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9年的行军途中，毛主席等人率领的红军因反动派刘士毅部的围追堵截，屡次陷入险境。
毛主席作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之一，在军事领域的独特见解与出神入化的用兵方式，一直都是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
不过，毛主席在年轻时也曾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列兵，对于枪械方面称得上运用自如，但在绝大多数时候，主席都是坐镇后方，运筹帷幄，鲜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而在此次危机之中，朱德总司令的妻子伍若兰在敌军突袭中被俘虏，而毛主席也不得不在战斗中亲自提枪上阵，冲锋在前。
那么，刘士毅究竟是何许人也？主席等人又是如何应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的？
接下来请听笔者娓娓道来。
说起刘士毅其人，可谓极为复杂，他曾是旧时代进步力量的代表，也是新时代旧军人的典范。
与话本故事中绝大多数英雄人物一样，刘士毅自幼丧父，由寡母将其抚养长大。
幸运的是，父亲的家族在刘士毅的成长道路上给予其诸多帮助，否则在时局动荡的清末，别说是送刘士毅进私塾念书，就连维持基本生活需求，都是举步维艰。
在叔伯的帮助下，刘士毅在十几岁时进入南康府中等学堂念书。
或许是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了来自父亲的棍棒教育，也或许是为了尽早撑起孱弱的家庭，刘士毅的性格桀骜不驯，处事倔强，在读书时就以为人放荡不羁闻名。
彼时新式教育推行不久，大部分学校的课程还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刘士毅对于这些古板生硬的文字感到无比厌倦，相较于那些圣人语录之乎者也，他更喜欢排兵布阵的学问，任由思想在无所拘束的疆场上驰骋。
为此，刘士毅专门在旧书店淘了一本《孙子兵法》，整日捧着书如痴如醉地阅读，对学业不闻不问，同学们因此嘲讽他为“武秀才”。
面对身边的冷嘲热讽，刘士毅以实际行动对他们回击。
庚子国变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了“预备立宪”，仿照戊戌变法以及西方君主立宪制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其中就包括培养新式军官和建立新军。
为此，清政府创立保定速成军官学校，面向全国招募学员，当时尚在江西高等实业学堂学习的刘士毅听闻这一消息后极为振奋，当即决定投笔从戎。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刘士毅顺利通过了学校应试。说来也巧，所谓保定速成军官学校，其实是后来保定军校的前身。
而就在几年后，刘士毅又作为青年军官代表，以公费前往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一人身兼民国两大军人派系：保定系与士官系，这早已注定了他的不凡。
通过应试的他从此踏上军旅生涯，而他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一消息如同惊雷般在暮气沉沉的神州大地炸响。
武昌起义的爆发对于驻守各地的新军来说，其实是意料之中。
因为就在几年前，同盟会便在各地新军主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秘密向新军渗透，散布革命思想，甚至于不少新军士兵，都是革命的追随者。
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新军这股势力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前，选择迈出那关键的一步。
1911年10月，江西九江。
自四年前从保定速成军官学校毕业后，刘士毅被分配至江西新军，他所展现的军事素养迅速得到长官的认可，至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刘士毅已从一个普通的列兵一路被提拔成连长。
在同盟会的秘密宣传下，刘士毅在内的一众营连排级别的军官毫不例外地接受了反清思想的洗礼，思想上倾向于革命。
因此，当武昌方面的消息传来后，刘士毅联合诸多基层军官，向江西新军第五十三标参谋长蒋群请命，希望蒋群带领九江新军支持革命。
其实彼时的情况已然明了，自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将满清龙旗撤下，挂上象征革命党的五色旗。
