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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安博士新著《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于2001年12月出版问世，世人俱当在2002年读到此书。我因常时奔走于海外，行踪蓬转不定，直到夏秋之间，方能静心拜读。实钦佩其精审细密，始末全备，严谨深入，纵论全局，并突出重大特点，真是今代学术巨献，儒术遗轨。心下深切敬佩，相信学界高人必有回响。
果然在张氏出书一年之后，适有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发布其重要书评，刊于“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期（页330—334）。彭林先生是三礼名家，专擅于儒家礼经，享誉学界，是撰此书评最合宜的学者。彭教授对张寿安博士的研究十分重视，对其书亦非常推重，称誉为“识见过人”，自是的论。全篇书评为我们一一标示其各项精要之点，并为学界提供种种论断。不暇在此重述。当可依信彭教授的专业论点，应为此书学术价值定评。我自亦无不折服。
既得见彭教授对张著称许揄扬，深悟前次阅读之匆促浮泛，领悟不足，势须更加仔细通读，再作比较。及至2003年10月尾，私务旁务俱得收束完竣。入冬遂得享受清闲，乃决意借此时光，长期专志于寿安教授之书。不争时效，但愿全书通解。兹此勉作演示文稿，以就正于各界方家。
张寿安博士的研究，是包罗全部清代的礼学发展史，但仍题其范时代为乾嘉礼学，一举而修正了民初以来学者习称之乾嘉考据学。该书厘清了前人所称之乾嘉考据学，指出其最终趋向与用心宗旨，在于导正礼意之正确内涵，故考据必得借思想呈现来观察，不能只因其致力于名物、训诂遂视饾饤补苴以为学问目标。清儒治礼并不是固着在考据上，所有考据，终是追索判析礼意的内涵。其早数年（1995）所著《以礼代理》，在此书得到更有力更可信之确证。
寿安的礼学学养，是贯通古今，上自《仪礼》与汉唐儒士的注疏正义，宋、元、明、清礼学演变脉络，无不蕴蓄深厚，了若指掌，历代礼家涉论不下百数，俱在掌握之中，但却更精深于清代治礼名家。自清初之顾炎武、万斯同、万斯大、张尔岐、毛奇龄，以至盛清、晚清之礼学名家，无虑数十位之多，直迄最晚之邵懿辰、夏炘、郭嵩焘、王棻、陈衍、王闿运、黄以周、叶德辉，实是贯通整个清代。张氏俱加一一涉论，未尝遗忽一家，正可见其学识透熟，可谓博通一代。
在此特要表述张氏研治清代礼学之方法与研治设计。我的评判依据，本之于第1页至128页。第一要肯定治思想史之手法是作史乘交代，其文严格依循年代学，前、中、后次序厘然。人物思想代代转折，步步推衍，清澈而又具体。
第二，本书所以把高潮重点定在乾嘉，乃是依循真实、坚强的史事。举证陈说，步步推衍，毫不强调，但坚强有力，一言定鼎。举实来说，寿安以乾隆元年的三礼馆，定为时代顶层之起点。此是清初康熙以来酝酿成熟的结果，开了三礼馆，才能认真彻底发展礼学。重要礼家多集于京师，阵容强大。接着一个顶层柱表，是乾隆三十八年的开四库馆，而礼学家在四库之礼学门中确定了仪礼学的纯实，拋弃了宋明家礼学的诞说。最后以乾隆五十六年的诏刻石经，即世称乾隆石经，寿安将此定为顶层的末端。因是，而在此架构之下，反复申论仪礼学的高度发展，为经学造构盛世，最终以仪礼为古今正宗。《仪礼》镌刻上石，每字俱经当年礼家考订确定，不愧为旷代传承经。张氏申论，真是详实缜密，彭林之推美当亦在此高明手法。
