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左如左：痛失真将军
张一湖
咸丰五年，石达开入江西后，左宗棠曾致信曾国藩，向其透露了派王錱、刘长佑援江的意向。曾国藩根据骆秉章、左宗棠的意向，上奏朝廷，请调刘长佑率部到江西作战。曾国藩没有提及王錱，大概是有点不好意思吧。自咸丰四年岳州失败后，曾国藩舍弃王錱，王錱留在湖南，所部成为湖南省内最精锐的部队，数年之间在湖南南路以及湖南与广东、江西边界地区作战，东挡西杀，所向无敌，尽管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土匪”此起彼伏，邻省“贼”时常渗入），但终归使湖南大局得以相对稳定。王錱不光受到骆秉章、左宗棠的器重，而且引起了咸丰帝的关注，声名鹊起。曾国藩也是无话可说，而左宗棠则时不时拿这件事来跟曾国藩比一比谁“察人”更高明。
左宗棠反复阐述，兵援江西，当分三路：一路由浏阳、醴陵出境，攻袁州；一路由茶陵、酃县出境，攻吉安；一路出平江，攻瑞州。三路齐头并进、相互援应，方才稳妥、有效。然而，由于筹饷万难，刘长佑、萧启江两路合六千余人，已经把湖南给难倒了。但是，左宗棠是不怕困难的人，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再难也要克服。那么，另一路用谁呢？左宗棠知道，最理想的就是王錱。论兵略、勇猛，刘长佑、萧启江等俱不及王錱，刘长佑、萧启江等入江，若再加上王錱一路虎狼之师，作为机动，则援江战事满盘皆活。
朝廷当然也早就瞄着王錱了，曾向骆秉章提出调王錱援江。但骆秉章因湖南境内军事需要，奏留王錱。咸丰六年，刘长佑、萧启江援江，正如左宗棠所见，朝廷也更加迫切希望王錱能率部入江。三月二十一日，朝廷寄谕骆秉章，称：
周凤山在樟树镇堵剿，闻有挫失。罗泽南一军。本令俟克复武昌，即行返旆回援江西，乃昨据胡林翼奏，该道竟于初二日偪贼城下，额中枪伤，旋即身殒。江西情形，危急已极，必须急集援师。刘长佑之军，虽经收复萍乡，而万载一带，贼匪尚多，恐难直抵袁州。闽广浙江应援之兵，调拨亦需时日。因思湖南南境，业已肃清，选用道王錱，带勇素称得力，著骆秉章添拨兵勇，饬令该员由茶陵州进剿莲花厅吉安府一带，以为刘长佑后路策应。降调湖北藩司夏廷樾，因病告假，闻在长沙就医，业已痊愈，前郴州知州朱孙诒，丁忧后尚在湖南省，该二员均籍隶江西，若令协带兵勇赴援，能否得力，并著骆秉章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1]
骆秉章下札王錱，约其到省城商议。左宗棠同时致信王錱说明缘由，并与之商议募勇事宜：
江西局势岌岌之甚，吾为涤公危，亦为吾乡危。中丞调老兄速归，以其军驻衡郡，而令老兄赴省，欲与商酌大局。乞卒践上巳之约。老兄一军精矣，然以对大敌，须再增之。增勇非难，增营官为难。麾下之能带五百人者，想多有之，但得廉朴强毅之才，斯可矣。善议论、多智计者，勿为所惑也，亮高明必以为然。所欲言者千万，能一倾吐商榷，以增长见识为幸。中丞意欲老兄于得此信后，一面派可带勇之人，令其募勇，以期迅速。大约尊营总须三千有奇或四千，始可当一面之寄。（桂勇、道勇似可选用，新田亦然，但非好营官，总不可靠耳。）惟此时筹饷万难，新募之勇必须稍减其直。近时荫渠所募楚勇亦一钱二分，祁勇先止一钱，长胜军新例亦如此，似尚可行。惟须先与说明，庶不以多寡为口实也，商之何如？[2]
王錱，字璞山
王錱一军，只一千五百人。左宗棠对王錱及其一军都极其珍视，粮饷、功赏从不使落后。他跟王錱书信频密，二人讨论打仗、治军及时人长短，乃至为人、养生、辩学等等，几乎无所不谈。两人之间也时不时吵架、呛嘴，有时候还非常尖锐。王錱脾气大，左宗棠性刚强，经常碰得叮当响，但同时又都尊敬对方、佩服对方，所以，怎么吵也不致决裂、甚至不伤和气。王錱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小左宗棠一十三岁。左宗棠直呼其为璞山，通信中亦称其为“兄”、“老兄”，自谦称“弟”；王錱则呼左宗棠为“先生”、“左先生”、“左季翁”、“左季公”、“左老”。
