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部好剧
《大秦帝国之崛起》是一部拍得十分好的历史正剧。当历史迷和军事迷还在津津有味地探究长平之战中关于国君能力、带兵将领、军队实力、战术体系、外交策略等谁是其胜负手时，《大秦帝国之崛起》一针见血地指出粮食才是长平之战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剧中秦赵两国在长平对峙期间，拼的不是兵种优劣，也不是将士勇气，更不是兵法战术，拼的就是谁有饭吃，谁能持续的有饭吃。如果赵军一直有饭吃，赵国就不会用赵括换廉颇进行生死一搏。反之，如果秦军没有饭吃则必然会撤军，赵国的防守反击也会实现。所以，不要把秦国的反间计吹捧得太高明，赵孝成王换廉颇和崇祯杀袁崇焕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廉颇被换与袁崇焕被杀都是当时历史情况的必然，反间计不过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偶然。但是《大秦帝国之崛起》并未交代清楚秦国的粮食供应能力为何强于赵国，如果我们把原因简单归结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和都江堰水利工程，那么这个答案未免显得有些单薄。历史的乐趣在于玩味，挖掘历史深层次的原因始终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其实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就是粮食之战，本质上更是两国农业文明的对抗。如果当我们得知两国的农业文明完全不在一个等级时，我们就知道《大秦帝国之崛起》缩小了两国粮食供应能力的差距。当年真实的情况或许是秦国从头至尾就不缺饭吃，而赵国却是比剧中更加严重的饿殍遍野。
二、先天不足
比拼农业文明，首先得比较秦赵两国土地质量的优劣。人就是再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司马迁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秦赵两国土地质量进行了一番论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这一段是在说秦朝的关中之地是上好的耕种之地，而且西北人民很实在，自古以来都喜欢且擅长务农。而对赵国的土地质量，司马迁不置可否。我们再来看《尚书·夏书·禹贡》，其对秦国土地的描述为：“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这是说秦国关中的土地质量是黄壤，全国排名第一，所以谓“上上”。而其对赵国主要根据地冀州的土地质量描述为：“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这是说冀州的土地为白壤，土地质量很一般，所以谓“中中”。秦国变法后进行扩张，首先吞并的是巴蜀，巴蜀之地不用多说，乃是“天府之国”，秦国的土地质量在已经获得一百分的情况下又得到了高额的附加分。而赵国经“胡服骑射”变革后吞并的是中山国，而中山国的土地质量就让人揪心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婬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中山国土地质量差，而且人口多，民风还擅长投机倒把却不喜农耕。秦国在做农业文明加法时，赵国在做农业文明减法。当然，赵国除了拥有冀州河北平原外，还拥有山西大部分地区和河套地区。但是相对河北平原，山西高原除了太原盆地和大同盆地以外，其他地区都不适合大面积耕种。虽河套地区尚可以进行大面积农耕，但因为开发较晚和对匈作战等原因，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落后状态。因此，秦赵二国在农业文明的比拼上，赵国存在先天不足。秦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贵公子，而赵国却是寒门子弟。
三、生产力落后
我一直认为赵国有一个王族贤臣没有得到好好的开发，如果他能得到重用，赵孝成王时期的赵国应该是另外一番景象。不要以为这个人是平原君赵胜，这个人犹如南慕容一样浪得虚名，不堪一击，后面我会说到，而我说的这个王族贤臣是平阳君赵豹。当冯亭向赵国拱手送上上党郡时，赵孝成王和平原君都坚持认为这是一笔天赐的大生意，《史记·赵世家》写到：“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而唯独平阳君赵豹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因为农业文明没有秦国发达，不能为图利而引火烧身。《史记·赵世家》写到：“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为什么我说赵豹一针见血，因为他清楚知道赵国农业生产力落后在哪里。不是在民不用力，也不是在农耕技术不好，更不是没有普及铁制农具，而是此时的秦国全国上下已经普及“牛耕”，而赵国却主要还是依靠“人耕”。也就是当秦国已经进入古代农业文明的“机械化”时代，而赵国还处在“刀耕火种”的时期。农业生产力决定了秦赵两国每年在粮食储备量和供应能力上存在差距，因此在生产力上赵国又输了秦国一筹。平阳君赵豹看到了这点，而平原君赵胜却看不到，两人能力高下立判。如果赵胜能看到这点并携手赵豹对赵孝成王进行劝谏，赵孝成王绝不会再坚持接受上党郡，赵国的长平悲剧也不会发生。
