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团队的不断壮大，中国公司也加入了建造总部大楼的热潮，它们也像美国同行那样相信：设计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在深圳南山区后海大道与滨海大道的交汇处，两幢高度不同（分别是248米和194米）、由3个位于不同高度的天桥连接的塔楼正在接近施工尾声。今年7月，这个能容纳1.2万名员工的空间将成为腾讯公司在深圳的新总部。
很快，位于杭州西溪谷的一栋“之”字形建筑也将完工，这是支付宝从2012年就开始建造的新总部大楼。不久前，华为将投资百亿元在深圳建造仿欧洲小镇风格的新总部规划引发的热议至今未退。
“不得不说，美国、中国及其他地方正在陷入一场技术总部建设之战。”Eric Phillips说。
Phillips是NBBJ上海办公室的合伙人，除此以外，他还负责NBBJ在亚洲的办公场所设计项目。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伦敦、中国香港等城市均设有办公室。2008年4月从西雅图搬到上海时，Phillips或许没想到，在短短几年后，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两家如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互联网公司会成为他的重要客户。
“在中国，我们在企业办公室设计这块的业务还会继续增长，而且客户大多会是技术公司。”Phillips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企业办公室设计是NBBJ最重要的业务之一，三星美国总部、挪威电信全球总部、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以及亚马逊新总部，这些耀眼的项目让NBBJ在中国名声大噪，“这些项目就是我们的名片，能吸引更多对办公空间设计感兴趣的技术公司。”
这么说并不夸张。在中国，除了腾讯和阿里巴巴，从2012年开始，百度已经为分别在深圳、北京建造的新总部投入了超过60亿元人民币；苏宁易购（同样也是NBBJ的客户）和新浪也参与了这场盖楼大赛。
在此之前，它们的美国同行们先一步发起了这场总部大楼的设计比赛。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苹果、亚马逊、Google和Facebook，明星建筑师通常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英国建筑师Norman Foster，高技派代表人物，为苹果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新总部设计了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这个项目由乔布斯在2011年提出，并在2013年得到政府批准——它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甜甜圈，尽管乔布斯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一座“宇宙飞船”，直到最近它被正式命名为“Apple Park”。
Google则邀请了如今建筑界最炙手可热的两位年轻建筑师：来自丹麦的BIG和英国的Thomas Heatherwick。他们在2015年联合提出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新园区建造计划——一个建在半透明玻璃罩子里的可以移动的建筑群。尽管这个新规划由于山景城城市议会把大部分的土地给了Linkedln而差点流产，但Google一直没有放弃，并在去年与Linkedln达成一项房产交换协议。因此，该项目前景乐观。
Facebook找来另一位高技派建筑师Frank Gehry，为其设计位于门洛帕克的新总部，它现在还计划再多建两栋楼，一座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的桥，还有一座酒店。
除了明星建筑师能为这些技术公司带来的话题性，之所以有这股热潮也是因为技术公司需要招揽和留住人才，“现在各家公司对总部大楼的重视是1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它们要把这个环境变得更漂亮，也更符合公司的气质，在招聘的时候一亮相就能吸引人。”建筑师Denise Cherry说道，她曾参与Facebook与Uber总部大楼的室内设计。
比起其他领域的公司，这些技术公司更加相信，好的设计能激发创造力，提高工作效率。
技术公司普遍认为，创新和员工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成正比，尤其当员工来自不同的团队的时候。因此办公室大楼的设计需要为这种偶遇增加机会。比如马克·扎克伯格就在他的Facebook主页上写道，“我们设计了全球最大的开放式楼面——一个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空间，这会让不同人之间的移动和组合变得无比便利。”
但如果在一栋高楼里呢？尽管超高层建筑可以让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但也常常因为“被动地”将人、团队、部门隔离而饱受诟病。但是没有办法，和硅谷的技术公司常常设立在郊区不同，在中国，技术公司往往是聚集在城市的。“怎样在一栋高楼里让员工经常碰面，这可能是腾讯深圳总部项目最大的挑战。”Phillips说。
NBBJ的设计方案是用连接桥、核心筒、更透明的室内设计和先进的电梯系统来跨越空间障碍。3座连接桥分别代表“文化” “健康”和“知识”，它们是员工偶遇的空间——比如位于中间的“健康连接层”分布着健身场馆、游戏房、咖啡厅，还有一条环绕整个大厦的空中跑道。地下一层是整栋大楼的交通枢纽，能够与3座天桥构成的转换层直接联通。员工既可以通过电梯上下移动，也可通过3座天桥在两栋大楼间平行移动，“这是一个垂直社区。”腾讯规划设计部总经理万超这样概括。