其三，张氏论著，清楚呈现清代礼学演变脉络。先是一一交代从宋、元、明以降之家礼学，其次再申述自清初渐次重心转为仪礼学，目的在点出清儒所持守之严格学术宗旨。并由清人之考礼延展至议礼，既见及清人学问功力，又绎出清人掌握礼意的思想动力。使人读之折服，无从质疑。
进一步要根据本书所举示：“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这一概括全书题旨的礼学问题。在此要根据张氏书中第129页至214页的涉论内涵，以为我的研判依据。
首先说，张氏专就“亲亲”、“尊尊”这两个礼学上的基本定则，在历代所发生的长期演变与争辩，作了深入详细探究讨论。上溯春秋时代，下及十八、十九世纪清代学者之考辨，可说正是一个礼学史的重点呈现，既是礼学史的成就，经学史的建树，也是思想史上的一种澄清。
从表相看，“亲亲”、“尊尊”这两个概念，鲜明而不艰深。但对礼意礼学的解悟而言，却是历代鸿儒圣贤争辩不休的议题。上探公元前六世纪，下展以至晚清十九世纪末，其间腾蛰诘讼，义薄云天，足令世人迷惘难决。正待寿安汇通厘正。真是一个繁复议题，有待张氏持平疏通。
寿安处理礼经丧服“亲亲”、“尊尊”议题，表现思想缜密，辨析微细，洞察古今，择善而从。重点全置于宋、元、明、清，网罗所有名儒硕彦之言论，推证古经原旨，判别后世嬗变，归趋于肯定清代礼学之精醇。正议俱发于鸿儒大贤，旨趣则南辕北辙，需要真知灼见，方能折衷至当。寿安才学表现于此，推理逻辑最见胜长。判断精审有力，决不使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简单化来说，寿安揭出，宋、元、明儒学宗师以三纲纲纪解礼经、辨礼意，且据《仪礼》经文，肯定自古已具三纲纲纪正轨，是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尊之说，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是天理所存。一切丧服之制，须守此则，乃使宋、元、明礼制独尊天子君权，绌私情而崇公义，尽忠先于尽孝。正是一派堂皇大道理，出于宋明鸿儒圣贤之义制，通天下必须遵行。直到清儒顾炎武、毛奇龄始有严正批斥，影响礼学研治之重大转向，自是历代经学大事。寿安据《春秋》、《仪礼》原载故实经义，肯定清儒之纯正、批驳宋明群儒之积非成是。我人向日心目中之纯儒圣贤如范祖禹、真德秀、胡安国、程颐、陈澔、刘敞、朱熹、陈傅良、汪克宽、湛若水、陆世仪、夏炘、夏燮等等，俱经一一列举其三纲说、天理说，俱可见出是师心自用，不合《仪礼》经传。抑且独重尊尊，压缩亲亲，正是对礼经的扭曲。鞭朴挞伐也是应该。清儒发千载之覆，寿安持亲尊之衡，自是礼学重大澄清。然则宋明两代大圣大贤大儒，亦俱成为千古罪人。阅读至此，不禁且喜且惧。虽是圣哲贤豪，学养不足，立言不慎，必至贻误天下苍生，造孽不浅。为清儒揭发鞭挞，张氏暴表，终得恢复礼经正轨。
阅读张寿安教授大著，其所探讨展示的清代礼学问题，每一大章目均具有独立思考领域，而其中亦具一些牵连关涉。其书最繁重，最复杂，最多变，最多样的一组议题就是“为人后”的过继问题。在第215页至335页之一百多页之间，不同概念词类最多而且极有反复波折。张氏详加考索分解，既精细又表达简明，充分表现其思绪澄明，逻辑概念清楚。我治思想史最重此点功力，故而能见及其特长。
张氏提论“为人后”这一议题，是自古以来中国礼学上的重大议题。在其论域中，全部以帝位、诸侯之后嗣过继问题为范围，并不讨论士庶之家。因是而在中国历史上历代不断发生重大事件。因为这是自宗周以来直至清末的历史大事，史不绝书，并具重大争议。张氏提出讨论，具全面通史性背景，举证纯熟，并以清代群儒之各样探讨批评以至详密解喻，最后，总结一代经生所论定的继统、继嗣之礼意原则。