四、秦朝特殊的土地制度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专门讲解过，秦朝实施的土地制度完全不同于山东六国，秦国实施的是中央集权的“授田制”，即土地国有制度。秦国在实行普遍土地国有制的背景下，国家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大部分土地，而通过授田制度将小部分土地转归私人占有和经营使用。 秦国自商鞅变法至统一六国，一直以户口为依据实行多种形式的国家授田制，即普通庶民士伍只要在秦国立户，便可享有国家定期授予的田宅。秦国政府规定土地不属于国民的私有财产， 国民对授田不得进行买卖、典质和抵押。秦政府还督促国民勤奋耕种田地，对勤劳者奖励，对懒惰者处罚。秦国的土地制度即保证了生产要素的最大集中和优化，又同时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取缔了贵族中间盘剥的环节，最大程度地丰富了国库和限制了土地兼并和土地私营化现象。而反观赵国等山东六国，实行的还是封建经济下的领主土地制度。周平王东迁以后王权日益衰落，周王室对土地的控制权也随之衰弱。诸侯国国君主与周王之间、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国君与国内贵族之间即国内贵族与贵族之间一直开展着激烈的田地争夺斗争。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土地国有制及其下的私人占有制的二重结构。这种斗争很旷日持久，这种二重结构也一直在延续，直至长平大战前，只有秦国彻底解决了这个矛盾和结构，其他六国都没有做到，当然包括赵国。《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了一段很有价值的史料：“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彊，国彊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赵奢担任赵国征税官时到平原君府上征国税而遭遇平原君抗税不缴。这段史料充分反映出赵国土地制度的落后，国家无法最大化集中土地资源，赵王和贵族之间在土地上存在对抗性矛盾，收国税像讨债。赵奢一身都是胆，通过连杀平原君府上管此事的九人而让平原君做出了让步，但并不是每一个征税官都是赵奢，也不是每一个贵族都像平原君这样尚孺子可教。《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又记载了另一段有价值的史料：“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于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锺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邯郸保卫战之时，邯郸城内饿殍遍野，人民易子而食，但是平原君府上却照样钟鸣鼎食，有鱼有肉。这段史料更进一步说明了在秦赵对抗中，秦国凭借其领先的土地制度，能最大化集中全部生产要素保障前方作战。而赵国因为土地制度落后，无法集中国内所有生产资源。长平之战对峙缺粮时，赵孝成王也只能被迫向齐国借粮而拿国内贵族阶级毫无办法。《战国策·齐二·秦攻赵长平》记载：“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如果此时赵国贵族阶级如平原君等能倾其所有帮助国家，赵国又可以与秦国继续拉锯很长一段时间，则后面的情况肯定又会有所变化，鹿死谁手则未可知也！可惜，赵国在土地制度上再输秦国一筹。
五、秦国的不差粮
那么秦国在长平拉锯战中缺粮吗？是不是如《大秦帝国之崛起》中所演的那样窘迫，比赵国好不到哪里去？答案肯定是“否”，秦国从头至尾都不缺粮。理由有三个，第一是翻遍所有史书都找不到秦国在长平对峙中曾缺粮的任何史料，而赵国缺粮的证据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如上述提到过的《战国策·齐二·秦攻赵长平》就清楚明白地记载了赵国向齐国借粮。第二是秦国坐拥关中和巴蜀两大粮仓，全国普及牛耕，并凭借其先进的土地政策最大化程度集中生产要素和刺激农民生产，难道我们还要质疑秦国的粮食储备和供应能力吗？第三是白起在长平获胜之后能继续分兵攻打皮牢和太原并剑指邯郸，说明秦军不缺粮。如果秦军缺粮，在长平获胜之后应该是尽快退军而不是继续进军。而且白起敢继续进军也并非白起个人所为，而是秦国最高层的决定和支持，这说明秦国最高层完全不担心粮食的供应。《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写到：“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这段史料说明应侯范睢对白起准备继续攻击邯郸的军事意图十分清楚且持肯定意见，既然应侯清楚且持肯定意见，秦昭襄王亦然。秦国不缺粮说明白起坑杀赵军的主要原因不是像《大秦帝国之崛起》中所演的因为粮食问题而引起。而是长平之战获胜后的秦昭襄王和白起都第一次生起了灭大国的念头。既然要灭国，这四十万肯定是留不得了。秦人之虎狼血性，可见一斑。
六、马后炮
虽然赵国的农业文明全面输给秦国，但是长平战端已开，赵国又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做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呢？个人研究了一下赵奢胜秦军的阏与之战及李牧破秦军的宜安之战和番吾之战，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一直掌控着机动性和主动性；第二，统帅都善于打防守反击，能够辩证的把握防守与进攻统一，知道攻中带守，守中有攻。而反观廉颇，善守但却被秦军全面压制，不能在防守中制造出和寻找出有利战机。赵括或许善攻，但是完全脱离防守的进攻则是盲干。此时赵奢已逝，李牧未显，我也只能一声叹息，马后放个空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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