技术公司们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员工在自然的环境中更放松，能发挥更好的工作效率。亚马逊为此专门建造了3座玻璃建筑，这些“亚马逊星球”将栽满超过3000种从全球各地运来的温室植物；Facebook把新大楼的屋顶变成了一个空中花园；苹果在圆环内部种上了7000株树木。
“亚马逊星球”将栽满超过3000种从全球各地运来的温室植物。
办公室还应该更加灵活，以便适应公司的组织架构调整和业务需求。“腾讯和我们的团队都希望这个空间能够迅速切换以适应不同需求。”Phillips说，因此每层楼面都相当宽阔，南楼的宽度达到了100米——业内的平均宽度仅为37米。新大楼每层都设有这样一个弹性的空间，你可以设想，当这个空间封闭起来的时候，其中水、电、投影仪等设施都是完备的，当打开的时候它又成为人们休闲活动的地方。
“在腾讯，当一个产品推出时，有一段时间是需要大家在一起攻坚的，灵活的空间满足了跨部门合作的需求。”万超解释道。
Google的设想更为大胆，它希望随着公司架构的调整，办公室是可以移动组合的——“不同于去建造一个无法移动的钢筋水泥块，我们将创造一个轻质的、模块化的建筑结构，它可以被轻松地移动，当我们要探索新的产品领域时，例如，我们的无人驾驶车团队与我们的搜索团队对于办公室就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需求。”Google的官方博客作了这样的说明。此外，它还希望让树木、自行车道穿过这些建筑结构，以“模糊建筑和自然之间的区别”。
通过这些建筑设计，你能看出一家公司的行事作风，或者说它们如何看待自己。比如扎克伯格就曾经表示，新总部的“建筑本身非常简单，一点都不时髦”，至于新大楼那些外露的管道和电线，“那是故意的。因为我们想让它看上去是还没完工的样子。”他希望借此时刻提醒员工Facebook的企业文化：“我们只完成了使命的百分之一。”
Facebook的新总部设计想要表达其“未完成”的企业文化。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那‘百分之一’没有旧总部带来的视觉效果强烈，新总部给我的直观印象就是非常大，在是否该摆脱创业公司的身份这点上，Facebook应该是矛盾的。”一位不愿具名的Facebook新总部参观者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技术公司对办公空间的热情在一些人那里并不被看好。德国《明镜》的一篇文章甚至毫不客气地评论道，这些建筑已经不是公司的总部大楼这么简单，它们是纪念碑，彰显技术的统治地位以及硅谷在全球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优势。
“这只不过是20世纪中叶全球的大公司纷纷兴建总部的一种历史重现。”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前院长Marilyn Jordan Taylor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的邮件里说，“那些跨国公司的总部有着与公司生意截然不同的命运，尽管有些还留在建造者手里，但这已经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昂贵的建筑设施并没有办法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
有趣的是，技术公司们正在通过这些总部大楼的建设成为反乌托邦电影和小说的主角。无论是苹果的宇宙飞船、Google的玻璃罩子还是亚马逊的透明球体，当公司说我们能提供更好的餐厅、更漂亮的公园甚至酒店时，它们正在建立起或提倡一种闭合的、眷养式的文化。
“当我去拜访最新的Facebook大楼时，我感到它的概念更像一个‘自己的城市’。它完全有一套自己的生态系统，餐厅、咖啡吧、洗衣房，楼顶小花园，你不需要走出去就可以在里面完成生活和工作。”Cherry表示。
“主流建筑趋势都是开放办公空间以培养合作，在这点上，苹果新总部似乎是一个异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景观建筑与城市设计教授Louise Mozingo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回到中国，这里的问题似乎又有所不同，除了现实的员工增长造成的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外，这些技术公司的新总部不急于去想象未来，也不急于建立起一个封闭的文明系统，它们正在用这些设计去表达拥抱世界的渴望，“有一点让我感受很深，那就是中国企业对冲出中国，甚至冲出亚洲的渴望。它们越来越理解好的设计是能够帮助它们实现业务上的成功。”Phillips说道。
至于员工们怎么看？路透社曾采访20位为苹果新总部项目工作的现任或前任员工，据他们说，新大楼遵循着苹果在硬件设计上的严苛标准，比如，要使用全球最大的单体曲面玻璃；不能让任何通风口或者管道被反射在玻璃上，以免影响观感；电梯的按钮必须像iPhone的Home键一样等等。总之，他们将在一只巨大的iPhone里工作。很难说这样的办公空间设计正是他们需要的。
“没有任何一个硅谷的巨型建筑是我理想的工作环境，”Taylor说，“我喜欢城市，步行就能到达另一个地方，比起汽车我也更喜欢公共交通。我希望工作区域附近也有很棒的食物，有可以会面的场所，我是自发地与有着不同观点、爱好以及生活工作经历的人交流，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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