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瓮子杰
（南阳师范学院美术系）
摘要：汉代是中国文字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从战国时开始的隶变，到西汉中后期完成蜕变过程，隶书从此产生，并被汉代人民推到了书法艺术的顶峰。汉代隶书的产生，有社会原因，也有文化背景因素，但最重要的应该是秦汉时期人们所使用的书写材料，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对文字形态、书写方式的影响。竹简的大量使用是隶书产生的直接原因。由于竹简材料的特殊性，导致了隶书特殊用笔方式及典型隶书笔法的出现。汉代人民对文字使用规范化的要求及汉武帝的大力提倡，对隶书的最后定型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解散字型、笔法、材料、书写方式
正文
隶书从萌生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大分化开始，一直延续到东汉隶书取代篆书成为官方正体为止。先后度过了萌生期（春秋战国）、蜕变期（秦至西汉前期）和成熟期（西汉中期）三个主要阶段。整个隶变过程一直是在民间日常应用书体中进行的。从文字发展规律上看，隶书的产生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是中国文字发展的必然反映，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
从字体形态上看，汉代隶书的形成至少经过了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以解散旧字体的字形为标志的形体上的变化；二是以“波磔”、“波势”、“蚕头”、“雁尾”为主要特征的书写方式上的变化，二者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其中，隶书笔画的格式化是隶书字体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只要弄清楚隶书中的以“波磔”为代表的一些典型笔画是如何形成的，也就解释了隶书是怎样产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转型，文化下移及教育的发展使文化向更广阔的领域更广泛的人群扩散传播，文字的使用不再局限于上层的王公贵族、高官显士。下层官吏及荣商贾富，甚至庶民也涉足其中。并且随着“士”的崛起，社会思潮活跃，信息交流更加频繁，导致文字的使用更加广泛。同时，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又导致文字使用频率加快。
面对这种情况，传统正体那种端严规整，繁复难成的篆书已不能适应文字应用的需要。文字使用中求易、求简、求快的要求日益强烈。特别是使用文字的下层人士，由于他们受文字使用传统的约束较少，其原始驱动力主要是出于功利主义的需要，惟求应用的便利快捷。因此，他们敢于打破文字使用的传统成规，冲破正体文字模式的束缚，书写草率急变，使正体文字的字型结构和书写方式都在逐步发生着变化，导致了与原有正体文字具有明显区别的俗体隶书的出现。
这种民间俗体字，“解散”了原有正体的字形结构，改变了旧体的书写方式。这一变化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战国竹简中已表现得相当充分，说明这时期的文字，隶变程度已十分明显。从字体结构到书写方式都与当时的篆书正体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一方面，字体结构从篆书的竖向发展朝着横向取势上转变，并能做到因字形长短肥瘦任其自然，内敛而外张，在对篆书的结构进行简化的同时，用“符号”性的抽象笔画取代繁复难成的“象形”性线条。
另一方面，在书写方式上，把费事费力的篆书中的圆转长线割成短线，把圆的转折变为平直的折线，并按照书写便捷的需要将笔顺笔画重新加以提炼、美化、编组，打破了原有的“字学”规范，从而形成了新的字形结构和书写方法，成功地实现了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转化。这些变化都表明秦简文字已经从篆书正体中分离出来，演化成一种新的字体了。
但从隶书整个变化发展过程来看，这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隶书，只能算是隶书字体的初始形态。因为这一字体中还残存着没有完全蜕变彻底的篆书痕迹，这同时也说明它和篆书正体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与秦末汉初《马王堆帛书》中的文字结构相对照，可以看出，虽然它们是一脉相承，同属于古隶，但后者在字体结构上的简化程度明显高于前者，波势笔画已相当明显，说明隶书这一字体正从萌生走向成熟。
解散旧的正体文字，重新构成一种新的字形结构，是对旧的落后的字体的一种简化、优化过程，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初期其面貌是不稳定的，没有明确的法度规范，各行其是，变异较大。但是这种俗体书法与正体书法的字形结构拉开了距离，平直的笔画、左右开张的结体形式开始出现并逐渐得到认可。古今文字的演变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得以完成。书写者所带来的文字形态上的种种变化，丰富了汉字的审美内涵，也促进人们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去探求书法艺术的美。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一种区别于篆书的新字体初露端倪。