张氏涉论之史实背景，仍原自于清儒对宋明儒生之反驳。议题在宋是英宗继统而产生之“濮议”，在明是世宗继统而产生之“大礼议”。在宋则为大儒司马光、程颐以天理说、三纲说坚持继统必须继嗣为优先，而占上风。在明代则有儒臣杨廷和、毛澄、杨慎与世宗争议继统必须继嗣，世宗一意提升本生考妣，竟使其父兴献王入祀太庙。其中曲折，张氏俱已详论，在此无法备述。史乘虽只宋、明两朝，而张氏追考举例，实上涉春秋时之闵公、僖公，西汉之宣帝，东汉之光武帝，晋元帝，宋英宗以及明世宗。尤其张氏引据清末儒生王棻统列历代之为人后者，入继帝统，备举合于尊亲之礼者有三例：即汉宣帝、后汉光武帝、宋英宗。其逾礼者有七例：即西汉之哀帝、东汉之安帝、桓帝、灵帝、南齐明帝、北魏节帝、闵帝。其不尊亲而失礼者十六例：即西汉平帝、东汉质帝、蜀汉昭烈帝、魏之三少帝、晋之愍帝、元帝、陈之文帝、宣帝、东魏之孝静帝、隋之恭帝、后唐废帝、后晋出帝、宋之孝宗、理宗。其过尊本亲大悖礼教者十八例：即：吴主皓、南齐废帝、北魏文帝、成帝、孝武帝、西魏文帝、隋恭帝、后唐明宗、辽世宗、金熙宗、世宗、章宗、元宪宗、成宗、武宗、明建文帝、世宗等例。不惟如此，张氏更直探至晚清德宗载湉、宣统溥仪之入继大统。于同治帝上殡之后，帝位继嗣，由谁人承统之朝议，太后慈禧之私心，满臣广安之抗疏，主事吴可读之尸谏，河督吴大澄之尊亲朝议，无不加详研探考究。提示前后始末，并亦兼论宣统之继嗣同治，乃直贯二十世纪初十年代。于历代为人后礼有全面之阐发，总括二千余年之史乘。真可见出张氏经学之通博，才识之明强，研考之深邃，表述之周备。自是学术一大贡献。
张寿安教授举示礼学史上种种关节，于为人后这一承统继嗣大问题，所随时列陈者，俱是礼学上专用名词，即指“为人后”之诸样词汇，若“继嗣”、“继统”、“宋代之濮议”、“天理说”、“三纲说”、“为人后者为之子说”、“明世宗朝大礼议”、“尊尊”、“亲亲”、“继爵不继人”、“兄终弟及”、“世次”、“庙次”、“大宗”、“小宗”、“立后礼”、“本宗”、“本亲”、“尊帝统与尊本宗”、“所后”、“统嗣合一”、“统嗣二分”、“君臣伦”、“父子伦”、“真子说”、“若子”、“臣子一例”、“清代之皇储密建”等等专门词汇，俱得张氏详晰疏解，有助读者豁然贯通。
张氏议论之最精彩最动人部分，是在其申叙清儒精慎钻研，探索《仪礼》经传注疏，从而大力破除自宋以来群儒杜撰之瞽说，一举而攻倒宋明大圣大贤大儒之妄言天理说、三纲论。清初毛奇龄首先发难，诋斥司马光、程颐之不读书而造言误人家国，对其师心自用，妄造天理大义，严持三纲瞽说，贻误天下苍生。具见博学自信。后继清儒先后有汪琬、任启运、朱筠、段玉裁、凌廷堪、钱大昕、方苞、程瑶田、胡培翚、韩梦周、黄式三、王舟瑶、郭嵩焘、王闿运、王棻、胡觐元、毛岳生、陈立、张锡恭、曹元弼、邵懿辰、沈廷杰、李慈铭、陈衍等学者，于严谨研探考据礼经之后，提示礼意与古礼本义，则于宋明诸儒之造作空言，自我作故之弊大加纠正与挞伐。看看张氏论著，宋明两代大儒若司马光、程颐、朱熹、杨廷和、毛澄、杨慎俱被形容为丧心病狂，莫此为甚。神偶形象为之粉碎。真是学问胆识，足以冲决百代迷障，推翻千载瞽说。试想若不从追源溯始，从考证训诂一点一滴建立真知，再从而演论礼意思想。面对宋明大圣大贤，怎敢道半个不字？怎能开拓一代礼学？
回思我生平研治近代史，面对资材而选辨议题，一向分别专深论题与重大问题两个不同准则。我见同道友人在讲授“近代史专题研究”，不能随之亦讲授此类之课。故在90年代先后在政大、师大讲授“近代重大问题研析”。不是故意立异，而是相信各有重点。如向学界提示二者之不同，在此即可就张寿安教授这部大著作现成范例。在其书中之前面三章，俱属重大问题，它必须展示博通、宏观，首尾全备。正是代表清代经学史之主体重心，以供世人参考。何者可以算是专题，本书之第四章“嫂叔无服”之论题，是表现专门、精细、特例与独具礼学中之单纯细节。