正当骆秉章、左宗棠、王錱筹画以王錱部援江之际，咸丰六年八月，石达开突然又兵指湖北，救援武昌太平军。左宗棠对此“钜寇”自然不敢大意，为保卫湖南北境、也为援助胡林翼，左宗棠即商骆秉章，调王振部出岳州策应。
咸丰六年七月十七日，王錱给巡抚骆秉章上《尊扎调湘勇援岳并因病未能即刻启程禀》，称：
窃职道七月十四日午刻于湘乡县接奉宪台札开，崇通之贼回至北港及临巴交界之南冲，江西义宁之贼啸聚万余，武昌、咸宁、通城之匪欲窜临湘，武昌县葛店一带有股匪上窜，北省已派蒋益澧追剿，诚恐被剿狂奔，乘虚阑入岳州。该道自应带勇来省，听候调遣等因。奉此，职道捧读之下，即飞札调张丞运兰、王令开化官带见驻衡湘勇一千五百名星驰赴省。惟查湘勇口粮所欠甚钜，两月来以日食，负债累累，恐猝难启程。职道正在窃虑，适接七月十二日省局咨称湘勇口粮自五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九止，业经筹给委员洪忠培领解、赴衡永道收讫转给张运兰等具领等因，职道即札知张运兰等专候馕到，散给各勇，偿清逋负，即行兼程赴省，听候调遣。但张丞王令力量尚未能独当一面，职道本拟先期叩辕，因病势增重，见在服药调治，倘缓数日不愈，亦当扶病赴省，面聆方略，断不敢稍惜微躯以负咎也。理合将未能即刻启程缘由先行驰禀察核。[3]
咸丰六年九月，王錱部出湖南省城向岳州进发，骆秉章、左宗棠增王錱部至三千人，又调了朱南桂、洪定升所部（估计千余）归入王錱调遣。王錱至岳州后，即在湖南边境各县推行团练，同时率部在湖南湖北交界地域作战，所向皆捷。王錱本不喜欢带大部队打仗，所以他的部队始终在一千五百人以内。这次，骆秉章、左宗棠将王錱部增至四千余人，王錱当然更加得心应手，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将湖北崇阳、通城、蒲圻、通山四县全部“肃清”。王錱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抱负的读书人，他注重团练、地方治理，选拔地方优秀人才担当地方治理任务。此次他还选拔了一个士子——刘璈。刘璈后来归入左宗棠麾下，随同征战新疆，后随左宗棠回京，驻扎张家口，准备对俄作战。中法战争期间，刘璈作为驻守台湾岛的湘军主将，与法国侵略者拼死血战，成功保卫了宝岛台湾。
王錱部“肃清”崇阳、通城、蒲圻、通山四县，上禀奏捷。骆秉章当即令王錱部回驻岳州，听候调遣。王錱于十二月十九日由通山起程，回驻岳州。这时，风波突起。湖广总督官文上奏为王錱请功，并请将王錱及所部留在湖北。朝廷以官文是总督，所请不过一个道员、千余兵马，有何不可？当即下谕：
本日复据官文奏，崇阳、通城毗连江西瑞州、义宁。为湖北省城后路。王錱进剿崇通土匪，极为得力，请留该员督率南勇，驻札崇通，以清逆党巢穴等语。王錱驻札岳州，督办崇通蒲圻等县团练，据称渐有成效，惟崇通一带，介居江西湖北之间，为逆贼往来孔道，着该督抚即饬该员带兵前进，驻札崇通，遇有往来贼匪，随时剿捕，以清巢穴而杜乱萌。[4]
随后，朝廷又降旨，赏王錱按察使衔，留湖北以道员简用。湖北巡抚胡林翼也致书王錱，书云：
公牍之留公，特浮慕大贤之名耳。且神物非俗人可羁，何嫌何疑而遽为岳州之撤？已函至籲公、季公矣。麾下兵精不待言，其扶持正气鉴别忠奸则不仅弟不能望其肩背，即迪与厚亦似不及。崇通之祸，在良莠不分，气节不振，非公莫办。若粤边稍可纾防，仍乞献岁之初坐镇桂口，控制五县，以了鄂省边患，不胜至感。[5]
胡林翼许王錱为“神物”，推崇无以复加，认为自己和李续宾（字迪安）、杨载福（字厚庵）都不及王錱。而崇通一带，是最令胡林翼头疼的地区。这里与江西、湖南交界，太平军动辄来此周旋，牵掣湖北、江西大局。而且，太平军在这一带群众基础也较好。王錱到后，不光是将太平军“肃清”，而且他还着意办理团练，以破坏太平军来去自由的社会基础。王錱这么“可人”，官文、胡林翼止不住打起了小算盘。为此，胡林翼不惜担下得罪左宗棠的风险，并公然致函骆秉章、左宗棠，要求将王錱留在湖北。胡林翼大概认为，亲如兄弟的季高老弟会给他这个情面。然而，胡林翼想错了。左宗棠给他来了个亲兄弟、明算账。他接连致函王錱，告诫王錱不要为一官一职所诱惑，要放眼时局，图大作为。
