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的硝烟还未彻底平息。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还在惊魂未定中瑟瑟然然。这一年，59岁的大唐边塞诗人王昌龄辗转返回老家，途径亳州，被亳州刺史闾丘晓嫉妒才能而残忍杀害。
消息甫出，整个大唐文坛为之震惊不已。文人们更是口诛笔伐，纷纷斥责闾丘晓的残暴罪行。但无论如何，曾经意气风发、下笔流觞的“七绝圣手”再也不复返了。
一代文豪，竟落得如斯境地，即便千年后，也依然令人扼腕叹息！
生于忧患、长于坎坷
自古贫寒出英年。王昌龄的童年，是在河东晋阳度过的，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太原市。家境贫寒，耕读传家，更不可能被当成未来的才子而“富养”，千万才思，除却天赋使然，更多的恐怕都来自贫寒少年的辛苦勤奋。
出身寒微，却不自弃，可见抱负；身在下层，却不自馁。可见气节。这样自艰辛中挺拔成长的赤子，老天怎忍心给他那么一个不平的结局呢？
也正是因为家境出身，王昌龄并没有像历史上其他才子那样少小便登科及第、声名远播。毕竟，赶考也是需要盘费的，直到30岁，他才有机会进士及第，终于吐气扬眉。然而，一个毫无背景和“后台”的贫寒书生，怎可能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呢？他一介书生意气，看他的诗，也感受得到其内心的干净洁白，官场上，自是不会轻易为五斗米折腰的。
才华横溢、下笔皆凌越众人；却又志气清越，不屑于俗木盛花为伍，为人嫉妒，自然是常常难以避免的。
“一片冰心在玉壶”，想必，也正是他行走官场、踏足民间，内心所坚守的精神家园吧！
边塞留名、官场不顺
王昌龄的边塞诗人之誉，其实在他进士及第前便已经奠定了。
大唐开元十二年甲子，27岁的王昌龄出河陇、出玉门，游历边塞。毕竟那时候，立功于边塞是盛唐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向往。边塞军旅豪情万丈的气概生活、雄奇壮美的风景，深深打动着年轻的书生。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以独特的感情触觉，以其为数不多的边塞诗，独立于大唐边塞诗的顶端。大约，这也与他炊烟牧牛、春种秋收的农耕生活体验有关吧！
一半是理想，一半是现实，加上怀才不遇的青春愤懑，王昌龄笔下的边塞，总充斥着幽远的情思。如他自述“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是细腻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又是豪气万丈的。
但回到现实，对英豪的追慕与现实贫寒的反差，也足以令这位青年人忧郁满怀了。
少年时，王昌龄曾入嵩山学道，道家无为的清静思想令他的心境即使再忧闷，终究也是平和的。所以，他的边塞诗既雄浑苍茫、慷慨激奋，又幽远绵长、情思悠然。
文人血性，官场清流
因为太过于追慕建功立业的沙场英雄，王昌龄一度投笔从戎，“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立志赴边急难、不顾沽名。到底青年血性，终于一展胸怀。
这样的人，怎会在官场中轻易低头、做那如同摇尾谄媚的犬狗的流俗之人呢？
自然，王昌龄不会。
腹中锦绣诗篇无数，却不会做一篇官场文章。王昌龄并非迂腐，只是不愿而已。所以，他不拘小节、不善言辞，总是得罪当朝权贵。加上不愿投靠当朝重臣，自然更无人辅助，官场上，屡遭贬谪，可谓波折横生。
做了汜水尉五年后，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被远贬荒僻的岭南，任江宁丞。从长安赴江宁任所，他故意迟迟不去报到，在洛阳一住就是半年。到底是消极怠工还是心灰意冷，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今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王昌龄的七绝诗，在当时也是与大诗人李白齐名的。这样的盛名，却加诸在一位贫寒的诗人头上，如同贫夫怀珠玉，招摇过市，招人觊觎。
闾丘晓，或许正是其中的一位，而且还只是一介小小刺史，官职与王昌龄也不相上下。他觉得，在安史之乱的动荡中杀人，还是一位没有后台背景的贫寒诗人，不会引人注目的。反正，王昌龄死了之后，就再也不会那么令人称颂他的诗了。
君子无罪，怀璧有罪。一代诗人，就这样含恨而去，没有死在他追慕的沙场上，没有死在官场的倾轧中。而是死在自己的诗稿上、死在自己从来不在乎的虚名上。实在令人意难平！
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但愿他的归去之处，是一片轻舟绿水的桃花源。没有官场的虚伪沉浮，没有人心的狠毒阴险。只有桃花流水，清雅墨香。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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