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隐龙
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从清帝国到中华民国，外蒙古几近沉浮终于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独立。这固然是近代中国的疲弱所致，但也印证了外蒙古的地位触及到了苏联的核心利益，故而苏联可以放弃新疆、可以放弃东北的铁路与港口，却不能接受一个由中国统治的外蒙古的存在。然而，外蒙古之独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毕竟出于民族自决，而这种民族自决的根源，早在清帝国建国伊始便已悄然埋下。
如果说外东北、外西北两个概念是俄罗斯帝国南侵的结果，那外蒙古一词的形成可谓源远流长。内外蒙古的分野约在明末清初时出现，而在此之前明朝朝廷将北方的蒙古部落统分为东部蒙古鞑靼及西部蒙古瓦剌。明朝末年，女真人重新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在对明朝形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直接改变了东北亚及北亚的政治地缘格局。女真人在11世纪曾被契丹人建立了辽朝所统治，当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感叹“女真不满万，满万不能敌”，这一句感叹一方面道出了女真人的骁勇善战，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人口稀少一直是女真人发展壮大的巨大阻碍。这个状况在17世纪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于是为了对抗乃至于征服山海关以南富裕而混乱的明朝，历任女真领袖均非常注重拉拢东北亚及北亚的诸少数民族，其中最重要的对象便是与女真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相近，活动地域也犬牙交错的蒙古。
1635年，女真人改名族为满州，又称满族。在不断的战争、联姻与结盟中，一些归附蒙古人直接被编入八旗。金德纯所撰的《旗军志》和昭梿所撰的《啸亭杂录·八旗之制》中分别有“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及“蒙古部落而迁入者为蒙古”，这一部分蒙古人日后基本同化于满州，是为八旗蒙古。
“不满万”的满族自然无力将数量庞大的蒙古各部全部纳入八旗组织之中。清朝成立后，满族人对八旗之外的蒙古人采取了不同的统治策略：一种是由清朝直接管辖其土地及属民并直接任命官员进行统治，是为内属蒙古；另一种采取了更为宽松的羁縻统治政策，双方通过盟誓确立权利义务、满足各自的利益要求，此是为外藩蒙古。
外藩蒙古各旗的旗长被称为札萨克，大多为世袭领主。外藩蒙古统领的土地广阔，大约以瀚海为界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多为“从龙功臣”，游牧之地靠近京畿，地位较高；外札萨克则距中央政府较远，在服从清朝皇帝的基础上有着更高的自治权——后世的内外蒙古之分，也便由内外札萨克蒙古的分野演变而来。
在清朝的视野下，内札萨克的地位虽高于外札萨克，但外札萨克却有保留“汗”号的特权。有清一代宗室封爵大多为“降等承袭”，而出于对外藩蒙古的怀柔与笼络，清朝朝廷特许其“世袭罔替”，即永远承袭初封的或最高的爵位，并且与国祚相始终。对于逐渐南移并农业化的清帝国来说，蒙古草原并非其统治重心，外藩蒙古为清朝“屏藩朔漠”，而报酬则是高度自治的权力以及中央朝廷的支持与赈济。由此可见早在清朝立国之初，外札萨克蒙古便在政治层面上有了极强的自主权，而宗教层面上的分歧，则将这种自主的趋势愈推愈远。
满蒙二族虽然名义上均信奉藏传佛教，但满族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显然更多出于政治角度的权衡。因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故入关之前，满州领袖皇太极派使者入藏往召五世达赖喇嘛以解决蒙古归附的问题，然而其内心对藏传佛教是心存警惕乃至于排斥的，《清太宗实录》中记载皇太极曾有“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为名，潜肆邪淫，贪图财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财帛牲畜，诡称使人免罪于幽冥，其诞妄为尤甚”之言，由此可见满族人对喇嘛教的信仰，远远没有外藩蒙古那样强烈而执迷。
入关之后，清廷尊崇藏传佛教领袖人物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为四大活佛，分别掌管西藏、蒙古等地的藏传佛教事务，章嘉呼图克图为内札萨克蒙古的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外札萨克蒙古的最高活佛——在外札萨克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还被视为成吉思汗的转世，这一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威的合体最终为日后外蒙古的独立埋下了伏笔。
在清帝国国运昌隆的时代，外蒙古尚不求也不欲独立；一旦中央政府衰弱，地方分离主义就难免抬头了。1912年，清朝灭亡，继任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常年陷于军阀混战、内忧外患，从内蒙古到外蒙古都传出了从自治到独立的呼声。对于近畿的内蒙古，北洋政府尚有余力将其改组成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地区分而治之；而对于遥远的外蒙古，北洋政府便显得鞭长莫及了。更何况，此时中华民国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想独立的内外蒙古，还有在其北方野心勃勃、磨刀霍霍的俄罗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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