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王錱曾致函胡林翼，论到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
拜读十九日手书，敬悉一是。得鄂城而全局俱灵，先生之苦心运筹，得迪厚之同心相助而益彰矣。季公于此事实已殚精竭虑。他人每多议之，然君子处世，只求尽夫天理之当然，人言何足恤也。錱不才，迁延道路，不能乘大军扫荡之时，迎截败匪，猥承慰念，疚怍滋深，矧厚贶军士有增无已也。尊体望力加调摄。俯仰乾坤，几人撑持？愈一身之疾乃能治斯世之疾也。涤公心事如苍天白日，而刚正之性不可屈挠。其行之通塞系世之否泰，彼氏之子固亦无如之何耳。[6]
显然，王錱对于左宗棠的评价更为详实、更为具体，而且特别记念左宗棠当他失败之时对于他的“慰念”之情和数年来对于王錱所部的特殊关照。他平时在书信中时与左宗棠争论、甚至吵架，但他对于左宗棠的意见是尊重的。而且，王錱也非常感念骆秉章的大德。所以，当他接到骆秉章的札书（当然是左宗棠写好、骆秉章盖印的），立刻毫不犹豫地回撤到了岳州，一到岳州，就致信左宗棠：
前信发后，即于十九日拔营，昨二十四已抵岳矣。朱、洪尚分驻崇、蒲，嘱其过岁始回军，恐岁暮班师，民心动摇也。[7]
随后，王錱又致信胡林翼，就撤军一事做了解释，而在这封信中，王錱还就湖北要向通山县百姓征收“捐项”一事提出不同看法，读来殊属可贵：
前札言通山捐项一节，心窃疑之。连年被贼蹂躏，今岁旱灾尤甚，若再征之，何以为生？即云彼固曾贡赀媚贼，今责以助官军，何不可者？然此前不得已之举，愚懦者受其害而莫可控诉，彼狡黠者固无恙也。今若概责以捐，恐狡黠之首士肆毒于地方且又甚焉。敛怨酿乱，弊不胜穷。
昨者匆匆言旋，崇通数县善后事宜，诸多未了。錱之初心固不出此。缘粤寇频窥，而江西贼踪几遍。自武汉克后，大军进捣浔城，江贼归路已断，势必旁窜横逸，肆毒于南省，湘之东境在在堪虞，不早严防，恐一时征调不及，受祸必深，此中丞札调之实意，并非见存畛域也。[8]
左宗棠得知官文、胡林翼上奏保举王錱、抑留王錱在湖北一事，极为恼火！他当即致信王錱，大有叮嘱、告诫之意：
中丞忽接制军抄奏咨会，伊处于十六日已发五百里，并会中丞后衔，以臬司保兄留湖北，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真可诧也！此事胡润之岂得诿为不知？而昨二十四日与中丞书，犹云伊不过浮慕而已，不能维絷高贤，何也？此间之委兄赴北，原为鄂、湘大局起见。今浮慕老兄者，既欲夺此一军，而润之之自命不浮慕者，亦并不预为知会。吾省裹粮卷甲代鄂剿贼，而鄂并夺之，其与葛伯仇饷何异？中丞愤欲抗疏劾之。弟以麾下已报起程，当已抵岳，暂不必争此闲气。但以后若以湖北一道羁之，便入樊笼，非复闲云野鹤，未审老兄之意云何？此间自不能无言。应如何措辞之处，乞即示知，月内恐不能捉笔也。[9]
王錱一看把季高先生急成这样，立刻回信，表明态度：
錱于仕宦一途，不特非心之所愿，且亦无此等才情。此不惟先生知之，即他人亦多知之。前月接制军札，深用郁闷。拟俟有谕旨，即禀恳中丞代奏。如实不能辞，则以有志观光请免简放。惟此中体裁，錱全不知，尚望先生有以示之也。中丞公与先生之于錱，何啻家人父子。錱之肺腑，岂尚有不相谅者？若能为錱脱此牢笼，则感戴实无涯涘。今日又接到洪守备一禀，知天下事更有愈出愈奇者。蒲圻李令炎保举朱、洪二营各数人，不但统领者不得与闻，即本营营官亦不先为知会。先生闻之，得毋又笑曰：浑敦穷奇兼善其长耶？已拟禀其荒谬且严词问之也。[10]
王錱态度明朗，而且将骆秉章、左宗棠与自己比为“家人父子”。左宗棠放心了。骆秉章、左宗棠让王錱暂驻岳州，还将周边数县团练事务交给王錱办理。
左宗棠回信王錱，谈心、谈事、谈兵略：
复书至，敬悉义心清尚，不汲汲于一官一职之为，识量宏远矣。东南群盗纵横，正志士枕戈之会。鹰鹯方逐鸟雀，而遽以一枝借之，亦何为者？吾辈若为官秩显荣计，天下何赖有此士乎？皇路未夷，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方待援拯。而不知者，辄欲私为己有，以博异日荐贤之名而就次日之绪，其识已碍，而其相与亦已薄也。