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人们曾经利用龟甲兽骨、竹木简牍、金石缣帛等等作为记事的书写契刻材料。《尚书·多士》记周初周公之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指竹木简牍之类，追述了殷人的祖先已用简牍记录事情。在中国早期的甲骨文、金文中，都有象形文“册”字，其造型很像用绳子上下编连长短不一的简片之形。
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指出“书契自刻画开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先后，而以竹木使用最广”。从商代一直绵延到两晋，这期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简牍发展最迅速、应用最广泛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成熟期，同时也是汉代隶书的萌生与蜕变期。简牍的大量运用，不仅促进了社会交流与文化传播，而且导致了隶书中一些典型笔画的形成。
(一)“蚕头”、“雁尾”笔法的成因
古代民间日常书写广泛使用简牍，其中竹简的应用要远远多于木牍，这不仅是由于竹简表面光滑易于书写，更重要的是竹简取材广泛，不易变形且易于加工和长期保存。
从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使用的竹简大多是选用那些直径较小、竹壁较薄的毛竹作为主要的原材料，经过加工制成长约23cm宽不足2cm的竹片用于文字的书写。
与其他书写材料不同，由于竹片中间高，左右两边低，表面呈圆孤状，若按一般的书写方式在书写较长的横划时，毛笔从左至右，做水平运动，就很容易出现两头尖，中间粗的笔划。为克服这种缺陷，保持笔划的粗细均匀，在书写较长的横画时，人们往往要在起笔的同时带有一个有意的下压动作，这个动作在快速书写时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的。
大多数情况下，用笔下按过度会在起笔处出现一个较大的黑点，而这个“黑点”正是隶书笔画中“蚕头”的早期形态。从资料上看，这时的“蚕头”书写极不规范，有露锋起笔，也有藏锋起笔。且“蚕头”的大小形状存在着较大差异，有尖头、圆头、方头，有的巨大突出，有的收缩含蓄，多数情况下，早期的隶书只有“蚕头”而没有“雁尾”，少量的笔画只有“雁尾”而没有“蚕头”，很多“横”画是呈“契”形的。
这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笔法尚不完善，在运笔过程中，收笔时缺少一个收笔下压的动作，当笔运行至竹简高位后，由于右边高度的降低，笔锋自然弹出，形成尖状尾部。这一独特的笔画效果，在竹简文字中大量出现，但在同一时期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和木牍中却不常见，这就足以说明在平面材料和孤形材料上写字，其书写方式明显不同，效果也有明显差异。正是这种带有孤面的书写材料，对人们的书写方式、字体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民间俗体字求快、求易的要求下，一些适合在孤形材料上书写的特殊笔画和别致的书写习惯慢慢形成。
相对来说，“雁尾”的出现要晚一些，西汉早期的文字资料中很少见到。而到西汉中晚期，“雁尾”特征已相当普及，这也体现了隶书笔法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书者在原有契”形笔画的基础上收笔时又多了一个下按动作，接着笔锋向上挑出，其原意是为了保持笔画的粗细相当，但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偏差，下笔重时就会出现“雁尾”，轻时则会出现一个勾状的笔画（这种笔画在竹简文字中经常可以看到)。
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人们通过比较各种笔画形态，逐渐认识到了带有“蚕头”、“雁尾”笔画的美学价值，并有意识地强调和突出这种别致的笔画，进而一步步地形成固定的书写模式。东汉时期人们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把这一独特的“蚕头”、“雁尾”笔画形态进一步完善，从而形成格式化的隶书笔画。
(二)波磔笔画的由来
隶书中“波势”笔画主要体现在几个主要笔画中。一是较长的横画主笔所表现出的一波三折的走势上，蚕头、雁尾，左波右磔，横向取势是其主要特征。与这种一波三折的笔画相对应的是书写材料的低——高——低和运笔过程中的按——提——按，通过对这一笔画书写过程的剖析，不难看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和对应关系。
当起笔下按时，逆锋入笔，笔画形态所呈现的是由上至下的走势，提腕行笔时，毛笔从低处向高处运行，当笔画运行至竹简高位后，接着是下按收笔。在这提与按的交替转换中，由于受执笔方式和手指运动方向上的影响，提笔时手腕抬起，手指向外推出，笔画会顺势向上发展，按笔时手腕下压同时手指向内收缩，笔画则向下运动，使笔画呈现出两边低中间高的弧形线条。结合逆锋起笔时的下按和收笔时的向上挑出，使横画主笔出现上——下——上——下——上的一波三折的走势。