而作出易帜决定的，大部分都是各省份的满清巡抚们，稍微有动作慢的，比如山西巡抚陆仲琦，就因为没有及时作出易帜决定，被当地新军冲入巡抚府上，陆家满门被灭。
所以，刘士毅等人的请命，相当于给蒋群一个台阶下，蒋群也就顺水推舟，于同年10月23日宣布独立，成立九江都督府。
紧接着，在支援武昌起义的军事行动中，刘士毅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当时，在清廷与革命党之间摇摆不定的袁世凯为了夺取革命果实，派遣冯国璋率重兵向武汉三镇发起猛攻，武汉告急。
为解武汉之围，刘士毅亲自率领一支轻骑，星夜赶往黄陂与孝感之间的平汉路。
因为就在冯国璋大军压境时，刘士毅便看出，为了迅速对武汉三镇形成压力，冯国璋行军过急，将粮草辎重都甩在大军后头。
所以，刘士毅率轻骑以雷霆之势截断平汉路，迫使冯国璋首尾难顾，前方的攻势不得不放缓，这一招围魏救赵，直接扼住冯国璋部的七寸，武汉之围得以缓解。
与那个时代的诸多同袍一样，刘士毅经历了护国讨袁、二次革命等一系列战争，令人感慨的是，哪怕明知力量不对等，当时的刘士毅还是坚守在进步力量的阵营，与旧军阀和保皇党对抗。
一场场腥风血雨，一次次颠沛流离，有的人浴火重生，有的人却逐渐麻木，乃至沉沦，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刘士毅就属于后者。
身为旧军人，自参军伊始，刘士毅便站在革命一边，但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提到，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非一成不变。
当中国的资本主义革命屡屡以失败告终后，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可惜的是，昔日那个心系革命的刘士毅已经转不过弯，一心扑在权势上，只想着如何在乱世成就功名。
他先是离开革命军，投奔赣军领袖赖世璜，与其割据一隅，率大军入主南昌划地为王。
随后，在北伐战争中，他又与国民政府交涉，将赣军卖了个好价钱，一跃成为十四军军长。
刘士毅所做的一切，完全合乎一位乱世枭雄的作风，朝着权力的金字塔顶端冲刺。
而当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政变后，刘士毅再度来到了命运的岔路口前，此时毫不犹豫地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向共产主义者举起屠刀。
刘士毅万万没有想到，他与共产党人的第一战就挑错了对手，在国军追撵下孱弱不堪的红四军，背后站着的却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等近代顶级军事家，而这一战也将极大程度上改变刘士毅的人生走向。
自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模式得到迅速推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根据井冈山得成功经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大大小小十数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比起只会喊口号、死磕大城市的王明、博古之流，毛主席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给他们带来的威胁更大。
因此，蒋介石当即命令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对盘踞井冈山一带的“共匪”发起围剿，而朱培德又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率领独立第七师驻防遂川的刘士毅。
当时刘士毅的处境其实并不乐观，先是挚友赖世璜被杀，而后他又遭到蒋介石打压，仕途可谓一片黑暗。
手中掌握的独立第七师基本上可以算是他最后的底牌，说是棺材本都不过分，对于刘士毅来说，最首要的任务是保留实力、招兵买马。
至于参与围剿井冈山，完全可以待时而动，能不出手就不出手。
事实证明刘士毅的判断并没有错，与刘士毅一同领受朱培德指令，参与会剿的二十七师杨文轩旅，就因轻敌地以为红四军不堪一击，最后被红四军全歼。
有杨文轩旅的前车之鉴，刘士毅更加不敢轻举妄动，直到一次意外的发生，令刘士毅预感摘桃的时机来临。
1928年7月下旬，负责攻打湖南郴州的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遭遇重大失利，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