这一章嫂叔无服、嫂叔有服，在古来丧礼中一个独特服制问题。在张氏大著中跨337页至398页。拙见视之为一种礼学专题之深入探讨。即令就社会文化史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专题研究，当然它仍是清儒专门礼家所关怀的一个严肃的礼制难题。
寿安撰著本章，表现思虑敏锐，悟力甚高，用心深细，探析入微。其论述举证，层层推勘，不失铢缕，精准恰切，心平气和，具见稳慎冷静。在前贤不同争议中，能使鉴空衡平，自可见其深熟礼学要义。质言之，这一论题处理得简易清朗，有从容不迫之感。
论题始于《礼记》之“嫂叔无服”之言。而《仪礼》经传记注却并无载述。张氏虽有交代，然其重点用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之改制，魏徵议礼，定嫂叔丧服互为小功。自此唐律定制，天下共遵。惟至宋儒重男女大防，强化别嫌，乃复据礼经主张嫂叔无服。其间自是有二者争议长久并存。
张氏处理嫂叔有服无服，其繁难之端，曲折之情，经传真谛，群儒聚讼，一概集中于清代。自清初毛奇龄、万斯同谈起，直迄清末，一代礼学大师名家，俱在平行对等之评估判析中，然后澄清礼意，呈现真知。读者不须犹豫，自能明见是非。
张氏历举清代鸿儒，其主张嫂叔有服者名家有毛奇龄、万斯同、万斯大、徐干学、朱轼、沈钦韩、强汝询等人。其主张嫂叔无服者有顾炎武、姚际恒、黄式三、程瑶田、孙希旦、胡培翚、毛岳生等人。此中实多礼学大师，专门名家，但俱主张嫂叔无服。须知所谓主张如此如彼，非空言妄论，每家俱必深研古今礼学，熟读经史，方能著书立说，以谕天下。张氏无不详引群儒之高论，而后择要论评，此即显出张氏学养功力与识断。
张氏举证，清儒名家研治三礼之著作载于《皇清经解》及《续编》者有九十六种。其专门探讨嫂叔服制者有八九篇。说明这是清儒共宗的热门问题。若著论清代礼学，这是重要问题，必须特加探究，在其引据前哲之学力识鉴，可令读者自然察觉其微婉精妙之定识。我笔拙不能尽其喻意。
嫂叔服制是礼学上专门问题，而其所呈现，往往更多专门名词。在张氏著作中，经其提及者有不少：1。“昆弟”与“兄弟”不同。2。“从服”不同于互服。3。“报服”不能用于父子、昆弟，而仅用于旁系血亲。4。“兄弟服”是专有名词。只谈丧服，不涉兄弟关系。5。“吊服加麻”此说为孙希旦和胡培翚所主张，而毛岳生亦附从其言。6。“名位以哭”，用为嫂叔吊祭之仪，而不言服。7。“服心丧”。释服但守心丧。8。“服术”六端：亲亲、尊尊、名、出入、长幼、从服。9。“同姓主宗，异姓主名”。10。“妇人无常秩”。寿安涉论而及，自必详加疏解，使读者无所遑惑，此亦礼学常识所必遇，治学者不能不备。
张寿安教授大著，我之阅读领会，已在前提出四段不同的议题。其书中第五个议题，亦是自具特色，是探讨两性婚礼所涉之各样细节，在其书中跨399页至459页。与前此已阐述之四章有相当不同。本书除第一章是一个清代礼学之通识外，其二、三、四各章俱属凶礼领域，而这个第五章则是吉礼领域。一眼看到这个男女婚礼问题，不须犹豫，自可相信张氏所研讨的应是礼学上重大问题。张氏研治入手从“成妻”、“成妇”两个概念入手。起于“成妇重于成妻”，终于“成妻重于成妇”，把清代一个婚姻问题巧妙的安排在两个概念的周折推移，卷入众多礼家反复争论，呈现礼学上迸发异彩，正见张氏之逐步引人入胜，导使读者追逐这一议题争逐之丰富内涵，真是一个高明布局，值得参酌学习。
这一个清代婚礼议题，在清初起疑而开议论之首的是毛锡龄、毛奇龄兄弟，亦是对于宋儒程颐、朱熹的全面的强烈的严厉的批判，毛氏兄弟实是站理而痛批。张氏冷静的指出其间破绽之点。根本说，任何学问知识，是可以反对、可以修改、可以改善，而决不可以误解谬解。程颐、朱熹两位大圣大贤，受毛氏无情鞭挞者，正是因为误读古经、妄解礼意。这是决不可宽恕的。
