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历史长达两年多年，在朝代更替之中的帝王便有494位之多。这之中，有挥剑天下实现大一统的千古帝王嬴政；也有“寇可往，我亦可往”的汉武帝，更有将封建社会推向顶峰的唐太宗与唐玄宗。
当然，能够被后世铭记的有能之君放眼历史之中都是佼佼者。除此之外，能够被铭记的，大概就是本着“以史为鉴”原则被当做反面教材的杨广、赵构之流。漫长历史河流之中，更多的是没甚作为也没太大过错勉勉强强支撑王朝运行的帝王。
守成之君能够脱颖而出的势必有大作为，如汉武帝、唐玄宗；而开国之君与之相比，基本上凭着其开创之功便能在历史上占据很大的席位。
嬴政、刘邦、杨坚、朱元璋等人，单凭着自己的开国之功就能被世人称颂。但刘秀亦是一位开国之君，却显得比较“透明”，存在感很是低微。
同样，他分明是开国皇帝，其国号却并非“秦”、“明”一类，而是沿用了“汉”的国号，做了个继位皇帝。
唐太宗曾问房玄龄与魏征，打天下和守天下谁更难：
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对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由于两者参与的阶段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不同。在我们后世看来，做一个出色的守成之君显然更难，毕竟一个帝王要在娇奢的生活之中保持一颗向上的心实在是需要很大的自制力与毅力方可。
且看开元盛世，将唐朝乃至于整个封建社会推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便是天宝年间大梦一场，安史之乱让盛唐一路向下乃至消失。
唐玄宗之所以能够开创极盛之世，不仅仅是因为李隆基前期励精图治，更是因为在此之前，有李世民、李治武则天等人给他打下基础，正如汉朝在汉武帝手中强盛与文景之治息息相关一般。
守成之君基本上有点仰赖历任前代君王的意味在当中，而开国之君则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与手段开启一个新的王朝。
因此，论难度各有说法，但论能否在历史上大放光彩，开国之君有着天然的优势。不过，虽然同为开国之君，其各自开国的难易程度也大不相同。
纵观我国封建王朝，各开国之君继承皇位的方式无非两种，一则通过禅位的手段从前朝皇帝手中夺得皇权；一则靠自己的能力夺得天下。
第一种方式相较于第二种方式，显然要简单得多。既不用征战四方为自己夺取领地，也不用一边对付前朝势力一边与新兴势力相斗争。
如王莽建立新朝，可谓是极为简单，只需要让孺子婴将皇位禅让给他便可。而在此之前，王莽已经通过王政君进入朝堂之中，并且凭着自己卓绝的才能成为朝中无人能与之相匹敌的大臣，更是在民间积累的很大的声望。
西汉末期，汉哀帝虽然有一定能力与手段，奈何在董贤一事上昏聩，且又早逝，使得王莽逐渐大权在握。
到了汉平帝时期，王莽凭着自己的权势和手段，在朝中成为比肩霍光的存在，并成为四辅之一。朝中大事除了封爵由汉平帝决定之外，其他都由“四辅平决”。
平帝死后，孺子婴登基不过两岁，王莽又成为周公一般的存在。历经三朝的韬光养锐，使得王莽成为新朝的皇帝宛如伸手摘一颗苹果那般简单。
除此之外，通过禅位方式开创新朝代的还有晋武帝司马炎、隋文帝杨坚、宋高祖赵匡胤，他们如同王莽一般，在接受禅让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很大的权势，因此才能让自己的篡位显得如此名正言顺。
接受禅位是最为简单的方式，而凭自己本事打天下的也有其内在的难易程度予以划分。
秦、汉、唐、明都是通过自己的手段建立了一个与前朝截然不同的朝代，因此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传承与禅让。
但从他们的历史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相较于秦朝和唐朝，汉朝和明朝又更为艰难。
秦始皇对于所有封建王朝而言都有开创之功，这一言论毋庸置疑，而既然能当开国皇帝，自然也有自身优劣的比较，因此不做讨论；抛开这两点进行比较的话，大概是最为公允的。
秦始皇即位之后，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收权与整顿后宫，而后才开始对其他六个诸侯国进行征伐。在这之前，从秦孝公开始实行商鞅变法，传到嬴政那一代，已经是第七任君王，且这七个君王，没一个是泛泛之辈，因此秦始皇的统一天下不仅是自己的手段，更是如同贾谊《过秦论》所言，是“奋六世之余烈”，是一个传承的过程。
因此，秦始皇的开创还有继承的成分在之中。
观之唐朝，虽然是从隋朝走向李唐王室，但其祖上也非泛泛之辈。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到了北周时期，已经成为关陇贵族；即使是隋朝，李渊还得杨坚重视。因此李渊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基础。