崇、蒲、二通之未即安帖，中丞忧之。其令老兄兼督数县团务，亦非以润之中丞之故。润之前误以麾下北伐为默助之意，其用心殊浅。至崇、蒲、二通不靖，而吾乡之巴、临、平各邑亦将不获安息，此亦事所必然，所谓利则俱利也。
驻师岳州，如猛虎在山，兼督数县之团，声息联络，有警则卷甲趋之，较之久驻一隅，令贼得测吾进止，其利钝迥别。即为鄂计，何独不然耶？同为一事，而公私义利不可不明。公则所见者大，而不遗乎小；义则不言利，而自无不利。[11]
而左宗棠心怪胡林翼不懂事，颇有点气呼呼的情状。胡林翼自然是“怕”了左宗棠的，他致信王錱，声称：决不札调王錱以失南北之欢，亦决不奏调王錱部以分左宗棠之心。王錱则致信左宗棠，劝他就此算了。此一节，可称为“湖南湖北争璞山”，或者说，湖北觊觎王錱，意欲夺之。总督官文为此两次上奏朝廷，朝野也有旨同意。官文还亲自下札王錱，要已到岳州的王錱返回湖北。但是，骆秉章、左宗棠坚决不放。咸丰四年以来，湖南也不知道派出多少部队，很多都经左宗棠之手。王錱一军，左宗棠却不肯松手，这是为什么呢？第一，王錱一军，是左宗棠数年心血浇注，非同他部，湖南的“安定”，主要依赖这支人数并不多的部队；第二，湖北境内有军队五万之数，就是大都不能打仗，左宗棠岂肯把王錱所部这样的精锐交到官文的手里？
对于此事，胡林翼倒是罢了，但总督官文则有点恼羞成怒。咸丰七年正月，官文在两次奏请王錱驻扎湖北不成之后，忽然向王錱严词呵责，威胁王錱“钦遵谕旨，毋稍违干咎！”真可谓是气急败坏、凶相毕露。事情的结果是官文以失败告终，堂堂总督竟然调不动自己治下一道员，这件事，让官文记下了左宗棠。事后，骆秉章、左宗棠也做出了一些姿态，叫王錱驻扎岳州，兼办湖北崇通等四县团务，同时言明，一旦湖北有警，还当率部征剿。一场风波就此过去。——但是，官文并没有就此甘心。在王錱援江之后，官文还借湖北军事吃紧之机，奏调王錱、刘腾鸿。但是朝廷已经明白就里，不会被带进去了，直接否决了官文的请求：
前据官文奏，安徽逆匪分股上窜，南勇失利，已檄调王錱一军，回楚应援。但王錱现在吉安剿匪，颇属得力，如令赴楚，何人可以接管？或因吉安正当吃紧，即将王錱暂留江西，俟克复吉安，再令前往湖北。[12]
左宗棠曾在私信中对胡林翼说，现在朝廷谕旨不遵照执行的多了，一是谕旨脱离实际、下面执行不了；二是下面主观上不愿意执行，于是以各种借口推脱、拖延。天下大乱时期，朝廷也终无办法。不用说什么总督、巡抚的札文了。所以，各路湘军四处征战，能够听指挥，是带有很大的个人因素的。对于王錱的使用，朝廷早知骆秉章、左宗棠的心思，如何肯再附和官文？所以只是以这种模棱之词来敷衍了。
左宗棠虽然闹点小情绪，但他毕竟“心忧天下”。他心里还是牵挂着湖北，为胡林翼担忧；此时正值他刚得到曾国藩父去世的消息，替曾国藩难过；刘长佑在江西，几天不见来信，他更是放心不下。他在给王錱的信中说：
崇、通、蒲、通近日光景如何？九江未下，兵勇时以饥溃为虑。山贼分窜荆门、谷城，鄂事殊为棘手。当局无十分可恃之才，如何搘拄全省？润公亦大可危耳。洪、朱两军均来岳州，是否仍分驻崇、通也？数日未接荫渠信，计此时正可接打，心为悬悬。[13]
左宗棠担心湖北兵勇，果然，没过多久，湖北就发生大的兵勇溃乱事件，致使胡林翼下决心要对湖北军队进行大换血，裁撤旧勇，新募湘勇。而左宗棠担心刘长佑一节，说话间，败讯便应声而至！
咸丰七年二月二十日，刘长佑所部四千余人在江西一个名叫太坪墟的地方遭到五六万太平军的围攻，寡不敌众，刘长佑差点自杀。消息传来，左宗棠不禁大惊失色！以当时的情形而论，一旦刘长佑军折损，太平军势必趁势攻击萧启江三千余人的队伍；而萧启江军一旦失事，那么太平军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湖南，而此时的湖南，无论兵勇钱粮已经被掏得“三空四尽”了，王錱一军在岳州。太平军瞅着这个机会，以五六万乃至数十万大举进入湖南，湖南如何抵挡？此前经王錱、刘长佑等“剿平”的“土匪”势必趁势复燃。如此，湖南也就万劫不复了！左宗棠一刻不敢停留，即替骆秉章起草札文，飞送王錱：
据刘道飞禀，本月二十日逆贼数万猛扑泰平墟，营垒尽失，亟应赴援，为此札仰该道，迅饬洪守备一营驻扎岳州，该道即督所部湘勇由醴陵一带驰赴袁州，与刘道互相知会，妥速剿办，毋稍刻延。火速。飞速。
