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30日，为响应武昌起义，云南昆明爆发起义。起义军势如破竹，攻城略地，胜利在望。
眼看清朝大势已去，守城无望，一位华发苍颜的老人仓皇出逃，没多久便被军官生擒。老人看到军官后气得全身颤抖。
“我把你当知己，你却背叛我。”“好心机，好手段。”“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这项上人头你尽管拿去。”
说完，老人缓缓闭上眼睛等待处决。军官一番踌躇后，单手握住刀柄，只见寒光一闪，军官会手刃故人吗？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老人的结局会如何？
原来，这名老人叫李经羲。他出生在安徽合肥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是晚清光禄大夫李鹤章，伯父是晚清权臣李鸿章。
李氏前几代的祖先生活贫苦，到了李经羲爷爷的爷爷那一代，才开始购置田地、家产，日子逐渐富裕起来。
家境渐好后，李氏家族开始走科举之路，但科考结果并不顺利，直到大器晚成的李经羲爷爷李文安考中进士。
与李文安一同考中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曾国藩。而曾国藩是李文安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的老师。
李文安与妻子一共生了六子二女，基于严苛的家教，他的子嗣不是位高权重就是富甲一方，长子李瀚章曾任湖广和两广总督。
次子李鸿章更胜一筹，身兼数职位，任两江、两广和直隶总督，还是海军衙门帮办，控制着朝廷的内政、军事和外交。
与两位哥哥在政坛大展拳脚不同的是，李经羲的父亲李鹤章为官半道转战商场，回乡主理家业，将家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丰厚的家私让李经羲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贵公子。
沾了祖上的光，李经羲不用像爷爷和两位伯父那样寒窗苦读，通过优贡便可以做官。
优贡生是由地方官员推荐或考选的学生。这些学生会输送至国子监学习，只要在三年选拔一次的朝考中合格即可做官。
李经羲21岁那年朝考合格，被封为七品县令，一毕业就做了县长。
可他的仕途进展得并不顺利，刚上任不久，他的父亲便于1880年去世，按丁忧制，不得不辞官守孝三年。8年后，母亲也不幸去世。
李经羲又守孝三年，不得不说他简直是清朝版的苏东坡，还没开始大展宏图，仕途就被耽误在守孝的路上，实在是太难了。
除孝后，为了让仕途进展顺利，在1891年的顺天、直隶水灾中他捐银万两。此后又陆陆续续捐银至四十万两。
因此，李经羲被赏戴二品巡抚花翎。
1893年，李经羲升任湖南盐法道、长宝道两个官职，管理全省盐务及长沙、宝庆政务，官位四品。
从21岁到34岁的14年间，除去守孝的6年，在任8年间他的官位能从七品升到四品。除了父亲留给他的家产，更多的是受到两位伯父李瀚章和李鸿章的荫庇。
凡事也都有两面性，李经羲仕途受伯父荫庇的同时，也会受到株连。1895年，李鸿章代表晚清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从此李鸿章背负着“卖国贼”的骂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经羲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参劾。
1901年，自称为晚清“裱糊匠”的李鸿章又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
也许是为感谢李氏家族的背锅之举，慈禧太后下旨令李经羲担任广西巡抚。一个月后，慈禧又改令他担任云南巡抚。
对于慈禧比翻书还快的工作调动，李经羲根本没时间去广西担任巡抚，因为他一直在忙于另外一宗要紧的事。
原来在1900年6月，朝廷扣押了一批法国驻云南领事馆私自屯用的军火。法国驻云南总领事方苏雅目无朝廷法纪，公然以武力抢回军火。
此举激起昆明民愤，数万名百姓包围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并焚毁两座法国教堂和英国教堂。
这就是当时的“昆明教案”事件。《辛丑条约》签订后，法国乘火打劫，要清政府赔款白银33万两。
由于新任的云贵总督尚未上任，而云南前巡抚丁振铎又不愿独自担责，慈禧觉得办事干净利落的李经羲定能处理好此事。
于是慈禧改命李经羲为云南巡抚。
在丁振铎、李经羲的努力谈判下，法方愿意将赔偿降至15万两，先支付6万两，余下的分三年付清，双方签订文本了结此案。
“昆明教案”事件结束后，李经羲请求进京陛见，有要事相奏。慈禧未允，李经羲再次请求，并强调“如果不准陛见，徒使国家有异日之悔”。
慈禧看到奏折后大怒，斥责李经羲胆大妄为，竟然敢以下犯上，对她使用威胁之词，慈禧当即免除他的云南巡抚之职。
1903年1月，李经羲又被下令署理贵州巡抚。但只是代理巡抚之职，并未转正。
地处边陲的广西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一直匪乱不断。
朝廷已将办事不力的巡抚革职，为尽早平定匪乱，慈禧又派做事果断的李经羲担任广西巡抚，这次免去一切流程，要求他速速上任。
接到慈禧懿旨后，李经羲反而上奏请病假。在慈禧的再三催促下，他才磨磨蹭蹭答应上任。
1904年七八月，李经羲又不顾朝廷反对，绕远路前往广西。他经由湖南湖北到达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到广西，这期间尽管朝廷三番五次下旨催促，他依旧不理不睬，直到9月底才正式上任。
李经曦此举看似在逃避匪乱，实际上也是对清朝政府无能的一种反抗。新官上任后，李经羲就采取雷霆手段，平定匪乱。
因平定匪乱有功，李经羲受到朝廷的表彰。但他与慈禧的矛盾也愈来愈深。便以“病体难支”为由请假，闲赋在家。
1909年慈禧去世后，李经羲复出并被任命为云贵总督。任职云贵总督期间，李经羲发展并壮大了云南陆军讲武堂。
