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黄巢兵败虎狼谷，晚唐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也随之画上了休止符。
只是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李唐王室元气大伤、日渐凋敝，朝廷号令只行于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
而各方藩镇诸侯却趁此良机拥兵自重，彼此之间或各怀鬼胎、合纵连横，或自擅兵赋、迭相吞噬。
在此期间，占据太原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坐拥汴梁的宣武节度使朱温，逐渐成为唐末最大的两个藩镇势力，并倚黄河两岸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907年，朱温最终篡唐称帝，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天下藩镇归附者十之七八，而割据河东的李克用却始终视李唐为正朔，沿用大唐年号，拒绝承认朱温的合法统治地位。
一年以后，李克用病逝，对于竞争对手朱温而言，统一天下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终于消失了，只是后梁皇帝还没来得及暗自庆幸，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便横空出世了……
虽然最后成为了逐鹿中原的霸主，但河东李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人，他们属于西突厥别部的沙陀族人。
李氏家族原姓“朱邪”，李存勖的祖父朱邪赤心是唐末沙陀部首领，因镇压庞勋兵变有功，被懿宗赐名李国昌，并编入唐朝宗室谱籍。
沙陀人虽然和皇室并无血缘，但从这一刻开始，李国昌（朱邪赤心）及其后人，理论上来说，便和大唐天子成为了“同宗兄弟”。
大概正是因为这一层缘故，沙陀李克用家族，虽然也有和中央分庭抗礼的情况，但却始终顾念着一点香火情分。
在唐末纷繁复杂的政局之中，在五代礼乐崩坏、无所不用其极的背景之下，几乎所有的藩镇诸侯，都是处心积虑地想着篡夺江山，置李唐王朝于死地。而多少还保有一点忠孝礼智信的李氏家族，绝对可以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
李家发迹于李国昌，后经李克用数十年艰苦经营，已经成为以晋阳（太原）为中心，辐射整个河东地区的强大藩镇武装力量。
李克用
所谓虎父无犬子，作为李克用长子，李存勖不仅完全继承了家族的战斗细胞，而且还将其充分发扬光大。
据史料记载，李存勖“善骑射，胆勇过人”，年少时便随父东征西战。乾宁二年（895年），李克用讨平邠宁、镇国、凤翔三镇叛乱，随后父子二人入朝奏捷，唐昭宗见李存勖丰神俊朗，英姿勃发，甚至隐隐有超过其父李克用的趋势，内心非常喜爱，抚其后背爱怜赞曰：
“此子可亚其父，将来必是国之栋梁，日后勿忘效忠予家”，李存勖也由此得了一个“李亚子”的名号。
李克用占据河东时，最大的敌人便是中原地区的朱温军事集团，作为当时最大的两个割据政权，双方连年征战，攻伐不休。
李克用的沙陀兵团虽然能征善战，但囿于兵力匮乏、地盘狭小，总体而言，在交锋中大多处于劣势，李克用有时也难免会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
而李存勖却及时劝慰父亲道：“朱温侍其武力，威逼天子、觊觎帝位、陷害良善，迟早会自取灭亡。而我李家三代尽忠王室，如今虽因势穷力屈无法报效，但也无愧于心。父亲应忍耐静观，积蓄力量，以待朱温衰弱之时再图复兴，怎能轻易就灰心丧气呢？”
儿子的开导让李克用大为释怀，并得以重新振作，然而令人钦佩的是，作出此番深明大义论断的李存勖，当时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孩子。
而许多年以后，当李存勖真正接过父亲的衣钵，并一次次在战场上击败李克用曾经的死敌朱温时。
后梁天子也不禁发自内心的羡慕李家能出现像“李亚子”这样优秀的继承人，再想想自己那些不成器的子嗣，他更是无比向往又满怀悲愤地感叹：“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猪狗）尔！
公元908年初，李克用已卧病多日，自感大限将至，便将李存勖叫到榻前，郑重其事地将三支箭矢交托到其手中。
这三支箭代表了李克用平生三个最大的仇敌，也是这个一代枭雄未了的心愿，临终的李克用告诫儿子：
第一：要铲平出尔反尔的刘仁恭；第二：要彻底消灭仇敌朱温建立的后梁；第三：要击败背叛自己、与后梁结盟的契丹。
当年正月二十日，李克用病逝，二十四岁的李存勖承袭父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