左宗棠同时致函王錱，详细分析江西方面刘长佑、萧启江等军情况，讲明利害，促王錱即刻动身赴长沙，面商机宜。军情火急，王錱哪里敢怠慢？急急忙忙将岳州方面军事稍作布置，即于二月二十八日率部启程赴省。
王錱是湘勇的缔造者，刘长佑是楚勇的干将，两人相互熟悉。特别是在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部出省之后，王錱和刘长佑就被骆秉章、左宗棠倚为左右手，在湖南境内“剿匪”近四年之久，双方合作得心应手、心领神会。骆秉章、左宗棠在调王錱的同时，还筹画调江忠义等两部赴援江西，刘长佑致左宗棠函称，只要王錱能到，另外两支部队都可不必（江忠义率部一千与王錱同时赴援江西）。可见王錱在刘长佑心目中的地位。刘长佑虽遭挫败，但损失并不大，又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刘长佑能得民心），很快就恢复了战斗力。
刘长佑、萧启江同时出援江西，本为互相策应之势，但是，由于曾国藩从萧部调走了一千多人，使得萧启江眼看着刘长佑孤军前进而不能跟进配合，遂导致刘长佑之败。时论因此说萧启江“幸灾乐祸”，但左宗棠不同意这一说法。第一，他相信萧启江不是那样的人；第二，萧启江不能及时策应刘长佑，是事出有因。王錱一到，满盘皆活。不光刘长佑、萧启江、王錱三部连为一体，而且与先前受胡林翼派遣由湖北进江的猛将刘腾鸿部相互呼应。湖南援江军以湖南为总后方，在江西境内建立起了一道钢铁战线，将太平军自毗邻湖南湖北边界地区向东压迫。左宗棠日与王錱、刘长佑、萧启江、刘腾鸿等通信，沟通军情，提供意见与建议。须知，左宗棠多少心血，看家老本悉数出境，只能成功，而不能有半点闪失。他给王錱定的策略是：只要“雕剿”，不要攻城，其实就是要发挥王錱部的特长，多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刘长佑太平墟挫败后，退守新喻县城。太平军数次来攻，都被刘长佑战败。刘长佑也不追赶。到了咸丰七年三月，湖南给刘长佑送来了枪炮营帐铅药等军用（填补前刘长佑在太平墟的损失），刘长佑一军振奋，恢复雄心胆气。三月十七日，刘长佑侦知太平军动向，打了太平军一个大伏击，大获全胜，“克复”罗坊。王錱到新喻后，
咸丰七年三月二十日，王錱率部抵达江西新喻，与刘长佑相会。四月初，王錱、刘长佑、萧启江等军包围临江城，城内太平军坚守不战，王錱等围城一个多月，毫无办法。这时候，赣水以东太平军援军逼近吉水，准备对清军进行夹击。王錱闻讯，即与刘长佑、萧启江合议，先以所部迎击援军，搞围城打援。这正好符合左宗棠的打运动战的策略。王錱拔腿就走，强行军度过赣水，达到一个名叫周家岭的地方，在逼近太平军营垒的地方扎营，吸引太平军来攻，然后以阻击加伏击的战术，大败太平军，然后乘胜攻破太平军七座营垒，“斩获无算”。
首战告捷，王錱一发不可收拾，挥师横扫，连获沙溪、藤田、五星石、韶元、上固“大捷”，由乐安进规抚州，一路“追剿”、“邀击”、“诱剿”太平军，攻破广昌太平军营垒，“收复”乐安，“收复”南丰……
咸丰七年八月初一日，王錱具禀，告驻防永丰城湘勇连获胜仗，同时讲到了所部流行疾病及自己的病情：
职道自十四日以后锐意直捣抚、建，不料大病旬余，寝食俱废，起坐维艰，且帮办亦多患病，不能理事，而各勇夫病者数又过半，致失机宜，莫名愤憾……[14]
据王錱信中所说，应是其全军患上了流性疾病。王錱身体本就多病，连年征战，虚耗至极。入江作战，又全神贯注，奋不顾身，自然病得更重，不料竟于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初四日“愤憾”而逝！年仅三十三岁。王錱死后，他的坐骑“飞云”不食而死。军中秘不发丧，停柩考棚。一军士偶过得知，大号痛哭，于是全军皆哭……
王錱病逝后，骆秉章上奏朝廷，朝廷降旨，给予王錱高度评价：
王錱由湖南生员带勇，剿除衡永郴桂各属土匪、两粤会匪，并越境进剿湖北、江西逆匪，纪律严明，身经数百战，前后杀贼十余万，克复城池二十余处，厥功甚伟。著加恩晋赠布政使衔，即照二品例从优议恤，并准其予谥，仍于湖南、江西地方建立专祠。该故员父母著赏给二品封典，以奖勋勤而褒忠义。[15]
随即，朝廷予谥“壮武”，身后称“王壮武公”。