虽然李渊最终是通过杨侑禅位得到的皇位，但当时隋炀帝还未身亡，因此只能当做另一股势力，故而不能与前面所提的真正禅位相比，至于原因为何后面会专门讨论。
建唐以后，李渊还得继续统一，其面对的势力除了国内的窦建德等人之外，还有突厥，因此统一大业也并不简单。但与秦始皇兼并六国相比，又显得不够大气，因而私心将秦朝的难度排在唐朝之前。
而后，便是两个史诗级难度的王朝：汉朝与明朝。
刘邦与朱元璋，同样是草根出身，既不像秦始皇有祖上六代基业，也不像李渊父子有着尊贵的身份。他们在干大事之前，一个是沛县亭长，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
即使两人开局都是赤条条一人，但他们之中仍能细分。刘邦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但凭着“贺钱一万”成功拿到吕公的女婿邀请函，使得颇有名望的吕公一家成为他的靠山，并且附赠了拥有识人只能的萧何一名。
而后，在汉初三杰以及彭越等人的协助之下，楚汉之争刘邦胜利，成功建立了大汉江山。
反观朱元璋，在皇觉寺当和尚的时候，因为朋友的一封信被迫加入红巾军，最大的靠山也不过是马皇后的养父郭子兴。
但郭子兴当时不过是红巾军五股势力其中之一，而且易怒多疑，与吕氏家族的全力支持不同，朱元璋赶鸭子上架之后都得亲力亲为，以至于最终成为一个全才般的人物。
因此，相较于刘邦，朱元璋才是地狱级的开国难度，开局一个碗也并非是一个口头的笑话那般。
从自己干事业终成开国皇帝的角度来看，其难易程度大概是唐朝＜秦朝＜西汉＜明朝。
刘秀同样是单干选手，由于其国号仍称汉朝，因此将其单独拎出来进行比较。
刘秀，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长沙定王刘发后代。但由于汉武帝时期为了彻底解决王国问题而实行推恩令，导致刘秀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是一个济阳县的小县令。加之父亲在他九岁那年去世，导致刘秀不仅穷，还成了孤儿，而后便被刘良抚养，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平民。
如此说来，刘秀与刘邦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莽新政之后，倒行逆施的局面使得刘秀在刘縯的撺掇之下，于南阳起义，其起义军名为“舂陵军”。
而后，舂陵军与绿林军合作，共同成为反对王莽王朝的一支队伍。然而随着绿林军对刘縯的忌惮，刘玄成为起义军所建更始政权的皇帝，刘縯被杀，刘秀只得隐藏锋芒开始另觅它路。
奉命前往河北招抚的刘秀，在邓禹的劝说之下的重新开创势力，之后更是在真定势力的支持下，于千秋亭称帝，并沿用“汉”的称号。
从刘秀称帝的经历来看，其开辟之路不可谓不艰难，甚至可以说是在李渊开国难度之上的。但即便如此，刘秀的名字仍然很少被提及，而其东汉也基本上与西汉合称为“汉”，因此汉朝的历史在东汉的加持下能够长达四百多年。
实际上若从嫡系宗脉来看，刘秀并非紧密的汉室宗室弟子；而从时间上来看，中间还有王莽王朝插入其中，刘秀完全可以新建立一个王朝以标榜自己的开创之功。
但我们得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刘秀之所以能够创建东汉王朝，在各方势力之中脱颖而出，也是托西汉的“福气”。
在我国历史上，除了东西汉之别外，还有东西周、东西晋以及南北宋的区别。他们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外来势力使得其更改都城重立政权。
由于周幽王的昏庸无道，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导致诸侯对其极为不满，甚至利用匈奴来将其杀死在骊山之上。
周平王即位之后，犬戎仍在镐京盘踞不走，无奈之下只得让诸侯前来勤王，在秦襄公等人的帮助之下，周平王迁都洛邑，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而周朝也因此成为东周。
与之相似的便是东晋的诞生。西晋短暂的51年历史当中，八王之乱就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便使得西晋王朝对匈奴势力的扩张毫无办法，而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南移。加之统治者昏庸无道，民不聊生，各方起义与少数民族势力纷纷成为威胁王权的存在。
与此同时，由于司马炎的分封政策，使得各诸侯王与其封地势力范围内的士族势力相结合，也让地方封王与中央君主离心力加强。
因此，当各少数民族政权林立之后，于长安登基的晋愍帝对诸侯王下达命令的时候，为了保存自己的既有利益，司马睿反而选择了“抗旨”。
当西晋王朝灭亡之后，与与司马炎同祖的司马睿，便在建康登帝，开创了东晋时代。
同样，南宋政权的建立也是如此。当北宋同金建立海上之盟，灭了辽政权之后，北宋便成为金政权的下一个目标。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入开封，将宋徽宗与宋钦宗父子掳走，北宋由此灭亡。
