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春秋时期，很多人自然会想到一个词，那就是百家争鸣。确实在这个时期，中国涌现出一批可以影响中国历史走向，乃至影响世界的思想家，也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学派，在思想文化领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春秋却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伴随着礼崩乐坏，各国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反观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几个时代，都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时代，但却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盛世。在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游侠势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大侠郭解被处死，而游侠势力可以看作春秋时期，墨家思想的传承者和具体的践行人。
汉武帝时期，实际上也算是百家争鸣，他身边聚集的各种各样的人，如东方朔之流就是纵横家的代表，而酷吏张汤等则是法家的代言人，至于丞相公孙弘则是儒家的顶梁柱。但这些人都被汉武帝牢牢的控制在手里，他们只能在汉武帝授权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出现越界的行为。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些时候甚至比强悍的匈奴更为可怕，这就是汉武帝的认识，因此这些人不管出身于什么学派，只要能为我所用，为我所控，便可以重用提拔。但这些人一旦越了界，出了格，犯了事，那汉武帝也会毫不犹豫的舍弃他们。对于汉武帝而言，天下之人皆能为我所用，因天下之人皆能为我所控，所谓人才不过是好用的工具罢了。
郭解为什么必须死呢？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他们无视国家的法治，全凭个人好恶办事，就算行善事，也是为世所不容的。尽管这说法是丞相公孙弘说给汉武帝听的，但汉武帝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是汉武帝不一定会说的这么明确，还要引经据典，他唯一想到的就是郭解这个人必须要弄死，绝对不能宽恕！谁替他说话，就要严查谁！那么有没有人替郭解说话呢？当然有，当初要把豪强迁到茂陵的时候，郭解就在名单之内，大将军卫青就在汉武帝面前替郭解求情说：“陛下，郭解不过是一个布衣，恐怕是底下的人办错了事，把他的名字误写到名单之中，请陛下明察！”汉武帝冷冷的回答：“就凭他能认识你大将军卫青，他郭解就不是个一般人呀！”卫青无话可说，只能默默的退了下去。
汉武帝独裁，中央集权的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大汉内外部的矛盾也很多，但还没有到乱的地步，因为汉武帝自己还可以掌控局面。尽管连年的对外用兵，消耗了国家积累了多年的基础，到了汉武帝统治晚期，已经是穷兵黩武，大厦将倾的危险局面了。但乱世这个词，和汉武帝是没有关系的，汉武帝将大汉带到了鼎盛，也把大汉带到了崩盘的边缘，但他还是能很好的控制住内外部的局面，化解内外部的矛盾，不至于让天下倾覆，这是他比秦始皇做的要好的地方。汉武帝让大汉上下下做到了思想上保持一致，通过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百姓们信奉儒家，守规矩，知道君臣之分。而在朝堂之内则重用酷吏，通过严刑峻法，来打击反对自己的势力。
那么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候，为什么反而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呢？天下大乱源于天下大争，周王室失去了掌控能力，成为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于是乎那些实力雄厚的诸侯，别有用心的臣子们，都开始各显神通，不遗余力的攫取自己的利益。礼崩乐坏可以理解为规则的丧失，除了诸侯和臣子外，还有那么一类人就开始崭露头角了，他们就是思想家，百家争鸣的时代于是来了？诸侯们想从思想家这里得到强国之道，臣子们想谋求晋身之资，老百姓想求个入仕的门路，思想家们获得了发展的最佳时机和最好的土壤。
说的夸张点，有些人的门生，加在一起都比小的诸侯国强大，可以轻易发动一次针对小诸侯国的灭国之战，因此，看上去高高在上的诸侯们，可以不服周天子，因为这个时候的周天子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但不能不尊重思想家，因为他们个个实力雄厚，可不是文弱书生。这些人是因为信仰相同而走到了一起，这个力量远远比很多因物质利益走到一起的团队强大的多。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不过维持几百年的统治而已，更有像秦帝国这样的，看上去强大无比，但却二世而薨。但学派则不同，春秋时期建立起来的很多学派，有些甚至可以传承千年而不绝。因为他们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是思想传承，而不是权力交替。
从表面上看，是刀枪剑影的战斗，是唇枪舌剑的辩论，是尔虞我诈的权谋，实际上这些背后是不同思想的碰撞与较量。提到那个时代，就不得不提到孔子，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但他穷其一生，也没做过真正意义上的掌权之人。孔子并不是文弱书生，而是孔武有力的壮汉，他的徒弟子路，就是被他打服的，而不仅仅是被他说服的。而墨家是推行“兼爱非攻”，直接参与到了很多历史事件之中，在西汉游侠的身上，还依稀可以看到墨家的影子。
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第二位圣人，直接指出魏惠王是个表面仁义而内心虚伪的人，魏惠王很不开心，却也没办法把孟子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孟子好对付，而孟子所代表的儒家学派，则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魏惠王害怕的不是孟子，而是孟子所代表的那一群人，那种无形的舆论压力。因此，很多时候别人不敢动你，并不一定是因为你自己有多么强大，可能是他不想触碰，隐藏在你背后的那些力量，尽管在你自己看来，并不会认为有那些力量存在。
