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时，文字尚未发明，国家远未出现，聚落之中的人们被相同的血缘联系在一起。随着农业技术不断发展，聚落人口不断增长，慢慢地，周围土地已经无法供养膨胀的人口，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故乡，另觅沃土建立新居所。这些不断迁出的人，对故乡亲戚的记忆会随着代际更新而不断淡漠，在这样的背景下，急需一种能够不断唤醒血缘记忆的新“纽带”，把散居各处的人们团结起来。
《周颂·思文》，出自《周颂·清庙之什图》卷，南宋，马和之，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祖先崇拜正是顺应了这种需要，人们以祖先的血统为荣，不断传颂祖先的丰功伟绩，在顶礼膜拜之中，同一个祖先后代们的血缘记忆被唤醒，被遗忘的传统被不断重复和强调，跨地域的文化认同得以出现。
因此，商周对此都尤为重视，在他们最为庄严的祭祖仪式之中，都会将祖先的丰功伟绩以诗歌的形式吟唱出来，唤醒族人的荣耀，让散居天下各处的子姓、姬姓氏族团结在一起。这些称颂祖先的诗歌，有一些已经散佚无存，还有一些幸运地被编入《诗经》的《颂》，成为我们周族早期发展史的重要工具。
周族的诗歌之中也充斥着各种历史记录，或许是因为《诗经》收录的主要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其中记录的周人创业史更要比《商颂》多得多，其中大部分分布于《大雅》《周颂》和《鲁颂》之中。周人公认的祖先名为弃，后来由于担任管理农业的“后稷”官职，所以也被尊称为后稷，弃的母亲是出自有骀氏的女子姜嫄，按照周人的说法姜嫄是帝喾的正妃。前文提到，商族祖先契之母简狄是帝喾次妃，以此观之，简狄的地位应当低于姜嫄，后世学者认为，商周两族同出于帝喾后妃的传说应当形成得相当晚，周人构建姜嫄、简狄的地位排序，来证明周颠覆商王朝的正当性，继而获得统治殷商民族的合法性。弃出生的故事被绘声绘色地记录在《大雅·生民》中：“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当初先民生下来，是因姜嫄能产子。如何生下先民来？祷告神灵祭天帝，祈求生子免无嗣。踩着天帝脚印，神灵佑护总吉利。胎儿时动时静止，一朝生下勤养育，孩子就是周后稷。这个故事与简狄吞卵生契相似，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上古时代的真实情况。姜嫄感孕是在一次与生育有关的祭祀之后，在上古时期，盛大的祭祀仪式往往也与男女婚育关系密切。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近亲相配的危害，族外婚配因此成为绝对主流。而居住分散的异族男女，除了大型祭祀之外很难相遇。因此，祭祀仪式之后的节日成为年轻男女谈情说爱的重要场所。《周礼》说：“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就是指在仲春祭祀后男女相会私奔不予禁止，所以虽然姜嫄踏巨人足印而感孕是不足信的神话，但是她在祭祀后不久即怀孕应当与当时的习俗关系密切。姜嫄足月产下弃之后并不喜爱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反而认为此子不祥，于是将其抛弃。然而每次抛弃，婴儿都能安然无恙：丢弃在街巷，牛羊为之哺乳；丢弃在密林，樵夫又将他带回；丢弃在结冰的湖面，水鸟用羽毛为他取暖。多次神迹显现之后，姜嫄认为这个婴儿有天帝保佑，于是将他带回抚养，并以这段经历为他起名为“弃”。（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复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大雅·生民》）长大之后，弃精于农耕，种植各种作物都有所成，因此获得了“后稷”的官职，与商族祖先契、夏族祖先禹一样服务于帝舜的宫廷之中。舜帝将邰地封给弃作为封地，此时他和他的后裔们还没有与“周”地发生联系，因此我们姑且暂时把他们称为“邰人”。《史记》记载弃之子为不窋，然而这个记录很可能有大问题，因为按照记载，弃活跃在夏代之前的舜帝统治时代，而不窋活动时则“夏后氏政衰”，即夏桀时。弃到不窋之间中间缺环巨大，不可熟视无睹。学者认为，弃的后代世世为“后稷”，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周族在不窋之前的所有祖先都统称为“后稷”，以至于将弃与多代“后稷”混淆起来，造成了周族世次的脱落。例如《山海经》中，弃还有一个名为台玺的弟弟，台玺之子叔均继承了弃、台玺的耕作事业，可能也继承了“后稷”官职，而台玺和叔均的名字都未曾被记录在《史记》等主流史书之中。与发源于中原边缘的商族相比，邰人居住在西北边陲，这里生态脆弱、气候多变，农业生产在丰年还好，到了天寒雨少的歉年则很难养活大量人口，属于历史上的“农牧混合地区”。