在狼狈撤回井冈山途中，失败的阴云始终笼罩在这支队伍上空，为某些意志不坚定分子的哗变埋下伏笔。
当部队途经江西崇义新地圩时，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突然叛变，带着几名亲信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逃往刘士毅处，并将红军刚刚遭遇失利的消息作为投名状出卖给刘士毅。
刘士毅当即反应过来，红军的虚弱期正是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最佳时机，倘若能以最小的代价重创红军，那么这份战果足以令他的前途变得一片坦荡。
于是，刘士毅当机立断，以大手笔拿出五个营的兵力，进攻驻守在黄坳的红军。
不过，面对刘士毅的突然袭击，毛主席与朱总司令早有准备，他们先是在黄坳虚设阵地打掩护，随后兵分两路，直扑刘士毅在遂川的指挥所，在红军战士悍勇作战下，刘士毅部兵败如山倒，刘士毅本人则在几十名卫兵的掩护下仓皇逃离遂川，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这次失利令刘士毅元气大伤，但同时激发起他的赌徒心理，对于刘士毅来说，针对红军的行动令他损兵折将。
倘若没有丝毫回报，那么便对不起之前付出的代价，这促使起初打算隔岸观火的刘士毅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迈向深渊。
1929年2月，迎着惨淡的黄昏，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在村民好奇且期待的目光中，缓缓开进圳下村，从不少战士身上缠绕着的血红布条中，不难看出他们刚从一场恶战中脱身，且伤亡不小。
这支沉默行军的队伍，正是不久前从井冈山根据地撤离的红四军，面对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强势围剿，毛主席、朱德、陈毅并没有选择以卵击石，而是率领红四军一路向赣南进发，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一路上自然少不了国军的围追堵截，就在开进圳下村的前一天，红四军还与国军将领刘士毅麾下一部在江西寻邬的吉潭镇打了一场遭遇战。
战士们已是筋疲力尽，无力继续赶路，于是主席等人只好来到吉谭镇东南面的圳下村暂且休整，并研究下一步进军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同志已是怀有身孕，本身跟着部队一同跋山涉水就不容易，更何况连日来战斗不止，这种日夜颠倒风餐露宿的生活，令她本就虚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
得知情况的圳下村村民，十分热情地准备将村子里唯一一头猪杀了，给伍若兰补补身子，朱总司令得知此事后，连忙对村民们进行劝阻，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更何况是他朱德的妻子？
这种风气万万不可助长，于是，夫妻二人只是稍微补充了些干粮，便不再叨扰村民。
深沉的夜幕逐渐将圳下村笼罩，在经过连续多日的栖风宿雨后，红军战士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平静。
但在翌日凌晨，经过一夜休憩的红军整装待发，正准备再度踏上征程时。
忽然，一串突如其来的枪响打破这片薄雾弥漫的宁静，经过一夜的追踪，刘士毅部肖致平团尾随而来，并朝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居住的临时指挥部发起猛攻，一时间情况十分危急。
所幸，驻扎在临时指挥部附近的二纵队第九大队在第一时间得知首长们身陷险境，战士们当即朝指挥部方向奋力拼杀，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护送朱德等人迅速撤离。
但是，在撤离途中由于怀有身孕，伍若兰的行动速度受限，逐渐与大部队脱节。
当朱德一行人撤退至二三里地外的三十一团阵地时，清点人数时才发现伍若兰已经下落不明，而毛主席与二十八团的战士同样在逃亡时不见踪迹。
直到当晚午夜时分，毛主席才带着二十八团与朱德一行人会合，可噩耗也随之传来，此前消失不见的伍若兰，这时已然落入敌手。
残忍的反动派对这位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施以重刑，可她却依旧守口如瓶，对敌人的问话嗤之以鼻。
最终，恼羞成怒的敌人居然丝毫不顾她孕妇的身份，将她杀害于赣州城卫府内，并把她的头颅悬挂在城门口示众，实在是丧尽天良！
无论杀害伍若兰的命令是否由刘士毅亲自下达，伍若兰的死也与他脱不了干系。