早在1899年，政府为提升陆军力量，下令在全国设立讲武堂，培养新军。为响应号召，云南陆军武备学堂成立，也就是讲武堂的前身。
1908年清政府同意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并于第二年开始招生。
1909年9月，李经羲兼任讲武堂总办。他曾说，“云贵总督可以不做，而讲武堂不能不办。”讲武堂聘请的教官多数是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优秀人才。
早在李经羲担任广西巡抚期间，他就得知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蔡锷是个能文能武的杰出人才，便不惜大费周章地将他请到广西。
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后，李经曦又邀请蔡锷来讲武堂训练新兵。
而讲武堂的教员多数是来自革命同盟会，这些人是第一批革命的火种。
虽然蔡锷并不是同盟会的成员，但他一直在暗中协助同盟会，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当时北洋军的一名军官嫉妒蔡锷的才能，经常在李经羲耳边说蔡锷是革命党。李经羲不仅置之不理，还资助他们钱财，并叮嘱蔡锷他们要小心行事。
除了对蔡锷有提携之恩，李经羲对我们的开国元帅朱德也有知遇之恩。
在四川的朱德得知讲武堂在招收学员，因家境贫寒，在乡下教书的朱德为改变国家命运，果断弃笔从戎。不远千里从四川徒步至云南，走了76天才到达。
遗憾的是他错过了报名时间，为了成为讲武堂的学生，朱德与门卫发生争执。
那时正好李经羲在讲武堂，得知朱德是从四川徒步而来的，甚为感动，当即破格录取。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多个地区紧跟着爆发起义，昆明也聚集大批带有武器的革命人士，他们随时准备参加革命。
1911年10月30日晚，云南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在昆明发动起义。蔡锷和讲武堂监督李根源指挥新军从南校和北校场分别向昆明进发。
起义前，蔡锷吩咐所有士兵，不能伤害李经羲及其家眷。起义很成功，朱德攻占了督府，但未找到李经羲。
经过一番搜寻，朱德在萧巡捕家中找到李经羲。蔡锷立即赶来，李经羲以为蔡锷会将他处决，于是就出现了开篇的那一幕。
李经羲虽然隐约感觉这一幕迟早会来，但他万万没想到会这么快。
起义成功后，蔡锷被推选为云南都督，他和李根源来到领事馆邀请李经羲来执掌大权。
但李经羲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世代享受朝廷俸禄，不愿背叛。蔡锷也不强求，妥善安置好他与其家人，并护送他离开云南，辗转返回上海。
离开云南那天，蔡锷一路护送他至车站，还让他带走大量财产。对于李经羲的恩情，蔡锷也投桃报李。不杀李经羲，朱德也给予肯定。
武昌起义爆发以来，作为信息中心的上海，民情振奋，到处都充斥着革命的气息。好在李经羲安全地回到上海府邸。
清帝退位后，朝中老臣大部分都旅居青岛，李经羲见上海局势动荡，也举家前往青岛。
当时旅居青岛的遗臣众多，有的眷恋旧朝，为复辟帝制而奔走。袁世凯为拉拢旧臣，多次前往青岛游说招揽。
李经羲应招担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为笼络人心，封李经羲、徐世昌、赵尔巽、张謇为“嵩山四友”。
“嵩山四友”指的是总统都没有把他们当成臣子，而是把他们当成朋友对待，可见袁世凯对他们的重视非同一般。
虽然李经羲住在青岛，但青岛只是作为他进行政治活动和联络党派的一个驿站，上海才是他真正的活动基地。
在当时政局不稳的国情之下，李经羲也在选择。即使他在袁世凯处任职，但他绝非袁世凯的死党。必要时还是要识时务，抽身而退。
1917年，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就是否参加一战而产生“府院之争”。
5月23日，黎元洪罢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并于5月28日提名李经羲为国务总理。他此举也是为稳住北洋军阀，拉拢张勋。
但遭到北洋军阀的坚决反对。随后，倪嗣冲宣布安徽独立，山东、河南、陕西、福建、浙江等省份纷纷跟着宣布独立。
反对李经羲当国务总理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吓得他躲在天津不敢进京就职。
在黎元洪的催促下，李经羲提出必须由张勋护卫才能进京就职，黎元洪只能无奈接受。
5月30日，黎元洪致电张勋让他来京共商大事，并前来调节“府院之争”。
张勋便率领五千兵力从徐州出发，李经羲在张勋的护卫下，于6月14日抵达北京。
6月22日，李经羲通电正式就任国务总理一职，并兼任财政部长。
然而，让李经羲未曾想到的是，张勋进京并不是为了调解府院之争。他的目的是复辟清朝。6月30日，张勋入宫面见溥仪。
京城飘起龙旗，张勋宣布复辟。慌乱中，黎元洪逃入荷兰大使馆，李经羲躲进江朝宗私宅。
李经羲才乔装成运煤工人，乘坐火车回到上海。至于国务总理一职，从6月22日上任到6月30日结束，才不到10天。正因如此，他被后人称为“短命总理”。
1917年4月到8月，称得上是李经羲一生中最忙碌的4个月，他不断奔走在革命事业中。
这一百多天里发生的事情足以让李经羲体验到政局动乱的戏剧性。可见面对动乱不堪的时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重返上海后，他已经心灰意冷。从此只在上海的别墅中过着隐居的生活，每天或拈花弄草，或哄逗孙子，或咏怀度日。
1925年9月18日，李经羲病逝于上海，享年65岁。
李经羲的一生走过了清末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看到了政权更替中个人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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