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将于2015年1月揭晓。今天，锐科技为您讲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院士的故事。
获奖人：吴孟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科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获奖年度：2005年
“六十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吴孟超的颁奖辞。
吴孟超，已经成为一个难以置信的传奇。2013年，91岁高龄的吴孟超完成了150台手术，今年每周仍至少完成一台手术。
他切除过14000多颗肝脏肿瘤，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成功率达到98.5%。他开创了中国肝脏外科多项手术纪录，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这一系列成就，使中国肝脏外科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他曾不止一次表达过个人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赤子心 爱国情
吴孟超1922年出生在福建闽清乡下。5岁时，母亲带着他去找下南洋打工的父亲。9岁那年，父亲用积蓄买了一块橡胶园，吴孟超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割胶。很快，他就把割胶刀玩“转”了。
也许，这就是他最早的“手术”训练吧。
1937年抗战爆发时，吴孟超正在读中学。那时，学校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的爱国热情高涨，也记住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和革命圣地延安。
吴孟超归国时的护照
中学毕业，他决定和6个同学回祖国，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打鬼子。1940年的1月28日，18岁的吴孟超与6个同伴从河内开到昆明的一辆货车上跳下来。由于日军封锁了道路，他们没办法前往延安。
他只好选择留在昆明，求学来到同济大学附中。那时，他根本没意识到，他会在这里遇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钻石婚 伉俪情
吴佩煜来到昆明，也是在1940年。这位生在西子湖畔的江南女子，父亲是名铁路局职员，因修滇缅铁路，她便随同父亲来到昆明。
吴佩煜聪颖好学，顺利考入同济大学附中，成为吴孟超的同窗。就这样，这两个原本不搭界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那时，吴孟超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费没有了。为了挣钱糊口和继续学业，他申请过救济，卖过报纸，做过家教，还曾在梁思成的家里帮着描图。
吴孟超和夫人吴佩煜教授
吴佩煜回忆说，看到个子矮小的吴孟超生活如此清苦，就偷着变着法子帮他。不经意间，爱情不期而至。
考大学时，两个人的报考意向发生了分歧。吴孟超的手比较灵活，想读工科，去建房子、修铁路、搞工程。可吴佩煜坚决学医，还劝吴孟超也学医。
报考志愿一改再改，吴孟超还是没能抵挡住爱情的魔力，最终与吴佩煜一道报考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1951年，他们步入婚姻殿堂，至今，不离不弃60年，属极为稀有的“钻石婚”。
弟子规 恩师情
如果说，是爱情让吴孟超走近医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么，裘法祖就是引领吴孟超成为中国肝胆外科大家的引路人。
裘法祖早年留学德国，手术以精准见长，回国后在同济医学院担任外科教授，名扬上海滩。上学期间，吴孟超曾有幸聆听过他的讲课，也曾踮起脚尖在人群中看过他的手术，内心里把他当成崇拜的偶像。
大学毕业后，吴孟超进入第二军医大学，成为一个外科医生。1954年，学校聘请裘法祖为兼职教授，吴孟超得以再次从师裘法祖。
吴孟超（右）和恩师裘法祖
从那时起，吴孟超像个影子似的，不离老师左右。为尽量减少病人痛苦，“裘氏刀法”讲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他就从如何选刀、如何分离、如何打结、如何处理险情等一招一式学起；老师趴在病床边观察病人的小便剂量，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老师跟踪观察一个危重病人住在病房里，他也把铺盖卷搬过来，两个月没有回家……
在裘老手下学习和工作一年多的时间了，吴孟超也开始小有名气。不过，吴孟超并不满足。一天晚饭后，他请教老师今后该向哪个方向努力？裘法祖说，我国的肝脏外科几乎是一片空白，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从此，吴孟超开始与肝脏外科结缘。
2008年6月14日，裘法祖病逝，令吴孟超悲痛不已。
吴孟超忘不了，当他和同事将英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翻译成中文后，是裘法祖认真审阅并亲自推荐给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本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译著，不但是吴孟超打开肝脏外科之门的钥匙，而且是当时中国肝脏外科的指导性书籍。
书籍出版后，吴孟超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了老师一本。前些年，裘法祖又将这本书赠给了吴孟超。他说：“没想到，这本书竟成为老师留给我的唯一一件纪念物品。”