左宗棠闻耗，更是大惊大痛。他致函王錱兄长王人树（此时刚刚从湖南募勇一千赶至江西增援王錱）：
昨见公牍，言其患疾甚重，正封信见，而凶问至矣。呜呼，天乎！此何故乎？以璞山之忠义刚烈、秉正嫉邪、用兵如神如此，而竟至如是，止于是，然则天之生璞山何为乎？连年拮据戎马之间，出入锋镝之际，劳苦危险，无不备历，而竟以是促！其生也，吾负璞山矣！相者曾言璞山功烈虽高，名望虽重，然不得过三品。与中丞公时为忧之。故屡欲保擢显秩，辄复中止，不料竟以是止也！身后之褒崇，于璞山何益？然非尽为表襮何以对天下豪杰之士哉！独念吾乡物望及当时治兵诸公，无有能及璞山者，今弱一个，岂徒江、楚之忧乎？痛璞山者，实为天下痛也。天下亦尚有璞山其人乎？痛当奈何！当复奈何！[16]
“天下尚有璞山其人乎？痛当奈何！当复奈何！”痛失璞山，对于左宗棠来说是实难以承受的。他派王錱入江，但他对曾国藩等以及王錱本人都说明这是暂时的，等他帮着刘长佑、萧启江等打破僵持、扭转局面后，要调回湖南的。没想到，王錱竟一去不返！于公于私，左宗棠之痛，都比其他人更深。
咸丰四年以后，王錱与曾国藩几乎没有联系。至咸丰六年，骆秉章、左宗棠屡拟派王錱出援江西。出援江西，即出援曾国藩。咸丰六年十二月，王錱援江已成定局。这时候，王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世固有迹似终暌而实神交于千里之外者，此不特难以见谅于流俗也，即一二有识之士，亦多泥其迹，莫察其心，夫岂咎人之不相知哉。生平读书论古，窃见夫贤豪者流，或于其志同道合之人，仍有龃龉，遂自负昂藏傲岸之概，不肯稍为降下。君子谓其所执者隘而所亏者多也。乃忽忽焉而躬自蹈之，不亦伤哉！錱之受知于阁下也，基于壬子之冬而极于癸丑之秋。少自远于阁下也，肇于加募之事，而成于败衄之后，其中虽合远近之故，未始非彼苍者之默为颠倒位置，而疏狂之罪，在錱究无可辞矣。[17]
王錱此信，无非是为即将到来的与曾国藩的合作乃至会面搭一个台阶，但信中倒是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史证，即王錱与曾国藩由分歧到分道扬镳的真实原因与经过：“肇于加募之事，而成于败衄之后。”即因王錱要求加募勇丁赴援江西，遭至曾国藩的反对，两人因此产生分歧；到岳州之败，曾国藩怪罪记恨王錱，而两人分道扬镳。
也合当曾、王缘尽。王錱出援江西，而曾国藩已丁忧回藉矣。曾国藩获悉王錱病逝，乃题挽联一首：
陡惊失万里长城，那堪死后得书，尚题七月初七夜；
已拔作一朝名将，未解生前何意，仅容三十有三年。[18]
曾国藩的挽联，还是文胜其质，字面很考究，但无多少真情实感。相比之下，左宗棠《挽王壮武公》一联则更加情感充沛，而且更对王錱的路数，可为王錱九泉之慰：
是奇男子，是真将军，万里忠魂归白竹；
为天下忧，为吾党惜，两行热泪对黄华。[19]
就在王錱病逝的前刻，刘腾鸿在瑞州战死。刘腾鸿，字峙衡，是湖南涟源人，经骆秉章、左宗棠提拔，带五百勇丁至巴陵“剿匪”，被罗泽南看中，招致麾下，收作学生，充当先锋。刘腾鸿心无杂念，作战勇猛，识见卓越，所部号为“湘后营”，树黑色旗帜，“贼望见辄走”。咸丰五年，胡林翼派刘腾鸿援江，到江西作战。咸丰七年，曾国藩命他主南路军事。咸丰七年七月，刘腾鸿攻瑞州，战死瑞州城下。《清史稿》记载了这一惊心动魄的战斗过程：
时李续宾进兵九江，胡林翼疏调腾鸿回湖北。腾鸿以功在垂成，先分兵应之，而攻城益力，夺南门炮台，复扑东门，毁其城楼，身自督战，中枪子五，卧不能起。次日，裹创舁往，城垂克，忽中炮，洞穿左胁，移时殒。语弟刘腾鹤曰：“城不下，无敛我！”一军皆泣，冒炮火登城，斩杀悍贼过半，即夕克瑞州，迎腾鸿尸入城治丧。[20]
刘腾鸿是江忠源、王錱一路人物，左宗棠非常赏识他，刘腾鸿也跟左宗棠很亲近，两人书信来往频繁。刘长佑受挫，刘腾鸿怪萧启江不跟进策应，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对萧启江进行严厉指责。左宗棠一面钦佩刘腾鸿的大公纯粹，一面又替萧启江难受。萧启江（字濬川）也是涟源人。他在致自己的儿女亲家夏廷樾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濬川迟迟不进，亦由兵单之故，峙衡峻词责之，真令人悚惕！然濬川之稳练，能调和诸将，亦不易及。人才实难，若必人人如峙衡、璞山、迪庵，则亦难矣。[21]
