去,一般人要研究璽印文字會碰到相當大的困難。因爲著錄璽印文字的書主要是古印收藏家們所編的印譜，這些古印譜多爲鈐印本，鈐印的部數不多，而且大都從未公開發行過，一般研究者很難看到。即使是那些公開印行過的古印譜，大多數也早就成了舊書店中的珍本，窮書生是不敢問津的。此外，介紹關於璽印的各種知識的書也非常缺乏。從6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出版了一些關於璽印的重要著作，使上述情況有了改變。下面簡單介紹一下可供參考的主要著作。
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下文簡稱“璽彙”)和《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文物出版社，1987。下文簡稱“徵存”），爲研究官私古璽和秦漢至南北朝官印提供了比較完整的資料。清代以來已著錄的和國内各地博物館等機構所藏的未著錄的有關璽印，凡是有研究價值的，基本上都已收入這兩本書。但是限於客觀條件，應收而未收之印也還有一些。明人印譜，如顧氏《集古印譜》等也收有一些先秦古璽，有些相當重要。由於這些印譜現在一般只能找到摹刻本，《璽彙》對它們所著錄的古璽一律未收。明人印譜所收秦漢至南北朝官印有些也相當重要，除少數有鈐印本可據者外，《徵存》也沒有收入。所以要對古璽和秦漢至南北朝官印作深入的研究，只靠這兩本書提供的資料還是不够的。要研究秦漢時代的私印，那就只能完全依靠其他印譜了。收秦漢私印最多的印譜是清代陳介祺編的《十鐘山房印舉》。此書有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本，前兩年還出過涵芬樓本的翻印本。
《璽彙》、《徵存》所收印文都附有釋文，《徵存》還加上簡明的考證，爲讀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吳振武《〈古璽彙編> 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一文（香港中文大學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古文字學論集·初編》，1983)，對《璽彙》的釋文和編排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見。使用《璽彙》時最好能參考這篇文章。
要想瞭解1949年以後在國内文物、考古書刊上發表的新出璽印資料及其研究情況，可以看王人聰編的《新出歷代璽印集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專刊之二， 1982。下文簡稱“集錄”）和同人編著的《新出歷代璽印集釋》(同上專刊之三，1987)。《集錄》所收資料以1980年爲下限。1983年以後逐年在書刊上發表的璽印資料，在從1984年開始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鑒》裏有簡明的記錄，可供參考。
璽印文字的單字彙編，有羅福頤主編的《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1981)和同人所編的《漢印文字徵》(同上，1978)及其《補遺》（同上，1982)。
古璽印方面的通論性著作，有羅福頤、王人聰合著的《印章概述》（三聯書店，1963)和羅福頤的《古璽印概論》（文物出版社，1981。下文簡稱“概論”）。前一書的主要内容已包括在後一書中。研究璽印文字的人至少應該初步具有關於璽印的各種知識，很有必要先讀一下這種通論性著作。
1985年齊魯書社出版的王獻唐遺著《五鐙精舍印話》，内容涉及璽印的形制、時代，印文的格式、字體，古代關於璽印的制度以及璽印發現、流傳和研究的歷史等很多方面，有些問題研究得很深入，雖然體例稍嫌雜亂，仍不失爲一部重要的印學專著，值得一讀。
下面再簡單談談研究璽印文字時應該充分注意的幾個問題。
要研究或引用璽印文字，最好先弄清楚三件事，即璽印的真僞、璽印的時代和國別以及印文的排列方式。
璽印較易作僞，流傳的僞品很多。關於辨別璽印真僞，《概論》有“古璽印及封泥的辨僞”一章可供參考。但是除了一些極明顯的僞印外，要論定一方璽印的真僞是很不容易的。即便是很有功力的學者們，也往往見仁見智，難以取得一致的意見。例如《璽彙》288號“將渠”大玉璽，有的學者斥爲僞物，有的學者則奉爲上品，至今還不能認爲已有定論。《璽彙》和《徵存》收入之印大體上都是可靠的，但是也偶有比較明顯的僞品。例如《璽彙》199號末一字應是根據清人誤釋而僞造的“鉨”字，294號書法極其拙劣，此二璽當是僞品無疑。另一方面，《徵存》附於書末的九十餘方僞印，其真僞也不見得全都沒有討論的餘地。總之，辨別璽印真僞是難度相當大的事，初學者只能謹慎對待，多看多想，以求逐漸獲得較强的辨僞能力。
如果研究戰國古璽，還要注意分國的問題。戰國時代東方各國的古璽，在璽的形制、璽文的格式和內容以及字形結構、用字習慣等方面，往往各有特點，可據以作分國的研究。一般說，楚、齊、燕三國的璽印，特徵都比較明顯。三晉的璽印，彼此間共同點較多,往往只能根據璽文内容如地名等來加以區分。如果想對這個問題有比較具體的瞭解，可以看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中的“璽印”一章和葉其峰《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3期）等文。古璽的出土地點是判斷古璽國別的重要根據。但是由於璽印會隨人而流動，這一根據也不是絶對可靠的。
在秦或秦漢之際的巴蜀文化或有濃厚的巴蜀文化特點的墓葬中，出土過印面有田字形格，文字奇詭不可識的一種銅印（《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61頁圖60·3, 《考古》1987年7期）。有些學者認爲這種印文是一種巴蜀文字（《新出歷代璽印集釋》22頁），大概是正確的。曾被收入《鄴中片羽》等書、傳爲殷墟出土的一方所謂“奇文璽”（圖見《中國文物報》1988年4月15日），其印文就是屬於這一類型的。過去或認爲這是殷代古璽，那就把時代和國別全都搞錯了。
印文的排列方式，也是研究戰國、秦漢璽印的人所應注意的。在古官璽和秦至漢初官印中,除了常見的由上而下、由右而左的印文排列方式外,還存在一些比較特殊的方式。在古官璽中，由左而右的印文排列方式不時能看到。兩字的如《璽彙》257的“左宫”。四字的按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的次序讀，如《璽彙》169的“上東門尔（鉨）”。此外還有一些四字印文是橫讀的，即按右上、左上、右下、左下的次序讀，如《璽彙》65的“司寇之鉨”。秦和漢初官印的印文也有橫讀的，如《徵存》35的“杜陽左尉”。此外還屢見對角讀法的印文，即按右上、左下、左上、右下的次序讀，如《徵存》32的“宜陽津印”。對角讀法也可以先左後右，即按左上、右下、右上、左下的次序讀，如《徵存》9的“南宫尚浴”。漢代私印有不少用回文讀法，即按右上、左上、左下、右下的次序讀，如《概論》54頁所引的“陽安世印”“楊延壽印”等。此外在官、私璽印中都還有一些特殊的印文排列方式，但都很罕見，這裏就從略了。如果按常規來讀排列方式特殊的印文，就會不知所云或誤解文義。例如：《徵存》15號印文本來應該按照對角讀法讀爲“泰（太）上
如果想對璽印文字進行深人研究，還需要注意提高文字學、古文字學的水平並充實關於古代官制和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識。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原載《中國文物報》1989年1月20日3版，又载《袭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3卷286-29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微刊小編：M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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