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代表性的医疗神剧，《豪斯医生》是一定要提上两句的。
剧中医生为了探求问题答案近似偏执的坚持、实习医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临床经验，和对手竞争、医患间微妙的人性细节、悲悯同情和司空见惯出现在同一间病房……
现实中的医生当然不会像电视剧里的角色那样，为了得到事物的答案牺牲一切，除了身为医生的职业道德，更需要考虑病人和家属的想法。
“悬壶济世”、“妙手回春”这样的字眼更是代表着在中国文化中对医生的高度期许——不仅要有高明医术，更要有医德仁心。
医生与病患之间，这种特别而羁绊的关系随着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反而变成了尖锐的社会话题。在大洋彼岸，美国患者对医生的满意程度和对医疗质量的认可程度在30年间急速下降。
冯唐说：“1990年到1998年，我在协和医科大学认真学过八年医术，正经科班念到医学博士，……我基本明白了，医学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科学，医学从来就应该是：To cure，sometimes.To alleviate，more often.To comfort，always.（偶尔治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
病人口中医生的“不近人情”和医生口中病人的“不可理喻”是现代医患关系中缺位和无效沟通产生的恶果，矛盾、冲突让人产生感慨之余开始重新审视起医学的价值。而越来越多的医生身居前线，开始对现代临床医学中的痼疾做出了反思和回应。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忙碌的医生
72岁的刘瑞祺是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的专家，虽然已经退休，但每周一上午他还是会在医院出门诊。早上8点，刘瑞祺就在他的诊室，神色舒缓的等待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病人或病人家属。
一个半天，刘瑞祺可以看上十几个病人，但他一张处方签也没有开，除了给一位30出头的小伙子开了些体检单，他给外地病人也都只给出治疗和用药的建议，让他们回居住地治疗。
刘瑞祺说，许多病人从外地赶来，其实已经进行过许多治疗，作为专家门诊，病人经常不是冲着开药来找他的。很多癌症终末期病人治疗遇到了瓶颈，希望他能够给出建议。
近年来，刘瑞祺也一直在推广缓和姑息医疗的理念。“年纪越大的医生，对于治疗反而越慎重。病人不只是器官的组合，我们需要注重他们的整体感受，除了关注病人的躯体，也要兼顾他们的生活状态、经济状况、心理活动等等。我完全可以给终末期病人开上一堆药物治疗，但是如果病人的抗癌治疗已经无效，这样折腾着离世，并不值得提倡。”
和许多年纪渐长的医生一样，刘瑞祺不再像年轻时一味地追求先进技术，他开始明白为什么许多老医生更愿意进行医学本源的探讨和医学人文的思考。他们不断提醒年轻的同行，不要陷入匠人思维，而忘记抽离出来体味医学的最终目的——如何体面地照顾人的生老病死。
刘瑞祺和老伴都是医生，但刘瑞祺却觉得他们的儿子更适合当工程师，因为他“不具备医生的气质”。刘瑞祺觉得，有悲悯心、耐心细致、脾气好、敢担当，都是身为医生所需要的气质。
“我主张视病人如病人，带着医生的职业水准和深切的情感来对待他们。”他说。
无论是医者还是病患，既然能喜悦地迎接生，也可以从容地应对死。刘瑞祺渐渐成为这个理念的传播者：医术总有无能为力之时，而观念和情感可以让人们在医技的绝处，学会优雅地转身。
除了技术的治疗，医护人员有时也需要,
给予病人生活护理
19世纪以来医学技术的进步让疾病谱上更多的传染病和急性病得到了“药到病除”的解决，对“疑难杂症”的定义也慢慢转变为以慢性病、退行性病为主。
这些疾病和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命缠绕在一起，但许多病人的观念依旧停留在治急性病的理念上，对于慢性病的治疗反而缺乏心理准备。
一旦医生表现出无能为力之处，和病人的期待形成落差，病人最容易产生的反应就是：“你当时都没听我好好说，你不关心我，所以你没把病治好。”
当病人面临着疾病远比预期中残酷的现实时，因为医学中不够人性化的设置，使得病人的感受会更加痛苦。科学对普遍性的追求和患者个人化的感受之间需要弥补和磨合。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丽塔·卡伦看来，患者对死亡有自己的概念，每个人与死亡接触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有人目睹的死亡在军队，有的在医院，有人经历过政治暴力或自然灾害带来的死亡，这些不同的经历使得有人把死亡当成自己的敌人。
但对医生来说，死亡和痛苦是医院里最常见的了，“我们很难去描述医学中缺失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弥补这些缺失的东西。有人指责说，医生与生俱来的共情能力、对他人痛苦的尊重以及伦理识别能力，在医学培养的过程中被人为的削弱了。在对医生的教育过程中，他们目睹的痛苦多了，心肠变硬了。”卡伦说。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主任张大庆说，在中国人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中，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坏消息的告知者。病人的家属在文化认知上对死亡缺乏准备时，人们难以去突然承认，死亡是生命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倾听病人的经历、了解病人的感受，
有助于医患双方的深入沟通
马妍是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中两名操刀手术的女医生之一，她觉得在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就像个孤独的舞者”。因为手术中面对的每一个个体不尽相同，每一步都需要自己进行判断和决策。除了对自身技术的考验，“你要面对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压力。”
面对手术中病患出现的紧急情况，马妍说她不愿意撒谎，因为“一个谎言总需要更多谎言去弥补”。在给一位烟雾病病人进行手术时，马妍发现病人的颅压长时间处于高位，需要做CT检查以确定有无危险，但手术已经进行到一半，病人已经开着颅，但要做CT必须把病人推到CT室，可又要怎么和病人的家属解释呢？马妍最终决定把病人的头皮缝上，用纱布包好，戴着呼吸机、捏着皮球送出手术室做CT。
事后马妍向病人家属坦白了情况，“家属没有任何的异议，对我们也很信任”，“结果发现病人侧脑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血肿。接下来的手术完全不一样了。”
但这样的坦白似乎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对一位肿瘤晚期的病人进行完姑息性的切除手术后，她曾委婉地向病人家属表示出，你没有什么再需要我们做的了。
病人家属后来又找到她，并没有用很生气的口吻，只是告诉马妍：“其实病人的痛苦我们是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你身上。”
这让马妍意识到，病人的各种诉求并不能仅仅靠从学术角度的关注，他们更可能需要的是安慰和关心，年龄的增长让医生不可避免地成为病人，或者病人的家属，“我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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