寿安举出程颐、朱熹误读古经，妄解礼意。把婚礼中之“庙见当成谒见”，把死舅姑当活舅姑，把三月改成三日，把凶礼混入吉礼，夫妇、子妇分别不清。被毛奇龄严斥程朱之不读《三礼》，不熟《春秋》，特批斥《朱子家礼》为无父、无祖、无子妇、无《易》、无《礼》、无《春秋》，乃谓其“人伦绝而六经亡”。
这里要把张氏在婚礼议题上所举示、讨论、申解的特用词汇：有“子妇不同于夫妇”、“三月庙见”，不是三日，“庙见”是凶礼，“妇见”是昏礼之最关键要项，舅姑在世是谒见，舅姑已殁有庙见。纳赀不同于纳币，纳征用活牲不用死牲，自古即有主婚人、庙见包括奠菜、祭祢、祭行。来妇即是子妇，婿见、“室女守贞”、“嫁殇”等等。但凡这些特殊词汇，当不止此，而随其述论古经“成妇重于成妻”主题，一直展叙到清儒所改进礼意之“成妻重于成妇”。俱能详解其界义，申明审其功用，相当清晰而不冗琐。
张氏引据毛氏兄弟之外，其所举列涉论妇礼的学者，除明儒归有光外，则凡清儒名家一概载述其所持意见。计有：万斯大、朱轼、汪中、吴定、张海珊、张士元、焦循、俞正燮、陈奂、陈立、胡培翚、郑珍、刘毓崧、刘寿曾、邵懿辰、黄以周、皮锡瑞、张锡恭、袁翼等学者。议论动向虽然据古代经籍《仪礼》、《礼记》，但表现活力则已转注于改善婚礼，厘正婚俗。这个动力起点，是众多儒家大肆攻伐自宋以来的“室女守贞”之陋俗，大多痛斥宋儒之坚僻固陋，执迂谬妄，高唱天理、严立三纲，严苛要求贞节，形成陋俗，戕害妇女，倾之毕生受苦，或少幼殉节，丧天灭理，莫此为甚。当然两位大圣大贤的老贼程颐、朱熹屡被揪出频受挞伐，数百年戕贼人命，罪不可逭。张氏引他书指出清初至清各朝，其受皇家旌表之烈妇贞女达5566人，间接杀手，俱是宋儒，程颐尤为罪魁。有5566位为贞节殉命，实足骇人听闻，但据鄙人所知，其在清代受害之妇女三十倍于此数。二十余年前余任教香港中文大学，与门人冯燊林先生合作统计阮元之《广东通志》其烈女表所载节烈贞孝之妇女达二万数千人，广东省尚远不及苏、浙、闽、皖、赣、湘、鄂、山、陕、直、鲁、豫各省。有心人何不会通总察考，相信必逾三十万之数。须知地方志收载人物，女性能被登载人名三字，个个是必须有表彰文据，绝非随便任意列入，只是被限于各省地方，未能上达天听而已。程朱这两个老贼，真是罪恶滔天。
清儒反对“室女守贞”，反对“嫁殇”，因是而广泛开展改革婚礼礼制之议，成为清代礼学上一大议题。其群议之结果，乃使以家族为主之“成妇重于成妻”，一改而至于以男女两性为主的“成妻重于成妇”。虽仍是引经据的论证，但却强力推展其改革婚制之意图。
我生平撰写书评不过六篇，却单为美国学者柯保安（PaulA。Cohen）先生的两书各写一篇，当初他是早期到近代史研究所留学的学者，我那时交到好友和我毕生交契深厚的康无为（HaroldL。Kahn）、艾文博（RobertIrick）、包德威（DavidBuck）三人，都把其专著送我，我却未做任何书评。柯保安先生交契也很深，只是我的书评，他并无一次满意。我给艾文博的书评，艾文博佷满意。可见洋人也是各自不同。这使我不再有勇气去写书评。只是我尚有一篇ReviewArticle并未算在前述书评之内。至于本篇的文章体制，我自己仍是定位为ReviewArticle。这代表我看得郑重，即令我是才学不足，力不从心，但却真是用心阅读，也尽力从事。像这样一本厚达五百页之书，真不容易作全面评介，让读者能掌握其博大深细要领。故而自视有顾此失彼之嫌，甚望读者宥谅。
我原在六十年代分别到过英美访问研究，没有去求学位，却注意广取西方学术学问经验。关于书评之作，西方学术重视，但绝对只对读者负责，绝不对作者负责，我不敢多写书评，是怕误了读者，却并不计较作者。