由此看出，这种典型的隶书笔法一开始并不是人们有意而为之，它是在特殊材料上特殊的用笔加上手指的自然运动所产生的特殊效果。“波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于撇、竖弯勾及平捺的笔画中。
早期的隶书中字体取势并不像今天的隶书完全横向取势，而是横向、竖向兼有，且纵向动势更加明确，用笔也更为夸张。特别是在文字的最后一笔为竖弯勾或捺画时，尤为自由洒脱。能横向取势就横向取势，不能横向取势就竖向取势，充分显现出书者的率真与稚拙。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原本应该横向取势的笔画由于受到竹简宽度所限，改为了纵向取势。使本来较为急促的笔画变得更放纵，波磔更长，文字的动势也更加明确，本来显得呆板的字型一下子平添了许多自然奇趣和韵味。同时，由于提按的合理运用产生了节奏的变化和韵律的体现，使隶书的审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到了西汉中期，隶书波势特征更加明显，出现的频率增多，形体上的横向取势的特征也日渐突出起来。到汉武帝时，简牍文字已形成字型扁方，左右取势明显，挑法突出，主笔画似乎有意夸张富有装饰性。宣帝以后，这一特征更加强化，隶书的简化形态已基本具备，字型稳定，蚕头雁尾的线条形态更加突出，且运用娴熟自如，成为当时的书写时尚，特有的书写模式得到社会认同。因而可以说，汉武帝以后，隶书全面走向成熟，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字体。
在分析、探索汉代隶书形成的原因时，还有一点是不能被忽视的。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书写方式对书法实践的影响。中国人自古就有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直到魏晋以后，随着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才把高腿家具带入中原，从而改变了中原人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和书写方式。
在此之前，古人在写字时席地而坐，左手执卷，右手执笔，肘与腕俱无着处，整个书写过程都是在空中完成的。因此它要求书者在书写过程中要克服易疲劳、稳定性差等诸多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人们在使用文字时，书写迅捷草率，不太关注文字书写的法度规范和美学价值，而是更多地发挥文字的使用功能。
从另一方面看，在这种条件下，经过长期书法实践，使大多数书者都具备了娴熟的书写技巧，表现出很强的驾驭毛笔的能力，书写出的字体线条流畅而有节制，挺劲中见动感，运笔提按自如，笔画形态富于变化，从而也使得毛笔的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书法的笔法更加丰富，线条形态更加多样化，为汉代隶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由于汉代俗体隶书大多出自下层吏人和边塞将官日常书写的文字，这些文字一般干净利落，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而具自然率真之趣。但他们在当时文字书写中也存在明显的随意性和不统一性，也给官府公务以及日常生活带来很大麻烦，不利于正常的交结，成为当时文字运用中的障碍，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和杰出的文字专家出面进行厘定和整理，尽早实现隶书字型结构与形态的规范化和书写方式的稳定，使之走向统一规范。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顺应历史潮流，强化了文字书写规范的政策，并规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使隶书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向规范化发展，对于隶书定型化并最终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东汉时期，隶书走向全面成熟，彻底与篆书分道扬镳，真正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字体，并逐步取代了篆书的正体地位，成为官方认可和社会通行的标准字体。
总而言之，汉代隶书的产生，是汉代广大下层人民经过长期书法实践，通过不断探索、完善后，所创造出的一种极具审美价值的字体。汉代隶书的产生和应用，对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及汉代文化的延续和积累、信息的交流和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同时隶书的产生也结束了几千年来以“象形”为根源的古文形体，确立了以“符号性”为基础的隶书、楷书的正体地位，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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