饶是农耕高手后稷的后代，邰人的农业生产也难以长期延续，因此，零星史料记载，到了夏末不窋之时，后稷的子孙们开始主要从事牧业，和戎、狄等民族杂处，放弃了祖先从事的农耕生活。《后稷稼穑》，出自《帝王道统万年图册》，明，仇英，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弃精于农耕，种植各种作物都有所成，因此获得了“后稷”的官职。学者认为，弃的后代世世为“后稷”，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周族在不窋之前的所有祖先都统称为“后稷”如果历史按照惯性进行下去，那么邰人也许会在后来彻底融入戎狄，并在此后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旋风”中成为游牧民族的一员，而非开创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王朝之一的周。所幸到了不窋孙辈公刘（不窋到公刘之间是否脱落世次尚需讨论）时，这位雄心勃勃的首领意识到必须改变族人的命运，《大雅》中《公刘》一篇就记载了他的事迹。“笃公刘，匪居匪康。”后辈以“笃”称公刘，是说他忠厚老实，这位老实的公刘却并不满足生活现状，带领族人迁徙到适宜农耕的地方去，“迺埸迺疆，迺积迺仓；迺裹餱粮，于橐于囊”。他命令所有族人整理行装，备齐干粮，准备迁居。大队伍路上可能会遇到戎狄的骚扰，因此还“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将武器随身带着，可见公刘还非常谨慎。他们一路上山下山，穿过泉水众多之地，来到一片称为“豳”的平原，这里不仅土地平坦肥沃，还有高处可以建立堡垒、观察敌情，实在是族人安身立命的好地方。于是公刘命令族人们在这里开辟田地、修建屋舍，还建立了保卫家园的军队，在公刘的经营下，迁居于豳的邰人获得了丰收，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此后，“邰人”又成为“豳人”。《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商王祖乙曾经“命邠侯高圉”、盘庚“邠侯亚圉”，“邠”“豳”同音，应当是一回事，高圉、亚圉则见于《史记·周本纪》中。如果《今本竹书纪年》可信（《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又是另一个故事了），那么经历六七代的繁衍，豳人已经强大到足够被商王朝所正视了，这当然是那位“笃公刘”的功劳。到商代晚期，公刘的后裔公亶父（《史记》中被称为古公亶父，然而诗经中“古公亶父”的“古”实际上是形容词“故”，即“过去”，《史记》误将其连读）成为豳人的首领。此时戎狄仍然时不时骚扰安居已久的豳人，因此公亶父决定效仿祖先公刘，率领族人再次迁居，这部分历史则被记录在《大雅·緜》中。公亶父率领着族人，赶着马车，沿着河水一路向西，直到走到岐山脚下，来到一片比豳地更加富饶肥沃的平原。在这里他与姜氏女联姻，两族共同建设新的家园。公亶父和部族中的官员们组织族人，共同平整土地、夯筑屋基、建造屋舍、垒砌城墙，在众人的通力配合下，一座新的城邑拔地而起，让前来骚扰的敌人望城兴叹。豳人的新家园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周原，因此他们现在又有了新的称呼——周人，而这个名字将永远地载入史册之中。2022年1月，陕西省有关部门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考古工作者经过两年的发掘，在岐山县京当镇王家嘴村西北发现了先周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这是一座面积达2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可能是周人的大型公共建筑。在这座建筑建造之前，此地居住的是一群被称为“京当型商文化”的居民，这是一批可能在商代早中期就居住在周原、兼具商文化和关中本土文化特点的人群。在建筑建起之后，典型的先周文化开始在此繁衍。在青铜铭文记录中，周原除了姬姓周人之外，还有一群姞姓琱人，这群人可能就是周人到来之前居住在周原的那批“京当型商文化”居民的后裔。公亶父之子季历同样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率领周人开疆拓土，对威胁周人已久的鬼方诸部作战，俘虏了“十二翟王”，甚至还会师远赴晋北，在管涔山下与“燕京之戎”作战，虽然未能获胜，却也威名远播。迅速强大起来的周方（方国）引起了商王朝的警惕，商王文丁杀死了季历，在周人的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继任的首领名为昌，由于周方已经得到商王朝的承认成为西方之长，因此人们又叫他“西伯昌”，在很久之后人们又叫他“文王昌”。昌继续着父祖的事业，带领周人内务生产、外修同盟，周人的势力并没有随着季历的猝然离世而中断。