吴孟超忘不了，196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他和同事精心准备了涉及肝脏解剖、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中肝叶切除等重要内容的8篇论文，被大会筹委会原封不动退回。无奈，他只好向老师求助。裘法祖看过论文之后，立即意识到这些论文的价值非同寻常，极力向大会筹委会推荐。
最终，系列论文引起医疗界的轰动，“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被推广全国。他说：“没有老师的栽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
仁者心 医患情
只要是同吴孟超一起查房，陪同的医生们就会万分紧张。因为他查的太细了，太严了，苛刻到一点微疵细瑕全都能挑出来。
“看医嘱记录单，他从来不是一目十行，匆匆掠过，都是用右手的食指，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指着，一行一行逐字逐句地看着，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盯着的。”肝外一科主任严以群说，“几乎没有人能在他面前打那么一点点马虎眼。”
“器械护士在台上递错器械，他会就手扔掉，再递错，再扔掉，直至你拿对为止。如果哪个医生把病人的性别写错了，年龄写得前后不一致了，职业和家庭住址没有写清楚了，初始诊断记录上出错了……那一定要挨‘骂’的。”护士长程月娥说。
吴孟超之所以对手下医生严厉，更多的是缘于对病人的关心和爱护。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
冬天查房时，他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焐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在他们最方便穿的地方。
他说：“对医生而言，这仅是举手之劳，可对病人来讲，这不光是内心的温暖，还有康复的信心。”
医者仁心。常常，吴孟超的手一摸到病人的脑门上，病人的眼泪“唰”就掉了下来——肝病病人，即使是家人都怕传染，何况一个素昧平生的大夫？
吴孟超还喜欢替病人算账，给病人省钱。
为病人做检查，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绝不让病人去做CT或核磁共振。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他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给病人治病，他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就用哪种。给病人做手术，他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
吴孟超说：“一个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病人。我就想当这样的好医生。”
展愿景 不了情
中国是肝癌高发国家。2005年，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多达1.2亿，40多万人患有肝癌。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全球每年新增的肝癌病人约43%发生在中国。年轻时，吴孟超曾喊出“将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的豪言壮语，攻克肝癌成为他一生的夙愿。
吴孟超很早就意识到，攻克肝癌不能仅靠一把柳叶刀，基础研究同样重要。他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外科专业研究所，指导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在分子生物学、病理基础、免疫治疗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中国肝胆外科的持续、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说，“50年代，裘老给我指明方向——攻克肝癌，我建立了研究所和医院，把基础研究纳入临床的并行轨道，基础研究的结果用于临床，提高疗效。治疗中发现的问题再到实验室搞研究。现在流行的‘转化医学’，其实我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经在做，在中国叫‘理论联系实际’。”
2006年，吴孟超联合其他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肝病研究局面。
同时，吴孟超也意识到，即使一个人的手术做得多么炉火纯青和登峰造极，也无法救治所有的患者。要破解肝癌这一困扰人类的世界难题，需要有一大批肝胆方面的专家人才。从1979年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至今，他培养出了王红阳、陈训如、郭亚军、严以群、丛文铭等一大批肝胆外科专业人才，如今都是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
吴孟超将个人积蓄、奖金及各界捐赠，设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以奖励对肝脏外科作出显著贡献的优秀人才。他还接受进修生，为全国各地医院培训肝胆外科人才。如今，经过培训的1000多名进修生已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绝大多数成为了各医院的业务骨干。
“有了这些人才和研究平台，我相信，在3个五年内，我国的肝癌发病率会得到下降，早期诊断病率和治愈率会得到提高，科普知识会得到进一步推广。”吴孟超说，“我年纪大了，这一辈子是看不到了，但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接过接力棒，把这个接力赛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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