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晔旻
1945年的英国竞选，丘吉尔出乎意料地失败了。工党席卷393个议席（保守党只获得213席），赢得远远多于议席过半（321席），在选民支持率方面，工党的优势不如议席方面那般显著，但也以47.8%对39.8%大胜保守党。似乎英国民众忘记了这位二战英雄，甚至连士兵们都抛弃了他们的优秀领袖，至少丘吉尔是这样认为的，丘吉尔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作为在野党领袖的丘吉尔对议会活动其实不太感兴趣。他不经常出席下院的冗长会议，对于继任人艾德礼首相也保持着尊重：“艾德礼先生贵为英国首相。艾德礼先生贵为战时的副首相，对于赢得战事有重要贡献。艾德礼先生是忠贞的爱国志士。我不准……叫他‘笨老头艾德礼’！”在野期间，丘吉尔所做的最惊人的一件事是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坐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视为“冷战”开始的标志。
温斯顿·丘吉尔的威望犹在。1948年，当乔治·奥威尔写作传世经典《1984》时，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名字，无疑是在向丘吉尔先生致敬。1950年，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发表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波普尔在给丘吉尔的信里，“向开放社会的辩护人表达作者的感激之情”。
从某种程度上说，丘吉尔的夫人在1945年败选时安慰丘吉尔所说的“因祸得福”是对的。失掉首相职位反而保住了丘吉尔的名声。英国走过6年大战浩劫，国力耗竭，全球势力大幅缩减，丘吉尔下台就此免掉了应付这局面艰巨、痛苦的责任。这方面，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劳合·乔治就是前车之鉴，这位大战的胜利者在和平时期反因进退失据而声名扫地：由于经济上的困境，任何战后政府都不得不再次实行配给和紧缩政策，呼吁公民努力工作，勒紧腰带——而这在和平时期是肯定不得人心的。
事实正是如此。在工党政府治下，1945年至1951年期间，实际周薪平均仅增加了6%，换句话说，“实行社会主义的六年期间，工人为了使生活水平每年提高1%，不得不长期加班加点”。这迫使工党的传统支持者工会也起而反对工资限制。就连工党大肆吹嘘的国有化也只是国家出钱买回原企业主的产权，经营管理则原封不动。劳工既不能分享利润也得不到经济上的实惠。唯一值得赞许的大概只有社会保障。工党政府利用自己在议会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等一系列社会立法，建立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不过保守党方面吸取了上次败选的教训，很快也做出反应，提出一份《工业宪章》，重申了原由工党提出的“福利国家”方针，使工党无法独占这一光环。
结果，如同钟摆一般，民意又偏向了保守党一侧。在1951年的选举中，保守党虽然在总得票率上以48.0%对48.8%的微弱劣势落败，但在至关重要的下议院议席争夺中却以321席对295席战胜了工党再次上台，丘吉尔因此卷土重来，再度出任首相，这时，他已77岁高龄。在此之前，他曾两次中风，在他第二次担任首相期间，又发生两次中风。他的私人医生曾说，丘吉尔“已丧失了原来的工作能力，自信心也随之而去”。迫于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丘吉尔的第二个首相任期只勉强维持了4年时间。1953年，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再次授予丘吉尔以英国最高勋章（嘉德勋章），授予他贵族地位，称其为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这一次，丘吉尔没有拒绝。这其实也是他在考虑退休的征兆，因为他此前一直不肯受封，免得称呼跟着要变——他极珍视“丘吉尔先生”的名衔。
到了1955年4月，丘吉尔终于以80岁高龄卸下英国首相之职。4月5日中午，丘吉尔主持他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下午4时半，他到白金汉宫正式递交了辞呈。第二天下午5时，丘吉尔永远迁出了唐宁街，“在祝福的欢呼声和叫喊声中，乘车慢慢地离去”。在此前的3月1日，温斯顿·丘吉尔最后一次以联合王国首相的身份发表演讲。他告诉听众，“黑夜终有破晓的时候，公平竞争、友爱世人、尊重正义和自由，终将带领苦难的世代大步迈进，挣脱我们沦落之丑恶世纪，平静、凯旋向前。在这个时候，决不要退缩，决不要颓丧，决不要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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