无论立场如何，此时的刘士毅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荣誉感的军人，他俨然如同一位滥杀无辜的屠夫，又像是输急眼的赌徒，当最后的良知泯灭，他的失败也已注定。
1929年2月，农历大年三十，正是阖家团圆之际，可红四军却依旧没有甩掉刘士毅部的追剿，两军距离咬得很死。
倘若红四军原地不动，刘士毅部只消三个小时左右便能赶上红四军的尾巴，情况极其焦灼。
眼看着这个年就要过不好了，31团的战士们纷纷聚拢在3营党代表罗荣桓面前提议，与刘士毅部战上一场。
罗荣桓心想一直拖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将战士们的请命向军部汇报。
其实，类似的声音在这几天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多后，毛主席等人便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如今见军心所向，于是果断作出决定，打一个漂亮仗来迎接新年。
彼时红四军正好来到瑞金城外的大柏地附近，经过毛主席等人的战术研究，发现此地正是设计伏击刘士毅部的绝佳地点。
因为大柏地南端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6公里的峡谷，蜿蜒盘旋，两侧山高林密，适合打伏击战。
唯一的缺陷就是此处地形太过蹊跷，稍微懂得兵法的人都会止不住怀疑其中是否会有埋伏，更何况是科班出身的刘士毅。
所以，只有拿出足够分量的诱饵，刘士毅才会心甘情愿地咬钩。
为此，一方面毛主席等人将主力部队和中军大营设置在大柏地，展开军阵，作出一副要与刘士毅决一死战的模样。
另一方面，派出第2营与刘士毅交火，且战且退，撤退途中不时洒下行李，故作颓势，令刘士毅错误地以为红军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同年2月11日上午，下定决心的刘士毅集结大股兵力，一口气钻进我军设计的口袋阵中。
与此同时，28团第三营的战士们早早就领受命令，对刘士毅部进行包抄迂回，成功突袭至峡谷入口处，将敌军的后路截断，峡谷内的敌军俨然已成瓮中之鳖。
不过，刘士毅既然能做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策，自然是事先做足了功课，做好了被伏击的准备。
他深知与红军相比，国军的最大优势在于火力，只要发挥好这一优势，撕破红军的包围网轻而易举。
果不其然，尽管我军占尽地利人和，可在敌方的火力压制下，战场逐渐陷入僵持阶段。
关键时刻，红四军全体战士抱着背水一战的觉悟，全军向刘士毅部压上，就连很少摸枪的毛主席，都亲自带领警卫排冲锋在最前线，全然不惧流弹的威胁，将生死置之度外。
主席的举动鼓舞了在场所有战士，这一刻，全军的战斗意志如同熊熊烈火，将敌军烧成灰烬。
最终，这场战斗持续至当天中午，刘士毅部两个团的大部分兵力被消灭，800余人成为我军俘虏，缴枪数百支（挺）。
这场胜仗成功使得红四军摆脱了穷追不舍的国军，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红军战士们得以在苏区过一个好年。
不过，这个年对于刘士毅来说，可就没那么精彩了，损失惨重的独立第七师，被改编为十五旅，调防上海松江，从此远离剿共前线，来到老蒋眼皮子底下，刘士毅的招兵买马计划就此告破。
虽然刘士毅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站在了我党对立面，犯下累累罪行，但民族危机面前，他还是坚守住自己的原则与底线，奋战在抗日战场的最前线。
淞沪会战失败后，彼时的刘士毅率领桂军第三十一军死守津浦路，与北进日军展开拉锯战，极大延缓了日军攻城拔寨的速度，成功达成战略防御的目标。
随后，在台儿庄战役中，第三十一军在刘士毅的指挥下，死守防线，与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两个师团激战四天四夜，为第五战区调集兵力、收拢包围圈赢得宝贵时间。
此后，刘士毅继续率领部队征战于抗日战场，立下战功赫赫，当得起爱国将领的称号。
三年解放战争结束后，坚持站队李宗仁、白崇禧的刘士毅，见大势已去，只能被迫放弃自己的野心，跟随国民党流亡台湾，在这座祖国东南宝岛上度过余生。
类似刘士毅这样的军人，在纷乱的民国时代还有许多，前有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后有远征缅甸的杜聿明，或许对他们来说，缺少的只是一道正确的指引。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纵然万般无奈，再回首，尽付一声叹。
编辑：李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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