从这一刻开始，年轻的“李亚子”背负着父亲的血海深仇和三支无比沉重的箭矢，踏上了称霸天下的道路。
虽然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庞大家业，但李存勖面前的道路却还相当崎岖漫长——不仅“三大仇敌”均是兵强马壮之辈，而且河东集团内部，此时也是危机重重。
当初李克用在云、朔地区起兵时，所得骁勇之士多收为养子，如今这些义子皆手握精兵，恃功骄傲，而少主李存勖年纪轻轻又资历浅薄，自然无法服众。
尤其是李克用胞弟李克宁，本就在军中威望甚高，兄长死后，他更成为手握河东兵马大权的二号人物，虽然李克宁本人并无反叛之心，但李存灏、李存实（二人均为李克用义子）等人觊觎富贵，扬言“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侄，理岂安乎？”，怂恿其夺位自立。
再加上其妻孟氏也是贪慕虚荣之辈，受到李存灏等人蛊惑，也极力劝说丈夫夺权篡位。
内外夹攻之下，李克宁也终于动了谋反的心思，并准备挟持李存勖母子投奔后梁，向朱温请功邀赏。只是其人优柔寡断，尚在犹豫不决时，因事有不密，被人及时告发给了李存勖。
河东集团的元老人物、位高权重的叔父要阴谋叛变，李存勖当机立断，暗中联络对自己忠心耿耿的托孤重臣张承业，并迅速定下了平叛除奸的计划。
次日，张承业出面邀约李克宁入府赴宴，李克宁未防有诈，孤身前往，结果在席间被擒，当日即被处死。
一个优柔寡断，一个杀伐果决，生死之间，高下立判，而成功解决李克宁叛乱事件后，年轻的晋王在河东集团迅速树立起了威信，再也无人敢于挑衅李存勖的权威。
只是内乱初平，外衅又起，后梁军队趁李克用病逝之机，对河东治下的潞州（山西长治）发起猛攻——李存勖也终于要独自面对朱温这个最强劲的对手了！
潞州位于梁、晋地盘的交界之处，扼守太行、王屋二座天险的豁口，由此往北可直接威胁太原，而向南渡过黄河，又可直达汴梁。
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李克用和朱温围绕这一地区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争夺。
907年底，朱温以十万重兵围困潞州数月，此后得知李克用死讯，眼见河东主少国疑，而后梁大军压境已是势在必得，朱温因此放松了警惕，在潞州城即将被攻克之前，从前线返回了汴州。
而李存勖则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于908年四月底由晋阳火速挥师南下，疾驰六日，直抵潞州近郊，率军潜藏于城南三垂岗。
五月初二，突降大雾，埋伏多时的李存勖于夜间突然发起猛攻，熟睡之中的后梁军队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而城中的周德威也及时出兵加入战斗，里应外合下，后梁军队彻底崩溃，将士伤亡数以万计，粮资器械丢弃无数，潞州之围遂解。
潞州之战，后梁元气大伤，在此后数年都无力北上侵扰河东，而经此一役，晋军兵威大盛，李存勖回到晋阳后，又着手治理内政、整肃军纪，在其统治之下，河东军事集团很快便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公元911年，李存勖又出兵援助成德节度使王镕，于柏乡大败后梁主力，此战过后，朱温引以为傲的“龙骧”、“神捷”二军全军覆没，后梁精锐兵力损失惨重，愈发一蹶不振。
而李存勖在初步稳定局面、并对劲敌取得较大优势后，决定暂缓对后梁的攻势，先夺取河北地区，以消除后顾之忧。
刘仁恭，本是李克用一手提拔的将领，然而其实力壮大后便与晋王交恶，又转投朱温，割据河北诸州与河东分庭抗礼，只是此时刘仁恭父子因争夺妻妾反目，其人已被儿子刘守光囚禁于幽州。
而刘守光盘踞燕赵之地，妄自尊大，一心想当北方盟主，李存勖使用骄兵之计，联合六镇节度使共尊其为“尚父”，刘守光更加肆无忌惮，于911年八月悍然称帝。
同年十二月，李存勖见时机成熟，便会同成德、义武两镇兵马讨伐桀燕，一举攻陷幽州，擒获刘仁恭父子后，破腹取心献捷于晋国太庙，以祭奠先王李克用在天之灵。
而在晋兵攻破幽州之前，刘守光曾向后梁求救，朱温则亲率大军北上赴援，不料再次为李存勖所败，羞愤交加的后梁天子返回汴梁后，从此一病不起。
而正如朱温所慨叹的那样，他的那些儿子确实是猪狗不如之辈，先是其次子朱友圭于912年弑父登基，次年朱友贞又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处死兄长后夺得皇位。
朱友贞也十分昏庸无能，篡位后纵容官吏横行霸道，在其治下，后梁国势日渐衰落。
李存勖则在完成父亲“第一支箭“的心愿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灭梁战争，但在此期间，河北发生了叛乱，寿州刺史卢文进叛附契丹，引兵入幽州，准备合击晋军，李存勖闻讯回师亲征，击杀契丹军万余人，斩获牛马辎重无数，辽主耶律阿保机兵败后狼狈撤往漠北草原。
契丹败退，北疆暂保无忧。李存勖开始调兵南下，一路所向披靡，黄河北岸的后梁各镇尽数易手，但河东军兵力、物资也受到不小的损失，因后续力量不足，梁、晋双方遂在黄河两岸形成长达数年的拉锯大战。