接下来说说法家。开创乱世的是诸子百家，而将乱世引向大一统的则是法家。法家是完全为君主服务的，他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用律法强化君主的统治，进而实现天下大治。只不过法家内部，也有不同的学派之分，有势治、术治及法治。慎道是法家大师，推崇势治，利用诸侯的贤明推行变革，进而达到国家的大治，可惜他的理论太依靠于君主的贤明，但凡君主没有那个本事，便会大打折扣而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第二个要提的就是申不害。他是法家术治代表人物，主张整肃吏治，通过加强对官吏的奖惩，让他们明确职守，把国家机器的效能发挥到最大，从而获得国家的大治。但和慎道一样，申不害在韩国推行的变法，只经历一世便彻底被废除。归根结底是他没有建立体系，和慎道的不同，仅在于一个依靠君主，一个依靠考核臣子，核心是依靠人而不是体系。
接到法家就绕不开商鞅。商鞅是法家法治派的代表，他本来是魏国丞相公叔痤门下的中庶子，出身卫国宗室。因为常年跟随在公叔痤身边的缘故，因此公叔痤的很多政见，都离不开商鞅的参与。因此公叔痤在重病的时候，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并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杀了商鞅，以免他为他国所用，反而对魏国构成危害。公叔痤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排挤过吴起，但临终之前对魏惠王所说的，却是肺腑之言。可惜一个睡不醒的人，你无法将他叫醒，魏惠王就属于那个有一手好牌，却打的稀烂的人，更可怕的是他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认为公叔痤不过是个老糊涂，因此只是随便的哼哈了几声，便退了出去。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立刻把商鞅找了到身边，告诉他说：“你赶紧逃跑吧，我向魏王推荐起用你，如果不启用就杀了你，魏王显然没有启用你的意思，所以我估计他会杀了你，你还是趁他没有派人来的时候，赶紧逃走吧！”商鞅笑了笑，对公叔座说：“老师不用担心，魏王不肯听您的建议启用我，又怎么会听信您的建议杀了我呢？不妨，静候，一切无事！”没有性命之忧，却也没有伸展的空间，这对于立志于推行法家法治的商鞅来讲，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于是他西行入秦，来到了那个东方学子不屑一顾的秦国。在那里他遇到了秦孝公嬴渠梁，一个立志于恢复穆公霸业，带领贫弱秦国走出困境的人。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获得了空前成功，这离不开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当一切资源都向你倾斜的时候，你想不获得进步和成功都是很难的，因此，跟一个靠谱的老板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从历史发展规律上讲，春秋时期由周创立的礼乐，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因此，发生变革是必然的，至于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去变？则是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就像法家也会分成法、术、势三派一样，学派之争没有根本的对错，只有适不适合当时的时势而已。
如果在汉武帝时期看，他尽管在大政上不用黄老之术，但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却并不完全是采用儒家和法家的主张，因此用“外儒内法”来评价汉武帝并不全面。作为一位雄主，很多人眼里的千古一帝，哪家好用便是哪家，怎么会拘泥于一派学说呢？费尽心思去争论哪家学派更优秀的，是书呆子的做法，务实的人只会闷头做，低调去用而已。
所谓的智者，都会取长补短，结合百家之学，来完善和健全自己的能力体系，进而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比如军事家吴起，他的主业是军事家，另一个身份则是改革派，也就是法家，他不仅为魏国建立了强大的魏武卒部队，还建立了保证魏武卒这套机制有效运转的政策法规，从而保证了魏武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战国公认的第一强军，这个配套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变法。而在被公叔痤排挤后，吴起在楚国专心搞变法，并在短期内就收到了成效。如果不是楚悼王的去世，恐怕吴起在楚国还会取得更大的成绩，甚至会超越他以前在魏国建立的功业。
因为乱才会想去纠正，因为乱才会想去改善，因为乱才会想去理顺。正是为了将世界从乱引向不乱，才出现了那么多思想家和那么多的学派，其核心除了个人价值认同外，是为了引导这个世界走向进步，为社会的进步探索一条出路。吴起在魏国强军组建魏武卒是变，申不害在韩国整肃吏治是变，孔子有教无类也是变。吴起的变是想令魏国更加强大，同时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富国强军国之栋梁；申不害的变同样是为了让韩国变得强大，不再受他国的欺辱；而孔子的变，则是让每个人都有受到教育的机会，通过提升人的文化水平，来提升人的认知水平，最后达到实现社会进步的目的。
因此，并不是因为百家争鸣才造成了乱世和天下大争，而是春秋战国的乱世造就了百家争鸣，所谓穷则思变，过得太好太安逸了，便失去奋进和变化的动力。正是因为过得不好，才会有想法，才会去努力追求改变，改变了自己的叫能人，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叫圣人。正因为有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才有了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长期领先。时至今日，那个时代形成的很多思想，还深深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因此，一个人想要发生变化，首先就要在思想认识上发生改变，客观的认识自己，积极的接纳自己。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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