我为何此时推介张寿安教授之作，有两点重要理由。其一，学界同道多知，我研治近代思想史，大多是处理时代中之观念与问题，我也曾做过二十来篇以人物为中心的论文，而以论题为中心处理者超过五六十篇。我据自己经验，深知张氏把清代一代的礼学问题提出探讨，这是费大气力精神作全面研究之作，难度高，纠缠多，资料广，我见其网罗一代礼学名家有百余人，确知是一个学术巨构，这样之作，多年不见，值得向世人推荐。
其二，我生平曾讲授近代思想史有十九年半的经验，向来要举出重要著作，供后生学子参阅学习，而深信张氏此书，最具型。我完全无意向后辈学者学生引介那些礼学内容，却要学者们去看看张氏著作的如何写成。我简示几点，看看是否有用。第一，张氏此书各篇，逻辑概念最为清楚。这是治学的基本才能。第二，张氏此书对于诸多专门词汇，都有其解释正诂，使人见之不疑，读之畅顺。第三，张氏探讨有清一代两百多年礼学，在年代学上表现最见秩序，随时随事点出，绝无颠倒紊乱。第四，张氏此书引据历代儒家一百余人，多直引其言论，其功力令人叹服。第五，张氏之书，表现对经解悟之深入，运用之纯熟。往往有精彩绝妙之笔出现。例如像久成定论的清代考据学风，张氏主张非止为考据而已，宗旨在澄清礼意、表达思想，自然展示其各样理据。惟其引据孔子之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一语勘定全局。这是世人熟知之语句，想想玉帛钟鼓不都是器物之属，然人类能自觉悟其重点俱在礼意之可贵。所表达者乃荣崇、敬爱、依信、慰藉种种不同情意，其所具意涵，绝不是生硬的器物，而是浓郁的思维。张氏引来举重若轻，把一个世纪的学术断章取义给解开了，真是绝妙手法。一本书能够吸引读者，令人惊叹，全须要具此过人的特识，庸才学究和死抱理论的洋迂，是永远做不到的。
我虽然暴表对张寿安大著之重要所持理由，却并非完全没有相反意见和不同观点。我也找到不少错字，我认为这些小节不须写在这里，人人都能察见。我的个人意见，可作补充批评者开列如下：
第一，我大力推荐张氏之书，并非说当代著作她是最高的，最好的，而是说难能可贵。在我所佩服的相类著作，早有陆宝千先生的《明末经世思想》和《清代公羊学》，也都是网罗一代、蓄纳众家。他们的治学方式最接近。
第二，张氏书中，每每提示宋明以来民间丧礼混入僧道仪式。太强调此点，会引人误解。其实在儒生而言，明季出了个儒、释、道三教皈一思想算是最甚，不知除世俗外，所有儒生仍俱排斥二氏。明清童子诗有云：“堂前无俊仆，槛外少奇花，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可知有一定分寸。直至抗战前富家丧礼虽请僧道诵经超度，甚至有武僧表演，而布施俱用铜钱若干吊。惟于儒生赞礼，一定聘八位大傧相，且必须秀才、监生以上出身，事后更必封银钞、谢礼，大致以五圆为度。先父王家桢先生即常被邀。对点主官则更是车马迎送，酒席相待，封礼则常在二十元以上。
第三，张氏分析“为人后”议题，丰瞻精要，尤其复杂争议，处理得持正公允。只是对于晚清光绪、宣统二人入嗣大统，讲到“统嗣二分”，继统重于继嗣。张氏未犯错，我是恐有误导。我仍相信晚清也是重嗣。举例光绪这个年号，是表现继嗣，光绪者，道光之绪也。载湉之父与同治之父是兄弟，但二人之祖则是道光皇帝，一个祖父。宣统入嗣也是同理，宣统者，宣宗之统也。也就仍是道光皇帝。这个说法出自清末张謇，非我杜撰。
当然，我还有其他种种意见引申表述，而今已大费篇幅，就此歇笔。学界高手如云，甚愿有更多卓论展出。
2004年3月21日
写于新大陆之柳谷草堂
本文来自一凡中文网，为王尔敏先生《新史学与圈外史学》之一篇。
编排：俭腹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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