当徽钦二宗被掳走之后，唯一没有被掳走的皇室血脉赵构在张邦昌以及文武百官的请示之下登坛祭天，是为宋高宗。
从这三个前后相继的朝代来看，他们都是被游牧民族政权逼迫使得原有政权消亡，新兴政权被迫迁移。除了中央政权的位置有所迁移之外，其皇室血脉未改，原有政权结构也未曾改变。
但东汉与西汉又有所不同。虽然我们仍喜欢将两汉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无论是从刘秀血脉还是从中断的历史来看，其间都有一个间隔。
若是刘秀没有执意将国号立为汉，那么断然不会有人将其视为一段连续的历史。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刘秀也不得不将国号立为“汉”。
虽然他不像司马睿、赵构那般直接继承了原来的朝政结构，但他却利用西汉的名声为自己谋得了诸多好处。
与其说刘秀念旧仍然采用了“汉”的国号，倒不如说他这一国号是在诸多考量与不由己之下所做出的决定。
这一切便都要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进行说明了。
刘秀虽然是西汉末年起义较早的一股势力，但并非唯一的势力。
王莽一直被称为穿越者，便是他实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不能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并且因着他的改革，使得曾经将其奉为圣人的民众，长时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社会与世道的艰难以及对王莽篡权的不满，使得反抗王莽政权的起义队伍逐渐出现，刘縯所带领的舂陵军便是其中之一。
正如朱元璋最开始并没有当皇帝的宏图霸业一般，刘秀人如其名，其思想也稳中许多。他的梦醒应该就如同那句“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一般。
而他的哥哥刘縯与之相比，锋芒更为外露，《资治通鉴》记载：
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王莽篡汉以后，刘縯便开始忧虑江山社稷，其原因除了他的性格所致之外，便是汉高祖刘邦是他的偶像，而他四舍五入也算是刘家的血脉，自然不允许王莽初篡夺政权。因此，当时的刘縯还时常笑话自己的同胞兄弟刘秀，说他就像是刘邦的弟弟刘喜一般。
当稳重的刘秀看到纷繁的局势变化准备起义之时，正值刘縯也有着打算，两人一拍即合，举起了“复高祖职业，定万世之秋”的大旗，就此舂陵军成立。
然而南阳的起义局势并不明朗。当时最为强大的起义军为绿林军，其势力逐渐发展到南阳，但南阳大部分势力仍掌握在王莽的新朝手中。舂陵军此时力量微弱，无法与新朝军队相抗衡。思忖之下，加入绿林军成为了最好的选择，因此刘縯带着舂陵军成为绿林军的一员。
但当舂陵军与新市、平林两支军队合并之后，其力量仍然薄弱，为此刘縯只得拉拢下江兵同自己合作。而刘縯说服他们的理由，便是“汉”的旗号：
王常大悟曰：“常一匹夫，昧于浅近，忽闻君子大论，快若拨云雾而睹青天。乃者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今贤昆弟英姿雄概，又刘氏宗室，真我主也，敢不出身为用，辅成大功。”伯升大喜曰：“如事成，岂敢独享之哉！”遂与常深相结而去。
由此可见，王常愿意同刘縯合作，便是因为刘縯为刘氏宗族。因此打着汉室的旗号可以让刘秀刘縯兄弟拉拢各方的势力。
同时，从王常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除了各方势力之外，汉室的旗号在百姓当中也十分有用。
当王莽不顾天下人的生活现状执意实行各种前卫的改革之后，人民便陷入一片困苦之中。正如胜利之后我们会“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般，困苦的日子里人们也会开始怀念曾经美好的日子，于当时的民众而言，所怀念的自然就是大汉王朝。
毕竟于民众而言，秦朝因暴政而亡，是一个狠戾而短命的王朝；而汉朝建立之后，通过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经济逐渐复苏，而吕后当政期间虽然汉王室纷乱不堪，但她却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承诺。
等到了汉武帝，前期赶走了对中原政权最大的威胁匈奴，后期人民越发困苦的时候，他最起码还在轮台发布了《罪己诏》认错……细数汉室皇帝与如今的王莽相比，汉朝要好上太多。
此时于民众而言，谁能光复汉室，谁就能获得他们的支持。
在绿林军越发强大之后，刘縯由于锋芒太露且能力出众的时候，他们不是选择将刘家子弟踢出去，而是选择了更好操控的刘玄建立更始政权让自己的存在更有合理性，更加能吸引民众的加入。
我们可以看到，打着汉室的旗号可以为起义军带来更多的支持，无论是起义军还是民众。但这只是刘秀称帝之前的一种手段，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当中。