左宗棠将刘腾鸿与王錱、李续宾（字迪庵）归为一个档次，可见刘腾鸿在他心目中地位之高。为了消解刘腾鸿对萧启江的怨怒，左宗棠特致函刘腾鸿，耐心劝解，努力消除两个“涟源佬”之间的意见：
濬川徘徊不进，其初以风勇、长营被调之故，渠处仅二千二百人，未免太单。嗣后中丞调田兴恕一千三百人赴其军，则三千五百人；近杨恒升及濬川又添勇一千，则四千余人，尚何忧单薄？倘荫军再进，而濬川尚逗遛不进，中丞必严督之矣。尊论明快之至，已将原函寄涤公观之，俾知其前此公牍、私函未免夸己抑人之过。荫渠至今无一字责濬川之迟延不进，亦可见其用心之厚也。老兄刚直明快，非人所能及，其论濬川之失甚当。弟前函所以不深责濬川者，以其于荫军挫后，尚能坚定不摇，殊为可取；而事前濬川曾有书言荫军速进可虑，亦颇有见也。其实临江之军，所以为难者，在西南一路，盖由新喻前进，则峡江、新淦之贼均可抄袭其后，不但吉安在其后，即抚、建之贼亦可取道于此，以出其后，不比莺哥岭后路易防也。荫军四千五百人，所留以顾后路者，仅黄游戎三清之五百人在新喻，兵力本单。今得王、江两军合势，则贼可图矣。吉安有兵勇八千余，尚时以增兵为请。王璞山一军未抵袁州，黄南坡即函请驻永丰。幸璞山非玉班可比，否则必为所牵，不顾大局矣。
尊谕兵事一着，名利之见，鲜不误事，最为卓见。天下事当以天下之心处之，岂容有一毫私见参乎其间？究竟误认亦是误己，何曾得名、何曾得利也？副将军于军务稍有阅历，或胜江西各上座，然心术则未敢知。此时且各干各事，尽其心力所能到者为之，不必计较，亦不必多发议论，以事势言之，数月内当有转机耳！[22]
左宗棠的信，讲了萧启江的实际情况，也讲到刘长佑的大度，言下之意是希望刘腾鸿能向刘长佑学习。同时，左宗棠强调，从军事上来讲，萧启江坚守莺哥岭是正确的。但是，左宗棠在信中提到了曾国藩。萧启江一到江西，就被曾国藩调走一部，因而使得萧启江因为兵单而不敢冒进，不能跟进策应刘长佑。刘腾鸿将刘长佑挫败的原因归咎萧启江，而左宗棠则将矛头指向曾国藩。左宗棠还将刘腾鸿的有关信件寄给曾国藩看，目的是为了指出曾国藩“夸己抑人”之过。事实上，湖南援军一进江西，即成为“唐僧肉”，不止曾国藩要调派，江西一省自巡抚至各道、府、州、县，都把手伸得长长的，一片声地殷勤呼唤，有的甚至擅动公札调遣，搞得援江湘军将领晕头转向。这让左宗棠极为恼火，也极不放心。援江部队出省以后，左宗棠只能用书信紧密跟踪各将领，指授方略，调和诸将，可谓操碎了心。
然而，刘腾鸿竟遽然而逝！左宗棠为此悲怆莫名。他在复夏廷樾的信中写道：
峙衡忠勇尚气，一时无两，望其成一大人物，不料遽止于斯，闻耗痛哭不自胜，亦不知其何以哀至于此，览尊书，但增悲痛耳。[23]
刘峙衡战死，左宗棠为题挽联：
初援鄂州，继援江州，忠于国，亦忠于桑梓；
得一名城，失一长城，死于贼，实死于小人。[24]
说刘腾鸿死于小人，大概是说，刘腾鸿正是因为官文催调，才急于攻城，故而身死。刘腾鸿死后，所部交由其弟刘腾鹤带领。不久，刘腾鹤也战至最后一刻，壮烈捐躯。
三湘骁锐接连颠陨，于公于私，左宗棠既悲且痛。此等忧苦，只能对最知心的人倾吐。他致信胡林翼说：
峙衡既逝，璞山又以疾陨于乐安军次，天之降祸，殊未有艾。自哭岷老以来，哭塔忠武，哭罗忠节，今又哭峙衡与璞。英风顿歇，继起乏人，如何如何！
璞山自援吉安以来，以千余之众，转战数百里，倏忽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近世战功之铄，罕有伦比。刚毅明决，用兵如神，非独江、塔、罗、刘所不及，即求之古名将亦少概见。不图其不死于战，而死于病也。人之云亡，我哀何既！[25]
后记
王錱病逝后，“老湘”一军由张运兰、王开化分统，归入曾国藩麾下，在皖南成为曾国藩最得力的部队。王开化退出回家，左宗棠建军时，由王开化、王开琳等老湘将领召集老湘旧部编成一军，作为左宗棠楚军组成部分，仍树“老湘”旗号。张运兰回家休息，所部老湘交由刘松山、易开峻分统。后曾国藩裁湘军，只留下刘松山老湘一支。刘松山一支后又归入左宗棠麾下。老湘是左宗棠一手扶持起来的，又在左宗棠的指挥下为国家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可以说是“湘军”中少数修成正果的部队之一（所谓修成正果指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而建立功勋）。