《渭水飞熊图》 （局部），南宋，刘松年，绢本设色，纵 24 厘米，横 3100 厘米，现藏日本早稻田大学博物馆。该图描绘了周文王梦到“虎生双翼为飞熊”，认为是将得贤才的征兆，后果然得姜太公辅佐的典故。与后世把姜太公形容为须发皆白的老者形象不同，《大雅·大明》刻画了一个纵横驰骋、武力超群的姜太公形象西伯昌在位50年，在50年里平虞芮之争、灭密须、伐黎、灭崇，基本整合了整个关中平原，与晋陕高地、长江流域等地的方国结成同盟，达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成为商王朝最为强大的劲敌。因此，虽然完成对商王朝最后一击的是其子武王，周人仍然将“天命”归之于文王，他们在赞歌《大雅·文王》里唱道：“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在周人心目中，文王虽然未能完成灭商大业，但依然是整个周族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他死后升入天穹，陪伴在天帝身边。从殷墟发现的甲骨文记录中，我们知道，这种信仰源自殷商，在商人看来，“帝”是一个能够左右天气、战争和吉凶的伟大神明，死去的商王们都会升入天穹，陪伴在“帝”的身边为其宾客，即甲骨文记录中的“宾于帝”。在世商王祭祀自己的祖先，这些受祭的先王则会影响无所不能的“帝”，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商王室统治着广袤的土地。然而“天命靡常”，倒行逆施的商纣王已经失去了帝的庇佑，而多行仁义的周文王则重新获得了天帝的青睐，在建立了这种全新的信仰之后，灭商的全部准备工作就此完成，最后一步就交给武王发和他的盟友们了。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公元前1046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二月甲子的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支军队出现在了沫邑外的郊野（牧野）上，这是自称为“西土之人”的联军，主力是周人和他们的姻亲姜姓部族，庸、蜀、羌、髳、徽、卢、彭、濮人等部族也派出了自己的力量。“殷商之旅，其会如林”，他们将与数量远多于自己、由纣王亲自率领的商军正面碰撞。这支军队的统帅当然是武王发，而军事指挥则是武王发的岳父师尚父，或者我们可以叫他那个更响亮的称呼“姜太公”。在许多记载之中，姜太公的形象是一位须发全白的老者，他年高德劭、见识过人，通过谋略使武王得以以弱胜强。然而《大雅·大明》则为我们勾画了一个不一样的姜太公：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牧野宽广平坦，檀木组成的战车在朝阳中鲜明闪亮。驾车的骏马强壮有力，那师尚父如同雄鹰一般展开翅膀，他辅助武王击败商王朝。）在诗歌中，周人描述的姜太公如同雄鹰一般飞翔于战场之上，《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看来“时维鹰扬”就是他“致师”的英姿。那么，什么是“致师”呢？一些人将其解读为“挑战”，实际上这并不完全正确。“致师”是商周时期战争开始的序幕，一般由勇猛的将领驾驶战车冲击敌方军阵，以达到打击敌方士气，激励我方军势的作用。除了姜太公之外，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春秋时代晋楚交战，晋国将领张骼、辅跞受命前往楚军致师，两人在接战前竟然还能镇定地在战车上弹琴。进入楚军营垒后，两人下车步战，将楚国军人绑起来像麻袋一样扔出，把俘虏的楚军夹在腋下继续作战，驾车的车御不等两人返回便驾车离开，两人竟然用双腿追上战车从容离开战场。可见，一场成功的致师，可以打击甚至摧毁对方士兵的信心，为我军后续的进攻奠定心理优势。因此，进行致师的自然应当是武力卓绝的猛将，他必须能在对方军阵中纵横驰骋，武力超群。既然“致师”有这样的要求，而《大明》又给予了致师的姜太公“时维鹰扬”的评价，或许姜太公在伐纣之时真就是个身处壮年、武力非凡的勇将，以他为主将的周军才能势如破竹突破商王朝的军阵，创造不世之功。而后来，姜太公首封于齐之后，他年龄渐老，臣民心目中留下的多是他老年多智的形象，而那个曾经驱车驰骋于万军之间的虎将则被渐渐忘却了。灭商之后，周人终于结束了数百年创业，开始创作诗歌，不断在祭祀中歌颂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诗歌中感受到周人满溢的骄傲和自豪：“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3月上，原标题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中的商周创业史》，有删节，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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