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是成为重要的印材的缘故，寿山石从印章开始，逐渐在文人的书房当中成功占据了一席之地，可以说，在诸多寿山石文房小件中，印章是最为重要的一类，也是文人们最为常用的文房小物，无论是写字、画画，落款时多半要蘸着朱砂钤上一方印。
不过，自矿脉中产出的寿山石往往呈不规则的形状，或难以切章，或切成方方正正的规整印章之后余料颇足，且又或温润或莹澈，或皎洁或鲜妍，片玉断珉，弃之自然可惜，文人们环顾自己的书房案头：除了印章，或许还有其他小物可用寿山石雕刻造型？
《看山阁闲笔》中说：“石为元章（米芾）之友，曾具袍笏下拜，最是高洁贤贞之品，几案间不可无也。”石，在文人心中象征着高洁、坚定与傲骨，一案美石，亦是文人理想的寄托。
寿山石天生一抹温润气质、神韵韫藏，雅致之处远非金银所能企及，正适合雕为文玩，置于触手可及之处，供伏案读书之余细细品鉴，陶冶精神，有道是“笔砚精良，人生一乐。”
另外，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认为：“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牕几案，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
从几案所陈设的文玩上就能反映出主人之雅俗，这些文玩不仅仅是普通的案头用具，更是独特的艺术品，它们的制作不求繁复，而是倾向于“清雅”之美，彰显所谓文人的格调。
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里有这么一段文字，充分概括了这种“文人化”的日常美学：“在后期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文艺及美学日益成为统治的主流。
它的主要特征是追求一种平淡天然的美。这种美的趣味和理想，同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宫廷贵族和门阀士族）以富丽堂皇、雕琢虚饰为美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宋代美学）与“适我性情”相联系，审美所具有的积极的社会意义被削弱了，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审美的趣味和理想又扩大了美的领域，使美与个人日常生活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在封建制度所容许的范围内，使个人审美的情趣和要求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发展。”
这种“平淡天然”的美，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并在文人美学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于至今仍被推崇。而寿山石的温润明洁、含蓄凝腻的石质，正符合了这样的美学特征，以此制作文玩再合适不过。
因此，文房中的寿山石，渐渐从单纯的印章，变为门类更丰富的诸多文玩，制作精巧，雕刻细腻，加上寿山石天然的巧色别出心裁的运用，工材俱佳，自邀文人之珍惜。
提及寿山石的文玩系列，当下几乎遍及文房所有品类：笔掭、臂搁、笔架、砚屏、水丞、墨床、书镇……而这些文玩，大多也延续了清雅自然的特点。
无论何种品类，往往造型简洁，多以金石博古、自然花鸟作为雕刻的题材,不便一一详叙，略举其中常见几种，供藏友们品鉴：
笔掭，又作笔舔，这是用以抹匀饱蘸墨汁的笔尖的文房小物，虽然如今毛笔书写已成为罕事，不过寿山石雕笔掭依然保有原先的样式，或是雕作舒展的一片树叶，或是雕作一朵斜倚绽放的花朵，花瓣平摊，也有传统规整的造型，饰以传统的花纹，总之，一片平坦光洁的平面，可供舔笔之用。
水丞，又作水盛、水盂、水滴等，顾名思义，作盛水之用，以备磨墨。宋代赵希鹄的《洞天清录》：“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始兴于汉代，定型于三国、两晋，发展至明代时，出现履式、豆形、瓜果和动物等形式。如今传统的造型仍存，又有龙池等新的造型，颇可赏玩。
笔架，又作笔格。“偶得笔架，乃嘉石也，敢进献文府，寘之明窗净几之间。”“宠贶笔架，森然天成，寘诸案间有生云之气，管生得所依矣。拜赐甚侈。”在古文献中，就有关于笔架的赠答。笔架造型丰富，或为山峰绵亘之状，或为小桥流水之形。
镇纸，又作镇尺、压尺。古代放置于案头把玩的青铜器和玉器，文人常常用其压纸或压书，镇纸由此产生并发展为重要的文房用具。在唐代就有以石作镇纸的先例，杜光庭《录异记·异石》：“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
墨床，用以承搁墨锭。墨床以墨定形，造型多案架形、座托形、书卷形、博古架形，或曲折或简练。寿山石墨床往往精巧，以博古纹装饰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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