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伯希和从敦煌带回一件后来在初唐历史领域引发重大争议的物品，它就是《常何墓碑》(全称为《大唐故使持节都督黔思费等十六州诸军事黔州刺史赠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武水县开国伯常府君之碑》)的拓本。
是的，只是拓本而已。但大家不要忘记，我国古代许多碑刻类文物早就在朝代更迭中被破坏或遗失了。之后想要知道原物文字的具体内容，只能去寻找它湮灭之前的拓本。《常何墓碑》的属性就是这般的如出一辙，而和它相关的，是一场在中国近千年来几乎无人不知的宫廷政变: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年7月2日)，皇太子李建成与胞弟齐王李元吉人宫觐见。两人进宫实为形势所迫，因为就在前一天，秦王李世民向李渊举发，说太子、齐王跟张婕妤、尹德妃等人淫乱后宫，并称自己差点就被兄弟们阴谋杀害。李渊闻言震惊不已，答允隔天召集大臣审问此事。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气氛不太对，秦王选择与太子撕破脸必然已有所安排，于是张婕妤秘密告知李建成，千万不可进宫。但李建成的侥幸心理,令他对这来之不易的情报不甚上心，依旧大摇大摆来到太极宫。而李世民一早便与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共10名亲信来到玄武门埋伏。
果不其然，李建成一行走到临湖殿时，发现宫中一反常态，当即策马想要返回东宫。秦府武将们顿时杀出,李世民亲自拉弓将李建成杀死。李元吉则死在猛将尉迟恭箭下。而东宫的卫军们得知太子被杀，为报建成知遇之恩，2000余名士兵强攻玄武门欲复仇。幸亏张公谨勇猛过人，独自关上大门，将东宫麾下车骑将军冯立等人挡在门外，玄武门宿卫军领袖敬君弘也带兵与东宫兵交战而死，这才给李世民争取到时间，成功逼迫李渊降手敕，得到了处置各军的指挥权。两个月后，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看完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李世民之所以能达成袭杀太子与齐王的目标，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得到了守卫玄武门将领的支持。不然又怎么会发生秦府的人可以安然进人玄武门埋伏，而太子卫兵却不得而人的神奇场面呢?
说到这,可能有朋友要问，这一切又跟《常何墓碑》有什么联系呢?首先必须解释一点，常何在新旧《唐书》之中并没有单独的列传，可见在传统史家眼里，此人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在史书上留下的记载，基本也就是举荐后来的吏部尚书马周一条而已。如果不是在敦煌古卷中发现了《常何墓碑》的拓本，后世人只从史书中是根本无法知晓此人完整生平的。
这块墓碑也算是出自名家之手，撰文者乃是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即“笑里藏刀”的原型 )。由碑文来看.常何祖父是北齐的殿中司马。隋末群雄起义时，常何归附于著名的瓦岗寨李密麾下，被封为“上柱国、雷泽公”。因为李密仅授予五人上柱国的头衔，其中还包括禅位于他的瓦岗前领袖翟让，所以常何定然是李密极为亲信之人。
《常何墓碑》还记载了一段相当有趣的对话，说某天李世民突然兴起,让常何评价一下李密是什么样的人。常何当即回答:“魏公雄武过人，有霸王之略。”李世民这就有点不开心了，反问说真如你所言的话，李密最后又怎么会“穷而归我”呢?不料，常何却气定神闲地回复:“虽然项羽的胸怀气量比不上汉高祖刘邦，但也不失为'亚圣’啊!”一番话说得李世民转怒为喜。
实际上，常何与李世民产生交集的时间相当早，瓦岗军败亡后，李密投靠大唐,常何作为亲信自然跟从。而从武德三年(620)开始，常何就作为李世民的副手(左右骁骑)一同前去征讨盘踞洛阳的王世充。神奇的是，常何还和李建成搭档了一下，负责平定河北的刘黑闼(“从隐太子讨平河北”)。在这之后，常何跟从李世勛“穷追徐圆朗”。徐圆朗死后，常何“留镇于洧州”。
故事发展到这里停止的话，常何的人设也不过是隋末群雄中的一员猛将罢了。真正引起近现代史家注意的部分，是《常何墓碑》中武德七年后的部分:“七年,奉太宗令追人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
公元624年，常何受李世民的征召来到京城长安任职，负责统领北门健儿。李世民给他的赏赐也非常丰富,而且叮嘱常何，让他负责把其中一部分拿去给同僚中的勇武之人共同分享。
所谓“北门”,指的正是玄武门。而“长上”的意思则是长期担任京城宿卫的士兵。联系到两年后的玄武门之变，难道说李世民早在武德七年，就已经着意在宫中戍卫里安插一颗棋子吗?
这个说法一旦成立,那么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就瞬间变成了筹谋许久而爆发的阴谋,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历史形象恐怕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故而，当我国知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一见到这份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编号为P.2640的《常何墓碑》拓本,就敏锐感知到了这一史料的特殊性。陈寅恪后来的主张,便认定常何是玄武门之变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换言之,正是因为常何的倒戈，及其与秦王的暗通款曲，才让李建成着了道。尤其是碑文中还有“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一句，更让人觉得常何才是一只始终躲藏于幕后的巨手。
不过，陈寅恪的推测是否就合理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即便以一般逻辑来看,常何要真的是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关键人物，又怎么会在事后仿佛被太宗遗忘了一般?跟尉迟恭等人在太宗朝的煊赫一时相比，常何的缺位是不正常的。李世民登基后,尉迟恭为右武侯大将军，爵封吴国公。而常何仅仅在突厥入侵后居折冲都尉之职，爵位也只是个开国男。李世民的性格又怎么可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大功臣呢?
最重要的是,以常何的身份，压根不可能完全将玄武门的守卫职权归于自己一身，他应该只是左右监门卫的中郎将，该机构的编制不过四十多人而已。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李建成被杀后，与东宫兵力战而死的敬君弘吗?《旧唐书》说他在武德年间“为骠骑将军，封黔昌县侯，掌屯营兵于玄武门”,这才是真正玄武门的大领导。
很值得一提的是，当李建成的手下杀来时，敬君弘本来可以选择置身事外的，他的亲信提出了一个骑墙方案:“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之晚也。”现在情势还不明朗，不如暂且作壁上观。等到我们手下的士兵集合起来，再作战也不迟啊。
然而敬君弘却选择跟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最终战死。可以说，全靠敬君弘在玄武门拖住东宫人马,尉迟恭他们才有了逼迫李渊降诏的宝贵时间。李世民即位后，也感念敬君弘的恩情，接连追封他为兵部尚书、绛国公,赐谥为忠。
以敬君弘的事迹来看，他早就是李世民一方的人，有了他的支持，常何的存在与否其实并不重要了。毕竟二哥哪有大哥顶用呢?敬君弘一点头,秦府的人出人玄武门还有人敢阻拦吗?至于所谓的“令总北门之寄”，恐怕是发生在玄武门事变之后而非之前。因为敬君弘的死，玄武门又处于紧急状态，李世民自然只能事从权宜,让一向和他相熟的常何暂代玄武门总负责人之位，倒也是合情合理的处置方式。
由《常何墓碑》拓本的现世而搅起的波澜最终归于平静。不过，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倒是很能给人以警示:偏执地追求在考古或者新见史料中找到足以颠覆传统观点的“证据”，本就不是一种严格治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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