左宗棠认为，王錱是当时天下无人可比的将领，也是自古以来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左宗棠并非虚夸。王錱所留下的军事遗产，不光被左宗棠所发扬，而且影响到了此后历代湘军。一代伟人毛泽东创建工农红军，其中也不乏王錱的军事思想与基因。
[1]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咸丰六年。
[2]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书信，0094.《与王璞山》。
[3] 《王壮武公遗集》六，禀牍6。
[4]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咸丰六年。
[5] 《王壮武公遗集》，《王壮武公年谱》。
[6] 《王壮武公遗集》十二，书札5.《与胡润之中丞》。
[7] 《王壮武公遗集》十二，书札5.《与左季高先生》。
[8] 《王壮武公遗集》十二，书札5.《与胡润之中丞》。
[9]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书信，0150.《与王璞山》。
[10] 《王壮武公遗集》十三，书札6.《与左季高先生》。
[11]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书信，0155.《与王璞山》。
[12]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咸丰六年。
[13]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书信，0160.《与王璞山》。
[14] 《王壮武公遗集》，禀牍7，《永丰驻防湘勇进剿罗湖铺泰坪山等处大捷并乐安靳令在公陂阵亡恳奏请从优旌恤禀》。
[15] 《王壮武公遗集》，《王壮武公年谱》。
[16]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五，附册，书牍，咸丰七年，《致王人树》。
[17] 《王壮武公遗集》，书札，《致曾涤生侍郎》。
[18] 《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挽王壮武公錱》。
[19]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三，诗文。
[20]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五》。
[21]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书信1,0165.《答夏憩亭》。
[22]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书信1,0166.《答刘峙衡》。
[23]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书信1,0201.《答夏憩亭》。
[24]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十三，诗文，《挽刘武烈公》。
[25]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卷十，书信1,0204.《答夏憩亭》。
编辑：子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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