除了高举汉旗能为我们带来肉眼可见的实力与民众之外，有各种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个原因便是正统之争。虽然于如今的我们而言，能者居之并非不不可行，但其开国的阻力显然要大得多。
每一个开国皇帝，尤其是凭着自己能力开创王朝的皇帝，都会急于为自己寻找一个说服民众的理由。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于我们而言，其是前无古人的存在，但为了证明自己王权存在的合理性，他采用了邹衍的“五德始终说”来证明。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邹衍将各个朝代赋予五行的属性，秦始皇则依据这一理论，认为秦朝是“水德代周”。
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与董仲舒的天人三问之后，又根据天人感应有了“君权神授”的说法，因此君王的天命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
不过，这一理论于开国之君而言，虽然能够作为支撑他们存在与出现的理由，却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好处，所谓的天命所归还得让他们证明给民众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刘邦这类建国的难度直接属于是陡然上升。
与之相比，还有许多捷径能走。
王莽、司马炎逼君主禅位，就等于是告诉天下人自己的皇位是得到了真命天子的认可，是他们将权力转让给自己的，这样一来阻力最小；还有明明都是作为反隋势力登场的李渊，偏偏还要让人将皇位禅让给自己；当然号称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也就有这样的心思在其中了。
这三者的都是证明自己正统的理论依据，在三国时期也能表现得很明显，当曹魏政权通过禅位的方式夺得正统地位之时，刘备也有刘氏血脉作为支撑，唯有远在南方的东吴政权，没有实际的人相依靠，便只能说自己的天命所归。
刘秀当时让王莽篡位是不可能了，自然要好好利用汉室这一金字招牌，当然，用这一招牌的并不止他一人。
“汉室当受立”此话，便可证明在当时人们心中，“汉”为绝对的正统，除了是受儒学观念的影响之外，便是对汉室曾经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此，除了刘玄之外，赤眉军所拥护的刘盆子也标榜自己汉室的身份，禅位的孺子婴在万望等人的推举之下，于泾城被立为帝；就连当时在邯郸称帝的王朗，都对外宣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
利用前人的正统身份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统，是最为好使的一种方式。毕竟逼着人家禅让还容易落下什么不好的说法，而天命所归的难度又太大，因此还是寻一个可靠的祖宗证明自己的正统身份是最好的。
在各大势力纷纷表示自己的汉室后代的时候，刘秀不这样标榜自己，便会从一开始落后一步，因此当刘秀在千秋亭即位之后，索性将自己的国号立为“汉”，从气势上压人一等。
除了标榜自己的正统身份之外，此举还有减轻他建国后阻力的益处。以“汉”为国号，刘秀便是正统继承人，其他跟随他的开国功臣便只能为臣，而不能对其地位产生质疑，更无法取而代之，因为这是有违正统的做法。
于是当别的开国之君还在处理开国功臣的时候（如朱元璋），刘秀已经开始对新建立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了。
除了以上理由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便是汉朝对后世以及在整个世界上的影响力之大。
汉朝是我国封建历史上第一强盛的国家，它不仅是强盛的代表，更是无形之间成为其他政权附庸正统的一个标牌。灭亡西晋的刘渊，本为匈奴人，南下入中原之后，为了让自己的政权更为合理，不仅建立的政权为汉，还追尊刘禅；除了刘渊之外，五代十国时期，刘知远所建立的后汉政权以及北汉，也或多或少有着沾汉朝荣光的成分在其中。
汉朝影响力如此之大，刘秀作为刘邦的九世孙，自然也是能用则用。
以“汉”为国号，不仅能够为刘秀减轻阻力，还能够帮其打下江山，各种衡量之下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无论是于当时看来还是在后世看来，刘秀以“汉”为国号都并不是一件委屈的事情。在当时民众心中汉室政权是民心所向，于当今的我们而言，一个“汉”字足以令我们骄傲无比。
因此，刘秀虽为开国皇帝，却选择用“汉”作为国号，实则为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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