公元923年四月，李存勖接受诸镇劝进，在魏州称帝，改元同光，为表延续李唐江山之意，仍沿用“唐”为国号，史称后唐。
同年十二月后唐兵马抵达汴州，城破之际末帝朱友贞自杀，后梁至此灭国，而李存勖则尽取河南、山东等地，定都于洛阳。
从908年李克用临终三箭赐子，到923年平定后梁，仅仅十五年时间，“李亚子”便先后击败了三个强大的敌人，完成了父亲的临终遗命，此时天下初定，而后唐兵强马壮，李存勖之名更是威震四方。
按照如此趋势发展，后唐统一天下，再造李唐盛世似乎是指日可待，而李存勖也必将成为名继唐宗、功追汉武的一代圣贤明君。
只是令人惋惜的是，大仇得报后的李存勖，却突然失去了进取的动力和人生目标，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沉沦堕落。
《新五代史》曾言李存勖少年时便“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只是“三支箭”的沉重负担，让他逼迫自己必须心无旁骛，而多年的厉兵秣马、南征北战更使其无暇顾及心中的热爱。
登基称帝之后，李存勖便开始沉醉于梨园音律之中，先是在宫外四处搜罗唱家名⾓，请进皇宫后又十分宠幸这些戏子优伶。
伶人们恃宠而骄，在皇帝面前肆意打闹，对待后唐官员更是放肆无礼，常以戏弄文武百官为乐。
不仅迷恋听曲看戏，贵为天子的李存勖还要亲自登台表演，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李天下”的艺名。
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娱乐活动之中，必然无法分身处理国事，而伶人们受到皇帝的宠幸后得以加官进爵，又开始干预朝政。
有些奸佞小人妄图在后唐升官发财，便以金银贿赂这些手握大权、身居高位的戏子，如此一来奸邪之辈充斥朝堂，忠臣良将却惨遭排挤打压，短短几年，后唐的政治环境便被搞得一片乌烟瘴气。
但客观来说，此时后唐如日中天，放眼中原版图，根本无人敢于挑战李存勖的统治地位，如果天子仅仅只是宠幸优伶、沉迷声色犬马，可能李家三代辛苦经营的庞大帝国，还不会向后来那样，几乎是瞬间便全面崩塌。
但李存勖偏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功成名就之际，他将矛头对准了后唐的立国之本、一步步助其问鼎中原的军队。
作为世代藩镇出身的李存勖，本身就带着鲜明的军阀属性，五代乱世中“兵强则为将，将强则叛主”的野蛮生存法则，他可以说是了然于胸。
为维护后唐的长治久安，李存勖登基之后便迅速实施“削藩”政策，一年之内竟有高达百余人次的节度使被调换藩镇领地，同时又派遣大量宦官、伶人作为监军，安插在军队中的要害职位。
历史无数次的证明，削藩具有极大的风险，稍有不慎统治者便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此时天下初定，一切应以稳字当头，李存勖操之过急，又用力过猛，已然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而自晚唐以来，凭军功建节就藩几乎是乱世中约定俗成的规矩，大量中下级将领以此作为晋升阶梯，而李存勖不仅未能及时犒赏安抚军队，却对那些未建尺寸之功的戏子优伶大肆封赏，引起基层军官的强烈不满。
不仅如此，因为连年征战，导致府库枯竭，李存勖为敛财自用，竟然频频克扣军士粮饷，致使底层士兵也对其怀恨在心。
后唐的天下，都是军人浴血沙场、九死一生拼杀得来，而李存勖一上台，便将军队由上至下、从里到外得罪了个干净，因为他的种种致命昏招，灾祸终于在不知不觉间悄然降临了。
后唐同光四年（926）二月，魏博戍卒在贝州（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并攻下邺都，李存勖遣大将李嗣源前往平叛，结果李嗣源行至邺都城下，亲军再次哗变，将其劫持入城，并与叛军合势，拥立其登基称帝。
李嗣源本无反意，但迫于内外形势，又无法解释，只好在众人裹挟之下挥师南下，讨伐李存勖。
得知众将变节，李存勖立即由都城洛阳出发，欲坐镇汴州指挥平叛，然而唐兵未至，叛军已然抢得先机。庄宗见形势不利，只得又仓皇返回洛阳，归途之中再三抚慰士卒，许以厚赏，但为时已晚，强敌压境之际，众人逃散大半。
四月，后唐将领郭从谦又突然在洛阳发动叛乱，率所部攻入皇宫。李存勖亲率宿卫于兴教门迎战，无奈此时近臣护卫多数逃逸，李存勖在乱军中杀敌数十人，但也被流矢射中，退回绛霄殿后不久便气绝而亡，身旁伶人以乐器覆盖其身，纵火焚尸。
可怜一代豪杰，得势之时，天下英雄莫敢与之争锋，而败亡之际，身边却仅余十数名伶人相伴。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兴亡之间，却不过匆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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